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英：一生奉献宛如歌

我的母亲郑秀英经历了一个苦水里长大的童年。在她两三岁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我的姥爷带着姥姥和她逃荒来到东北，没想到东北亦是战火纷飞，本是想一家人躲去过平安的日子，却让我的母亲饱受了更多痛苦。

抵达长春火车站，姥爷带着我母亲与姥姥失散了，我母亲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里再也没能享受到亲娘的爱抚和教育。苦难，也使得母亲历练出坚韧不拔的性格和意志力，从而为她16岁时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姥爷在东北铁路当工人，生活倒还过得去。兵荒马乱，寻找姥姥希望渺茫，有人给姥爷介绍了一个东北当地女子，从此母亲有了后妈。

当时长春是伪满洲国皇宫所在地，中国人被迫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和欺压。母亲不愿意受日本人欺凌，请求姥爷让她返回宁津老家和爷爷一起生活。我母亲回到老家后，与我姥爷也失去了联系。直到1965年，我母亲才与我姥爷联系上，那是后话。

母亲跟着年迈的爷爷在宁津县老家生活了三四年。那时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脚不缠，发不盘，剪了短发搞宣传;当女兵，翻大山，跟着队伍上延安。”1947年，得知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在庆云县招兵的消息，还不到16岁的母亲怀着抗战救国、保卫家乡的赤子之心，毅然决然地离开家乡，从此踏上了艰苦革命的人生历程。

母亲曾经对我讲过：在庆云参加新兵训练时，每个人的日用品就是个洋铁缸子，刷牙、洗脸、喝水、吃饭全用这一个。训练时期生活虽然艰难，但在早已过惯了苦日子的母亲，看来却是乐趣无穷。吃饭的时候各班都要集合，排着整齐的队，高唱抗日战歌；有值日生拿小铁皮菜盆子打来一点菜汤和混合米，放在中间，大家便以班为单位，围坐在饭菜周围；当听到开饭的哨音后，战士们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母亲肩膀处有一块比巴掌还大的伤疤。我曾问她：是不是行军打仗时负的伤？母亲说：1948年8月上旬澄城战役时，我军向澄城以北的敌整编第36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于第二天黄昏将敌大部歼灭，并乘胜向敌另两个师发起追击。战斗结束后，伤病员很多，担架员不够用，母亲就和卫生队的几名女兵一起加入了抬伤员的队伍。为争取时间，她们把担架扛在肩膀上跑。母亲的肩膀被担架磨破了，她当时也没在意。盛夏时节，汗水流到伤口上，杀得她直咧嘴。因为缺少医药，她们都把药物用在了伤员身上，自己却舍不得用，伤口被感染了，整个夏天不停地在化脓。每天脱衣服时，都能粘下一片片腐烂的皮和脓液。一直到了秋天天气凉了，伤口才慢慢愈合，却留下了终生难以消除的疤痕。

那时候部队干部结婚要符合“285团”的规定，即年满28岁，还要参军5年以上的团级干部。当时符合这些条件的都是为革命耽误了成家的老红军、老八路，部队的女同志很少，领导便给母亲介绍了我的父亲谭俭生。

谭俭生、郑秀英夫妇与大女儿谭海丽合影

我的父亲谭俭生，1914年11月出生，湖南茶陵人，1930年参加红军，红军和抗战时期历任红6军团供给部组织干事、八路军第359旅副营长、南下支队第2大队营长，参加了长征、南泥湾大生产、南下北返、中原突围和赴山东扩军。1947年后，他历任渤海军区教导旅第1团副团长、独6旅第16团副团长、步兵第6师副参谋长。那一年父亲已经34岁，母亲反对说：“我刚开始革命工作，反动派还没有赶走，我不想结婚。”可是，不久母亲却接受了组织交给的“特别任务”，和我的父亲结婚了，这中间母亲的心路历程谁也不清楚，她也从来没有对我们细讲过那些事情。有一年播放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母亲看完后感慨地说：“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啊！”

1949年底，部队奉命进军新疆，闯过终年大风的安西，越过甘新边境的星星峡，翻越千里无人烟的荒漠。母亲在途中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气候恶劣，母亲跟着几个带着孩子的战友坐在大卡车上艰难前行。卡车车厢没有遮挡，寒风刺骨，她们怕冻着孩子，用全部的衣物把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紧紧地搂在怀里。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她们赶紧给孩子喂奶，一个战友却发现因为把孩子捂得太严，孩子已经窒息而亡。母亲没有奶水，孩子只能凑合着喂点糊糊之类。凛冽的寒风下，大人们都要抗不住了，更何况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大哥发烧了，却没有药物救治，母亲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第一个孩子夭折了。

1952年冬天，母亲接到调令，从新疆前往信阳军委第五步兵学校学习，再次带着两岁的大姐开始由西向东出疆的长途跋涉。因为是冬季出行，西北地区气候恶劣，遇到冰雪路段，汽车即使车轮上带有防滑链，行走起来也非常困难。那时我们国家自己还不能制造汽车，乘坐的是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美制大卡车，到处漏风，非常寒冷，在卡车上颠簸了近1个月才到达兰州的新疆办事处。当时母亲正怀着我，由于路上颠簸得太厉害，导致早产，在兰州陆军医院生下了我。抱着“把新疆建成花繁果茂、林荫遍地”的美好愿望，她为我取名“谭果林”。

来源：宁津县文化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