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辈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是所有人的心思都很纯粹，接受的教育就是给国家做贡献，没有什么当大官、发大财这种的想法，就想着为党和国家做点什么。”在谈及当年入党的理由时，已经年近80岁的李玉兰老人笑着说。

李玉兰，女，1947年生，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村民兵连长、妇女队长、指导员等职位，20世纪80年代后搬迁至德州市德城区，如今在德城区常住。平时参与社区卫生工作维护和其他志愿服务。在被问到能不能接受采访时，老人只是笑笑，说：“本来没什么必要，咱就是个小老百姓，多亏了党跟国家记挂，给了我这个奖章，如果说把我报道出去，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应该（为国家做贡献），那也行。”

老人的家住得偏远，在一个充满了叫卖声、早餐铺小巷子口，笔者一行人远远就看见老人站在小区门口等候的身影。老人头发只有些花白，脊梁还是笔直的，她如今独自住在小区的四楼，每日走楼梯上下楼，身体很是硬朗。见到笔者，老人显得很兴奋，才坐下没多久，就打开了话匣子。

苦难练就坚定的党员意识

李玉兰说，自己是家中的长女，身后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在那个物质条件并不充裕的年岁，吃饭穿衣成了每个家庭都要发愁的重担。

“家中六七口人，分到的粮食也是稀粥，还要分到三顿去吃，一个人才能分到多少呢，给家里老人、父亲舀上一碗，剩下的几个孩子把剩下的掺了水，一起也就当饭吃了。”

人吃不饱饭，更遑论牲畜。李玉兰老人回忆：“当时人没得吃，牛饿死的也不少，地没有牛去耕，就要人来推爬犁，男的人手不够，女的就得上。”

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提起入党，为人民和国家做事，李玉兰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人家都说入党有什么好处，党员要什么好处？你就奉献就是了。”面对政府发放的救济品、救济粮，她也常常帮助村中更贫苦的家庭先拿，自己家后拿，碰到有人家实在是救济粮不够用，她有时也会分出一些自家的救济粮。李玉兰认为，这都是党员应该做的。“那时候条件确实是不行，看到邻居吃不饱饭也想去帮帮人家，但是自己家也不富裕，只能说有救济粮先让人家拿，算是做点小贡献。”

李玉兰说，她直到十几岁才接受教育。在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还盘踞在广大农民的心中，在她弟弟上了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在国家的扫盲政策和当地政府组织等一系列宣传下，李玉兰才开始接受教育。

“国家要求读书上学，但是家里的孩子也得有人看呀。我把这个情况告诉老师，老师说可以带着小孩去上学，所以就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去上学。平常上课认真听，下了课，就出来哄着孩子玩，作业是没时间在学校写的，回了家也实在是没有时间，你还要去摘野菜，给家里人准备饭吃。”在那样的条件下，李玉兰一共只上了三年的学，在那之后就去大队上干活赚工分。

在聊天中，她对曾经担任民兵的经历很是自豪，李玉兰老人回忆起当年，脸上是遮不住的笑意。“从前十来岁，心里头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家军队去观测或者记录数据什么的，我们民兵的也站在旁边记着；人家打靶子，我也扛着枪跟着练，打过的子弹那都没有数了。当时跟着的部队主要是雷达兵，操作仪器什么的，我自己也想进步，就跟着人家学，怎么看那些仪器什么的。后来做妇女队长，拉着一帮小姐妹整天训练，来回地跑，也挺有意思”。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她选择记住的是为国家做贡献的自己，而不是自己在艰苦中的付出。

对于李玉兰老人来说，在当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似乎不是一件可以被拿来质疑和讨论的事情，“有这个机会，那我就立马加入了。没有什么理由，说要发财要做干部为自己谋私利的这种的，再加上当时条件也不好，国家也才解放没多久，社会也不算平安，当时的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真的要去为人民做事的，出发点就是很淳朴的。我们当时的老党员们老前辈们要去开会，连一间能用的办公室都没有，只能去高粱地里开会。当时每天都热血沸腾的，经常天都黑了才回家，我的父亲就在家门口抽着烟等我，老大的姑娘，他担心啊。当时虽然挺不容易的，但是满脑子想的都是给党给政府做点啥”。

回归家庭：得成为一个表率

举家搬迁到德城区后，李玉兰由于年龄原因，没能参与分配工作，再加上家中的三个子女尚未完全成年独立，李玉兰于是选择了回归家庭，和当时的广大妇女一样，成为一名家庭妇女。

在被问到有没有想过出去找个工作时，老人说：“他们去赚钱养家，家里总得有照顾孩子的人，为社会服务跟给家庭服务都是一样的”。老人抚养大了家中的两儿一女，孙女、外甥女儿也时常帮忙照看，如今已经全部成人，孙女也入了党。

老人自从搬来了德城区后，便一直没有长期的工作，自从老伴去世后，老人便在独自生活。“生活费儿女们看着想给了就给一点，不愿意给就算，我还不想管子女们要，我一个人生活得也挺好，帮着社区啥的干点活，也能有点收入。”

回归家庭，街坊邻里也少不得出些什么矛盾，“你是个党员，干啥事必须得顾全大局。”老人提及了一件小事，在李玉兰居住的小区里，也有一个人和老人同名，有一次发工资，会计把本应该属于另一个人的钱汇到老人的账户上，工作人员当然是赶紧联系李玉兰老人，争取把钱转回来。“当时来了好些领导给我做思想工作，怕我把钱自己就留下来了。那我当然是不会这么干，但是我不能立刻答应，我说，等这个月工资发下来，是我的我就要，不是我的那我一分钱不少，全退回来。”老人的庄重，也让她赢得了左邻右舍的尊敬。

发挥余热：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这些年来，老人生过几场大病，患过癌症，当地街道、市里的政府相关的领导们送来慰问，老人对此很是感激。

“从前那个小院还要脏，东西垃圾乱放，路上几乎都没法走人了。当时过路的都得绕远一点走，住在附近的都要装纱窗的，要不然路上的虫子往住户家里飞。我就过去帮着收拾收拾，收拾干净了，到现在也还规规矩矩的，谁看了也得夸一夸。”李玉兰说。

除了日常帮助清理小区及周边的环境外，疫情期间，李玉兰还志愿在小区的门口值班。早一些时候是没有补贴和补偿的，老人就穿着防护服坐在小区门口值班，天冷天热也去，长此以往，据老人说：“小区里的人经过大门口跟我打招呼，我都认不全他们，但是他们认识我。”疫情期间整整三年，老人每天都在参与防疫工作，帮忙拍照登记等，一天不落。

这么久的志愿工作也让李玉兰对小区的单元、住户情况了如指掌，每当领导层有查人口的工作人员来时，总会来询问老人，而她每次都能及时的报出准确的人数。

老人还自掏腰包捐钱给当地小区的防疫工作，相关的领导听说老人没有稳定收入还捐钱很是感动，老人说：“咱在这个地方住着，来回地都是熟人，有啥事需要咱了，那咱过去帮帮忙也是应该的，现在能出点钱出点力的，都不算是什么大事。”

李玉兰的房间不大，但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地面一尘不染。在老人家中，几年前，李玉兰老人老伴还在时补拍的艺术照，和老人的纪念章一起，珍藏在柜子里。

老人说自己就是个很平凡的农村妇女，跟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党员一样，一生都平平淡淡的，没有那么多出挑的事迹，也和许多那时的共产党员一样，在选择成为共产党员就下定决心为国家奉献，这么多年了这个念头也没变过。

“我不能继续发挥什么光和热了，只能在身边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服务服务社区。从那么苦的年岁过来，我现在的想法就觉得特别知足。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多活两年，再看看社会的变化、国家的变化。”李玉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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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胡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