禹城大战：鲜为人知的中日最后一战

▢陈璞平

一

2021年盛夏，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节目组来到山东禹城，拍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里发生的一场激战。那场战斗打得漂亮，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一举歼灭上千名拒降日军，当地人称之为“禹城大战”。

或许是因为对山东渤海区军史较为熟悉的缘故，市委要求我前去协调专题片的拍摄事宜。对于这个分外任务我是颇有兴趣的。究其原因有二：一则早有将这场鲜为人知的中日之战成书的打算，只是因为政务缠身，迟迟没有动笔；二来我是地地道道的禹城人，宣传家乡，从感情上讲是件很乐意的事情。于是，接到这个任务，我便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驱车赶往禹城。

那段日子，正是三伏天，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我与节目组成员一头扎进省图书馆、档案馆，大海捞针般地查阅当年的原始资料；四处寻找亲历者的后代，聆听他们讲述父辈们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战斗故事；踏遍禹城火车站周边的村庄和田野，不放过任何一处昔日战场的遗址；在京沪铁路两侧一遍遍地拍摄外景，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大雨倾盆，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半个月下来，人晒得黝黑，变得精瘦，也算是体验了一把电视人的辛苦和不易。同时，也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历时1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胜利果实，一方面指挥未被消灭的日寇拒绝向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占领交通沿线节点城镇，继续负隅顽抗；一方面大肆收编土顽杂团，企图再次向我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在冀鲁豫部队、平禹县大队、齐禹县大队的配合下，向日、伪、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禹城大战。

阵地炸开后，特务一团发起进攻

从1945年10月中旬开始，山东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向津浦铁路济南至德县（今德州）的日、伪军发起强大的秋季攻势，拉开禹城大战的序幕。经过2个多月的战斗，歼灭日、伪近2万人。12月8日，平原县城解放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将驻扎在济南的日军第43师团第131联队紧急调至晏城、禹城、德县一线，其中山谷掠二郎大队长率第1大队近千名日军进驻禹城火车站，企图阻止八路军沿津浦线进逼济南，进而打通津浦线，确保国民党军主力运兵东北。

12月27日，禹城大战正式打响。渤海军区主力部队特务第1、2团和警备第6旅第11、12团在中共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军区代司令员袁也烈、警备第6旅旅长肖锋的指挥下，于当夜攻占禹城火车站外围据点禹城县城、齐河晏城火车站。至12月29日，只剩下798名日军凭借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死守禹城火车站。12月30日下午，我军劝降无效，向顽抗的日军发起猛攻。激战1夜，将日军压缩于火车车站票房周边的营房内。31日中午，敌待援不至，遂放弃火车站向济南方向逃窜，结果钻入铁路两侧我军早已布下的伏击圈；激战至深夜，山谷大队长走投无路，被迫率部投降。

禹城大战共歼灭日军1360余人。其中，禹城火车站之战歼敌798人，禹城县城之战歼敌260余人，晏城火车站之战歼敌300余人。成为山东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最后一战，受到了山东军区和陈毅司令员的传令嘉奖。

禹城大战俘获的日军

三

近年来发现的史料表明：禹城大战之后，中国抗日战场再无一次歼灭武装日军千人以上战斗发生。据军史专家考证，至1946年元旦前后，在全国范围内仍有几股日军拒绝投降，企图负隅顽抗，被我八路军、新四军坚决予以歼灭，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苏高邮之战。

高邮南临扬州，北扼两淮，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抗战胜利后有日军混成旅团第90旅团第626大队及伪军7个团驻守，拒绝向新四军缴械。1945年12月19日，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第7、8纵队及苏中军区部队共计15个主力团对高邮发起全面进攻，激战7日，至26日下午解放高邮。此战共歼灭日军1100人、伪军4000余人，将苏皖解放区连成一片，打破了国民党分割华中解放区的企图。

多年来，高邮之战一直被学界认定为中日最后一战。实际上，高邮之战起止时间为1945年12月19日至26日，禹城大战起止时间为1945年12月27日至31日，即高邮之战结束的第二天，禹城大战方才开始，而且两地的作战规模和歼灭日军人数也大致相同，哪一仗在前，哪一仗在后，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时间进入1946年1月，驻守山东博山据点的400多名日军依然拒绝向八路军缴械。1月12日夜，八路军鲁中军区对日军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次日拂晓，残敌突围，向胶济路逃窜，博山解放。此战时间虽晚于禹城大战，但作战规模、参战及歼敌人数均远低于禹城大战，不可相提并论。

1946年1月下旬，日军洼田旅团4000余人据守鲁中地区华丰据点，拒不投降。1月23日，日军向济南方向撤退，被我新四军苏浙军区第1纵队包围，经过谈判，日军全部缴械。因整个过程没有发生战斗，不属于武装缴械，史称“华丰日军受降事件”。

抗战胜利后，山西另有日军6000余人被蒋介石收编，改番号为阎锡山所部第10教导总队，在1948年晋中战役中被我军尽数歼灭。此股日军被歼时间虽晚，但严格讲，已不属于拒降日军，而是国民党军队序列。

综上所述，禹城大战不仅是山东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战，也可称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收官之战”。

我军解放后的禹城火车站

四

禹城大战的意义和作用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彻底消灭了盘踞在中国最后一股据不投降的日本侵略者。1945年12月底，中国抗日战争已经宣告结束4个多月，但是，在山东渤海区抗日根据地之中，仍有上千人日军精锐部队拒绝向八路军投降，我山东渤海军区八路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命令，坚决果断将其一举歼灭，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此战完胜日军，再次雄辩地证明了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抗日的主战场。

二是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牢不可破的战略大后方。抗战期间，津浦铁路沿线为日、伪所占领，铁路西侧是冀鲁豫（冀南）抗日根据地，东侧是冀鲁边（渤海）抗日根据地，两块根据地被分割成两半，对敌斗争多有不便。抗战胜利后，津浦线北段的济南、晏城、禹城、平原、德县等重要节点城镇，只有平原县城于12月8日被我军解放，倘若禹城、德县之敌同时出兵，南北夹击，平原县城将会再次失守，整个津浦线北段则面临被敌占领的危险。禹城火车站是济南国民党北部的重要门户，也是国民党向我渤海、冀南解放区进攻的兵源、物资转移枢纽，战略位置至关重要。禹城大战之后，晏城、禹城同时被解放，平原得以巩固，驻守德县的日军第131联队主力闻风丧胆，于禹城大战结束当日弃城出逃，避开平原、禹城、晏城，从西边高唐县绕回济南，为我渤海军区不久解放德县提供了有利条件。冀南解放区与渤海解放区由此成一片，形成了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战场乃至华北战场稳固的大后方，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争霸中原的企图。抗战胜利后，由于东北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完整的工业体系，立刻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重地。9月中旬，中共中央果断下达“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动员令。至年底，出关部队达到11万之多。蒋介石则迅速集结76个整编师，准备沿平绥、平汉、同蒲、津浦4条铁路运兵北上，其中津浦线是抢占东北的重点路线。因此，蒋介石急调主力向北推进，并命令沿途日、伪军配合作战，企图一举打通全线，与我军争夺东北。为了迟滞蒋军北上，我渤海军区集中主力发动禹城大战，全歼驻守日军，继而攻占济南至德县段，挫败了蒋军打通津浦铁路的阴谋，对于掩护我军主力挺进东北、迟滞蒋军沿铁路北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是取得了我军对驻山东北部日军的实际受降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山东战区分为青岛、济南、德县3个受降点，要求驻守日军不得向当地八路军缴械。其中，青岛受降区因我胶东八路军兵临城下，蒋介石只好邀请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代为受降；济南受降仪式由国民党李延年主持；唯独德县因为禹城大战一举全歼拒降日军，导致驻守日军不战而逃，打乱了蒋介石蚕食我解放区的企图，大长了我军志气。

五是提振了人民军队战胜一切侵略者的大无畏精神。整个抗战期间，一次全歼日军1个大队的战例非常少见。1940年10月28日，日军冈崎大队约500人被八路军8个主力团万余人包围在太行山区关家垴一带，彭德怀、刘伯承、陈赓指挥，激战两天两夜，以伤亡两千人的代价，歼敌400余人，逃走100余人，这便是电视剧《亮剑》中歼灭山崎大队的原型。彭德怀后来将此战与红军时期的赣州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府战役以及朝鲜战争时期的第五次战役并称为其戎马生涯中的四大败仗之一。冈崎大队不过是临时拼凑且不满编的大队，尚且如此难打，禹城大战我军以4个主力团一举全歼日军精锐部队“弹部队”山谷大队上千人的战绩，足以展示我渤海铁军的神威和勇猛，为我人民军队在此后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树立了必胜的信念，印证了毛泽东主席的那句名言：“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东抗战自1937年10月1日德县保卫战始，至1945年12月31日禹城大战止，整整8年零3个月的时间，在这片人杰地灵、英雄辈出的热土上，涌现出无数感人至深的抗战人物和故事。那一个个被日寇烧杀抢掠的村庄、一次次腥风血雨的“扫荡”、一回回与敌拼死的抗争、一位位慷慨就义的志士，无不昭示我们：只有这样的土地、这样的人民，才能发生这样的感人故事、创造这样的人间奇迹，而禹城大战不过是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中一个小小的缩影。

五

2021年金秋时节，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专题片《揭秘禹城大战》，随后我便转入对禹城大战的文学创作之中。时值新冠疫情肆虐，每日除去核酸检测，便是封闭在家，查阅史料，两年时间，足不出户，奋笔疾书，居然洋洋洒洒写出这部约有5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最后一战》，与禹城大战可谓结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缘。

那段时间，我时常徘徊在徒骇河畔，面对滚滚波涛，心中也曾生出许多迷茫。太多太多的原始资料和奇闻轶事堆积在面前，以至于有些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取舍，从何下笔。我苦苦思考，这部作品究竟应该写什么？是徒骇河畔的市井人文、轶事趣闻？还是日寇的惨无人道、滔天罪行？抑或是鲁北军民的不屈不挠、奋起抗争？直到偶然读到当年日军第131联队山谷大队副官近藤宏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重庆攻击队》，方才真正坚定了写作的重点和方向。

近藤宏在书中回顾了当年日军山谷大队兵败禹城之后，这样写道：“经过漫长的岁月，大东亚战争也大多埋没在过去，即将被人遗忘，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陈家庄的村子里勇敢地发起冲锋，然后又勇敢地牺牲的小林小队，以及在铁路周边壮烈殉国的将士们。在中国的山野中，还有许多英灵至今不能回到日本，也不能安息。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各地，像禹城战役那样悲惨地结束的许多战友和同胞，不能让他们无缘于中国的山野，战后37年这种想法至今历历在目。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用自己的手来祭奠死去的战友，这也是所有活着的战友的迫切愿望。”

读着这段赤裸裸、血淋淋、咬牙切齿、阴魂不散、通篇散发着军国主义腐臭的字句，我突然明白，我究竟应该写什么。侵略者在时时刻刻提醒他们的后人牢记那场远逝的侵略战争，我们又怎能轻易将它抹杀和遗忘？

2023年8月，当《最后一战》正式出版发行之时，我再次来到徒骇河畔，站在当年鲁西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遗址，眺望滚滚东去的河水，心中生出无限感慨：历史就如同这波涛汹涌的大河，经历了多次暴风骤雨，惊涛骇浪，却没有留下任何自己的痕迹，只为了向前，向前，永不停歇，奔腾向前！

面对滚滚洪流，我豁然开朗：我们无法改变历史，能做的就是忠实地记录历史，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鉴往知来，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谨以此书敬献给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浴血杀敌的鲁西北人民。

（本文系作者著《最后一战》前言，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