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砺忠诚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以无限忠诚为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人们！
第五章 挥斥博弈忙
牟宜之的“乐陵传奇”
暮春时节的东京流动着浓郁的感性的美。热血青年牟宜之徜徉在漫天樱花雨中，渐渐消融着心底的哀愁。1932年10月，他在家乡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著名的“日照暴动”，一夜之间上了国民党的通缉令，东躲西藏，无奈之下，在其姨夫、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提议下，于1933年初以求学为名东渡日本，来到这个令他迷惑不解且痛恨不已的国度。或许富于异国情调的风物唤起了诗人蛰伏的浪漫情愫，胸次充斥的沉沦之气被轻歌曼吟取而代之，一场不合时宜的恋情在他与房东小姐枝子间发生了。那是一段散发着迷人气息的时光，虽不及其后所经历的金戈铁马的岁月，用记忆的锤子一敲铿锵作响，却是他一生不可碰触的“苦涩的温柔”。他与枝子携手同游的画面，被他淡墨浅描进了诗中：
东瀛居处亦清廖，水竹萦回远市嚣。
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
柔情莫把仇雠忘，清酒且将块垒浇。
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
难割难舍的儿女情长终不敌国恨家仇，1935年秋，伫立船头回首频望中的牟宜之，心海卷起的浪涛并不比太平洋的潮头小多少。牟宜之与枝子姑娘的炽烈的爱，硬生生被他掐灭了，因为他依据时局判定中日之间迟早要有一场大战，国已成仇，焉论个人？日后当牟宜之奔波在抗日战场上，面对来自昔日恋人国家的凶残的寇仇，盘绕其心头的到底是先见之明的快意，还是无人会意的自伤呢？
“七七事变”后，牟宜之被以身许国的豪情炙烤得寝食难安，他思谋着怎样才能在山东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思来想去，决定借重姨夫丁惟汾的威望去找沈鸿烈讨个“名分”。他先找到了丁惟汾昔年同盟会的老友张鸿烈，张鸿烈在山东政坛资望渊深，爽快地将这位青年才俊推荐给了沈鸿烈。沈鸿烈随即委任他为乐陵县县长，又勉励了一些此才可堪大任之类的话，除发给路费外，又特赠200元以示亲好之意。
牟宜之从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曹县出发，一路北来，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兵荒马乱的年月，“在路上”是最不太平的代名词。他先是带着一名叫杨嘉民的随从同行，半路上又“捡”到一个叫王亦山的年轻人。当时王亦山还是个学生，在家赌博输了钱，急着借钱翻本，碰巧叫牟宜之遇见，就对他说：“现在这么多事需要做，还弄那个干啥？走，你跟我走。”王亦山一问，原来牟宜之是去乐陵当县长的，就跟着牟宜之上了路。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神奇，王亦山跟随牟宜之到乐陵后，做了县政府秘书，继牟宜之之后任乐陵民主政府县长，由此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他们进入临邑县境后，遭到了当地号称“抗日第一军”的土匪王月舟部的绑架，全部财物被掳掠一空。
牟宜之身处虎穴，自知凶多吉少，反倒更加镇静了。他说：“王司令既然打出了‘抗日第一军’的旗号，那么咱就是一家人了。我是省政府委派到乐陵组织抗日武装的县长，身负协调各部抗日武装的重要职责，来日还得请王司令鼎力相助才是！”
王月舟被牟宜之的口气震慑住了，有点磕巴地问：“你真是沈鸿烈主席委任的乐陵县县长吗？”
牟宜之哈哈一笑：“如假包换。”
王月舟赶忙一拱手：“误会！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啦！”
牟宜之说：“蒋委员长号召咱们，普天之下凡是抗日民众皆应精诚团结，王司令揭竿而起，鄙人深感敬佩啊!”
王月舟说：“哪里哪里！”
气氛缓和下来，宾主热络地攀谈起来。王月舟便说到早年曾在日照籍团长牟之敬手下当过兵，而牟之敬恰是牟宜之的本家堂兄。这样一来，王月舟更加客气，以上宾之礼款待三人。酒足饭饱，热炕伺候，可牟宜之就是睡不着，天蒙蒙亮，留下一封劝勉信，悄悄推出自行车，飞驰而去。这才算彻底脱离了险境。多年之后，牟宜之为少年儿童写过一本叫《八斤鞋》的抗日故事，开篇即是《匪窟历险记》，讲述的就是这段往事。
牟宜之三人自顾自地骑着，不知不觉进入了一片漫无边际的枣树林，不用问已经到乐陵了。
牟宜之主政乐陵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的产物，但也造就了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观：由于牟宜之倾心支持抗日事业，尽一切可能为三十一支队的生存发展提供条件，他虽是作为国民党的县长上任的，但共产党方面后来也承认他为己方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今天乐陵的中共党史资料显示：1938年这一年的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由共产党任命的张岫石与由国民党任命的牟宜之并列。其实早年的牟宜之受山东省委负责人丁君羊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1925年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世事蹭蹬，这个激进的年轻人一直徘徊于共产主义门外，未能解决党员身份问题。从这种经历出发理解牟宜之在乐陵的所作所为，便能切中肯綮、游刃有余了。
“这个空降而来的国民党县长，下车伊始，其建政路数根本就不是国民党的那一套，而是一切效仿八路军，白皮红心。这让沈鸿烈、刘景良大吃一惊，也让三十一支队喜出望外。”清秋子所著《国士——牟宜之传》中，用略带调侃的语调描述了牟宜之主政乐陵的“政绩”。
牟宜之到乐陵之初，面对的大环境称为“乱世”一点不为过。他在1942年9月于延安写的《牟宜之详细履略及反省检讨》中对此做过这样的描述：“这时冀鲁边区的区情形势特别混乱，敌人过了两三次，国民党逃跑了，汉奸政权虽经敌人建立过两次，但寿命都不长。司令如毛，土匪遍地，到处无粮欠款。更可笑的，还出了皇帝，坐了朝廷，建立了‘后宋’国号。”
乐陵的局面如抽丝剥茧般渐渐打开。这位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县长施展雷霆手段，一身兼理立法、司法、行政，处理日常事务，又三下五除二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县公安大队，维护地方治安。周贯五在《艰苦奋战的冀鲁边》中归纳了牟宜之的作为，应该说很是精当：大刀阔斧革除弊政，颁布新的抗日施政方案；合理调整捐税；尽可能地筹集抗日军需物资；抑制豪门势力，明断刑事诉讼；大力维护地方治安。
本县旧政府有个叫周圣云的捕班老总，借助职权，横行一方，动辄今天敲诈张家，明天勒索李家，如果遇到没眼色的人家，就指派人将其逮捕入牢，好好修理一顿。要是碰上穷人状告地主、官僚，被告只要给他包上几百块钱，官司马上了结，原告当天晚上不是掉脑袋，就是被淹死在河里。当地百姓畏之如虎。他还曾强迫一个不到20岁的农村姑娘嫁给他，不到一年，就把她折磨死了。牟宜之访查到实情后，立即将这个不可一世的恶霸抓捕，交给群众痛打一顿，然后亲自用冲锋枪将其处决。半个乐陵城放鞭炮庆祝。
牟宜之又听说本县茨头堡有一伙70多人的土匪为非作歹，就亲自带着公安大队前去围剿。为了节省弹药，他让公安大队在空汽油桶里放鞭炮，这动静犹如枪声大作，土匪一听吓得四散奔逃，匪首落网，被押至南门杀头示众。
在赋税调整上，他下令取消了在乐陵延续存在了近两千年的“红税”，也就是“枣税”。乐陵金丝小枣驰名中外，历朝历代都把它视为盘剥百姓的“钱袋子”，对小枣的生产和销售额外加收附加税，全国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乐陵百姓叫苦不迭，又不得不习以为常。由此却又催生了一批独霸市场的“枣霸”，掌控着红枣的价格，狠狠掐住了枣农的脖子。牟宜之下令取消“红税”，一下抓捕了十几个“枣霸”，彻底整肃了红枣市场。
牟宜之的这些动作对于沈鸿烈和刘景良来说尚可忍受，但对他不遗余力地帮八路军筹措军需这点，便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有个乐陵的大财主贩卖毒品，被县政府判处死刑。他的家人十万火急地从天津赶到乐陵，给牟宜之递上一个“星夜飞呈牟县长”的口袋，内装几万大洋，哀求刀下留人。牟宜之说：“钱是你们赚取人民的不义之财，我留下来，支持民众抗日，人是要杀的，谁也休想买通我饶他一命！”随即斥退来人，将那财主处决了。还有一次，牟宜之把十里八乡那些民愤较大、劣迹斑斑的恶霸豪强，以县长请客之名邀请到县政府。众人刚刚落座，他断喝一声，冲出几十名公安大队的警察将这些人摁住，捆个结实，然后一一条列其罪状，押赴刑场枭首。有人家赶紧找到牟宜之打点，送上金条银圆，他照单全收，命却不饶。这些来路不正的钱财都被牟宜之别开生面地用到了正路上，给了八路军做军需。对八路军日常的军粮供应，牟宜之更是一点不含糊，征收上来的赋税按照当初刘景良与三十一支队达成的协议，应该解送鲁北保安队，却直接进了三十一支队的营房。
牟宜之跟三十一支队的关系开始并不融洽。三十一支队认为，牟宜之是三十一支队跟刘景良签署的“城下之盟”的产物，必是刘景良的心腹，所以处处提防，甚至故意掣肘，意在使其知趣而返。
牟宜之刚组建县政府时，找到乐陵西关人史竹圃担任公安局局长，带领二十几人的公安大队。而此时驻守乐陵的是三十一支队二路军姜清海大队，邢仁甫、范普权等率支队司令部已经移驻旧县镇。史竹圃是姜清海读小学时的老师。但姜清海对自己的老师一点不留情面，见他跟国民党的县长走得近乎，就找了个岔子，下了公安大队的枪。史竹圃找姜清海理论，学生来个闭门不见，气得史竹圃骂他“竖子不可教矣”，姜清海躲在营房里跷着二郎腿，哗啦哗啦地拆卸着手枪零件玩。
牟宜之知道后，快马跑到旧县镇面见邢仁甫等人，说道：“我牟某人是抗日县长，而非一党一派之县长，谁想赶也赶不走；乐陵县政府不会遵从国民党政府错误的政令，税款税粮均用于抗日部队。”
邢仁甫没想到牟宜之如此剖肝沥胆，深为感动：“只要牟县长真心支持抗日，我们三十一支队绝不会为难你。”
牟宜之就把公安大队被姜清海缴了枪的事说了一遍。
邢仁甫说：“我现在就下令把姜清海这个浑小子调出乐陵城，简直是乱弹琴。”
牟宜之连声称谢。
代替姜清海驻防的是杜步舟的三路军。他刚刚把部队指挥部设置在县城北关路东的盐店里，史竹圃就气哼哼地找上门来。史竹圃跟杜步舟早就相识，他在乐陵第一高级小学教书时，杜步舟经常找他打篮球，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而且杜步舟也知道史竹圃是乐陵早期的地下党。
史竹圃张口就讨要枪支。
杜步舟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个烧鸡大窝脖：“老史啊，冤有头，债有主，你跟我要枪，这是哪一出啊？”
史竹圃嚷嚷道：“好你个老杜啊，油腔滑调，你倒会唱黑脸了！”
杜步舟继续抢白他：“你被自己的学生下了枪，还好意思说，知道丢人值几个大钱吗？”
史竹圃脸一红：“姜清海这个小子甭张狂，这可是欺师灭祖啊，咱乐陵人最见不得的大逆不道就是这事了，看他以后还怎么在人前抬头！”
杜步舟说：“人家姜清海是见你跟在县长屁股后边，生你气了。”
史竹圃说：“老杜啊，这个牟县长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真心抗日的。”
杜步舟敛起刚才的嬉皮笑脸，一本正经地说：“嗯，支队领导已经告诉我了，叫我大力支持你。”
史竹圃上去捶了他一拳：“我还以为你想跟我玩真的呢！你这个‘杜猴子’！”
杜步舟当天就拨给史竹圃30条步枪，叫他扩建了公安队，并派去几个人协助牟宜之工作。
牟宜之早就听说过杜步舟这个人，投桃报李，他自掏腰包，请人打了70多把大刀送给了杜步舟，并说：“美玉赠佳人，宝刀赠壮士，希望你们举起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把这些人类的残渣余孽统统消灭干净！”
牟宜之反常的做派叫刘景良看不懂。当刘景良再次对三十一支队兴师问罪时，牟宜之竟带着县政府人员和武装协助守城，对抗起他的保安队来了。刘景良开始以为他是为三十一支队胁迫，不得已而为之，还不断去信拉拢，但牟宜之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他越琢磨越不对劲，才知道牟宜之已经“倒进了共党的怀抱”，便向沈鸿烈做了汇报。沈鸿烈碍于丁惟汾的面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隐忍不发，总账等着秋后算。
永兴支队和津浦支队进驻冀鲁边区后，形势迅速扭转。刘景良更加坐不住，1938年9月，他以协商抗日大计为名，派了一支小分队请牟宜之到惠民一见。牟宜之虽然知道刘景良反复无常，对自己的“资共”极为不满，但考虑到自己名义上还是刘景良的下属，刘也干了一些抗日的事情，也确实想进一步说服刘景良一心抗日，不要与兄弟的抗日武装为敌，便轻车简从地跟着他们前往惠民。
冀鲁边军政委员会获悉此情况后，认为这是刘景良耍的花招，是变相劫持牟宜之，此去恐怕有去无回，对乐陵刚刚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形势极为不利，遂做出决定，派李宽和、曾国华速速带队营救。
两人率骑兵狂奔追赶，终于于中途拦截住刘景良派来的这支小分队。小分队领头的副官见状勒住马头，问道：“二位长官带兵追赶友军，想干什么？”
李宽和说：“我们奉军政委员会之命，想请牟县长回去，有要事相商。”
副官说：“牟县长是刘司令委派的县长，县长要回惠民跟刘司令协商抗日之事，也是耽搁不得的。”
这时牟宜之纵马上前，跟李、曾二人打过招呼：“不知军政委员会有何要事相商？”
曾国华说：“马国瑞同志说此事非面陈不能说清，还是请牟县长先回去再说吧！”
牟宜之见李宽和冲他使了一个眼色，猛然间也意识到自己这个决定的鲁莽了，顺势说道：“好吧，刘司令那里就等几天再去吧。”
那副官急了眼：“牟县长这可不行，兄弟奉刘司令之命前来恭请，要是牟县长不去，怎么向刘长官交代？”
李宽和说：“牟县长留下有急事处理，刘司令那里可以稍缓再议。”
牟宜之说：“那就请你代我向刘司令说明一声吧。”
说着提马向前一跃，跑进李、曾的队伍中，被骑兵们裹挟着卷起一阵尘土，嗒嗒嗒地奔回了乐陵城。
事后，牟宜之专程赶到军政委员会致谢，表示日后定要为边区抗战加倍效力。为防不测，军政委员会特意为牟宜之加派了保卫力量。
在今天乐陵市差不多中心位置有一处肃穆幽静的红墙大院，正是当年牟宜之当县长时的县政府所在地——文庙。乐陵文庙已有600多年历史，乃明洪武年间所建。古代各州县均有“学宫”，为官办的地方学校，每座学宫又必有一座孔庙，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学宫与孔庙合而为一称为“文庙”。乐陵文庙在2007年经过一次重修，庙堂辉煌，松柏森森，气势轩伟。牟宜之办公的东侧花厅前花木扶疏，几株矫然入云的侧柏上鸟雀欢悦。漫步其间，依稀可以想见彼时牟公谈笑间整肃县政之情形。时光流转，乐陵人未曾忘记“老县长”牟宜之，在离县城不远修建的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里，专门安置了一尊牟宜之的雕像，供人缅怀。
对于乐陵人来说，牟宜之是个说不尽的传奇，围绕着牟宜之似乎总有说不尽的故事，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述说时眼里都闪耀着骄傲之色；有点夸张地说，你在今天乐陵市的街头随便拉住一位上年纪的人，他都能跟你唠上几句关于牟宜之的话题。
而接下来，踏上这片摇曳着金丝小枣华彩之地的萧华，同样是一个让冀鲁边人说不尽的传奇。那么，两个传奇人物相遇在同一个历史节点上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