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临邑县城郊的糖坊村成为中共临邑县委的诞生地，该村也是建立村党支部较早的村庄之一。村里涌现出一批抗日英雄，其中就有宋光臣、宋晶亭叔侄俩。

宋光臣以老师身份作掩护，宣传抗日，发展党员，组织武装

宋光臣，1915年生人，1935年考入临邑师范学校，毕业后回本村教学。1938年秋去乐陵八路军军政训练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糖坊村最早的党员。在乐陵结业后，他仍回本村学校任教，以教师身份做掩护，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他办夜校，对青年学员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并将其中的积极分子如宋光华、宋光伦、蔡积玉等人发展为党员，成为本村的抗日骨干力量。

1939年1月，中共鲁北七县(临邑、济阳、商河、齐河、德平、平原、禹城)工委在糖坊村成立，马冲任书记，张继孟任组织部部长，张树铭任宣传部部长，宋光臣任民运部部长，尚精诚、李湘贤为委员。

1939年7月初，县工委决定，夺取临邑城东门伪军的武器，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以此纪念卢沟桥事变两周年。当时，守卫临邑城东门的伪军有一个班，住在东门路南一个大门洞子里。宋光臣和尚精诚商议，先派人对敌情进行了详细侦察，再制定方案。当时仅宋光臣有一支手枪，来校联络工作的一位地下党又送来了一支匣枪。宋光臣又把会使用武器的尚精贵（尚精诚三哥）找来，说明缘由后，尚精贵欣然接受并叫来好友蔡积玉，两人对东门敌情又进行了一番侦察。

7月7日一早，尚精贵与刘来魁、蔡德礼3人头戴草帽，农民打扮，趁清早伪军刚打开城门，只有一个伪军上班之际，突然上前将站岗的伪军抓了起来，用毛巾堵上嘴，再用绳子捆起来，让蔡德礼看守，尚精贵和刘来魁两人迅速闯进伪军住所，两人手持匣枪，对正在熟睡的伪军大喊一声：“不准动！”借伪军懵懂慌乱之际，尚精贵大步上前迅速将敌人挂在墙上的枪支摘下来，捆在一起，然后才勒令他们穿上衣服。至此，一枪未发，就俘获了东门岗哨伪军11人，得长枪8支，弹药一宗。

从此，临邑人民有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到了月末，队伍由10余人迅速发展到70多人。冀鲁边区机关特派员马英奇来到临邑，将这支队伍命名为“抗日环城大队”。一个多月后，环城大队壮大到300多人，被编为鲁北抗日支队临邑县第一大队。9月，该队两个连被编入正规部队，随萧华将军开往鲁西抗日前线。

后来，宋光臣同其他地下党人又精心策划了多起袭击日伪军的战斗，敌人对宋光臣恨之入骨，多次到糖坊村抓捕未果。1942年初，日伪军再次突袭糖坊村，宋光臣伤重不治牺牲，年仅27岁。

宋晶亭成立“红孩子队”，搞募捐，站岗放哨做联络

宋晶亭(1925.1-2009.12)，又名宋吉明，在叔父宋光臣的引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4岁被特批为预备党员，18岁转正。

宋晶亭

1939年1月，处于临邑县城郊区的糖坊村虽然群众基础较好，但距县城近，又处在敌人据点控制之下，很不安全。为确保各项抗日工作的顺利开展，县委决定成立“红孩子队”，并指派已被吸收为预备党员的宋晶亭为“红孩子队”队长。队员有本村的宋光伦、宋光仁、宋吉震、蔡德温、蔡德礼，后又扩大到邻村小许家庄和小刘家庄的许本利、许本怀、刘振河等人，队员年龄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不足十岁。他们在宋晶亭的带领下，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一项又一项光荣任务。

唱抗日歌曲。每到晚上，大人们收了工，敌人在城里也不再出来，宋晶亭就组织“红孩子”们高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日本鬼子兵，残暴真凶恶》等抗日歌曲。村里个别胆小的大人对宋晶亭他们说：“你们这样唱，叫皇军听到是要杀头的！”但宋晶亭和队员们毫不理会，并且越唱越有劲。阵阵歌声如战斗号角，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经常出现大人和“红孩子”一起唱歌的感人场景。

搞募捐。那时，县工委没有经费来源，即使几位主要领导的吃穿，也是全靠自己家中接济解决。同志们在经济上不分彼此，走到谁家就在谁家吃饭。为此，县工委指示宋晶亭的“红孩子队”开展募捐，来弥补抗日经费的不足。宋晶亭他们先是制定募捐口号：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接着直奔在村里既有威望又支持抗日，人和蔼，且家庭较富裕的宋长亮爷爷家里。宋爷爷笑着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也干起打鬼子的事了，好！”说完,痛快地捐出一些钱。这下可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接着又找到宋长青、蔡润、秦传正、马珍、张宝珊五位爷爷和蔡长录等人募捐，都得到了支持。

做联络。在敌强我弱、日伪军猖獗的抗战初期，县工委几个主要领导为防不测，分别住在糖坊、张仙白和贾家庄三个村。他们之间的联络任务常常由宋晶亭的“红孩子队”来完成。宋晶亭他们在常以走亲戚或割草为名做掩护，把信藏在草帽或草筐里。有时是送口信。为了不引人注意，来回路线也没有规律。即使这样，也得十分小心谨慎。

有一次，宋晶亭去给住在张仙白村的县委领导送信，到了张仙白村后，听说杀人不眨眼的匪团“杨二团”的人去了他刚路过的路家庙村，县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把宋晶亭送到村口，并一再嘱咐一定要从邱许二庄、小杨家村绕道回糖坊村。因为在这之前，县委委员李湘贤和他带去的一名小学生就是被“杨二团”的人抓住活埋的。

站岗、放哨、发传单。糖坊村是敌占区，离城又近，三五成群的日伪军几乎天天、甚至一天几次进村骚扰，又是抓鸡，又是要钱粮，又是搜八路。宋晶亭和“红孩子队”不敢明着站岗放哨，就在村旁设暗岗哨，密切监视城里出来的日伪军动向，一旦有情况，立即向县委报告，就是村里那几个不稳定分子出村，县委也能及时掌握。

为了动员人民、瓦解敌人，县委领导刻印了不少传单。这些传单除了县委领导们借机散发外，其余的就都交给了宋晶亭的“红孩子队”。他们要么把传单夹在黄表纸里，要么放进馒头篮子里，趁敌人不注意带进城里，在城东街及北城海子周围散发。

“红孩子队”队员后来大都成了抗日骨干

1940年4月2日，由于坏人告密，宋晶亭家被抄，其父被捕坐牢，他得以脱身逃到阳信避难。至此，“红孩子队”的活动停止。后来，“红孩子队”的成员大都入了党，当了干部，其中，宋吉震成长为空军某部团级干部。

1942年，宋晶亭被组织派往乐陵军政干校学习，后跟随萧华部队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杭州市粮食局人事科长、杭州市酒厂党委书记、杭州市油脂公司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