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歌

我的工龄是从1973年3月1日计起的。这一天，我响应国家号召，下乡来到禹城十里望公社店子大队，成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在那艰苦奋斗的岁月里，那沉淀的生活磨砺，令人回味无穷，受益终身。

知青生活是从有了“家”开始的。我们是落户店子大队的第一批知青，大队上没有我们的住房。初来乍到，我们23个知青（男生12个、女生11个）暂时吃住在社员家里。后来，县里拨款给我们盖知青屋。队上出泥瓦匠，我们当“小工”， 两个月后“家”建好了，公社领导前来挂牌，取名“知青之家”。这个“家”宽敞亮堂，一排16间，石头地基、砖瓦到顶、玻璃门窗，尚属大队上第一栋好房子，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接下来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那时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惯了，都不会做饭，经大队上派的“教练”教会后，我们就一男一女配成一个炊事班，专职负责大家的一日三餐，半月轮换一次。男知青负责挑水劈材烧火，女知青和面做菜，还帮男知青洗衣、拆洗被褥。大家收工回来，饭菜也做好了，我们在一起吃，说说笑笑，真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

在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里，虽生活清苦，但在劳动中磨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使人受益匪浅。我们这帮人，如今有的走上了省、市级领导岗位，有的当上科研工作者，有的成为企业家，每当大家在一起相聚时，谈论最多的，就是那段难忘岁月里百讲不厌的故事。

如今已成长为领导干部的她，初到知青点时，还是一个胆小怕羞、弱不禁风的小女生。当时，我和她分在一个生产队，又一起搭伙作饭，接触最多。那时，她与别人说话小声小气，脸时常羞得通红，上工时扛着大铁锨就感觉吃力。大队在农闲季节，党支部组织社员政治学习，会上大队支部书记让我们知青轮流给社员读报，起初这个小女生不敢大声读，后来每次学习，支部书记就让她第一个读报，使其增强胆量。后来，村里每次开会发言时，她都抢着第一个登台大声发言。

有一年初春，浇小麦返青水，我和她一组负责浇地。在鸡叫头遍时分，我们发现淌到地里的水流小了，经验告诉我们，有跑水的地方。我们马上顺着水渠查找，远处传过来“哗哗”的流水声，顺声跑过去，发现水从一个口子跑出，而且口子越冲越大，如不马上堵住，水渠就会被冲垮，不仅水被浪费掉，而且还会耽误浇地。我们挥锨填土堵洞，由于洞口大，水流急，一锨土填上去立马被水冲走。在这危急关头，她一个箭步跳过去，毫不犹豫地坐在了水里，用自己的身躯堵住洞口，这样我很快就把漏洞堵住，保住了水渠。当时正值初春，水渠两旁上的冰渣还没化。当我把她拉起来时，棉衣棉裤全湿透了，小北风一吹迅速结成冰，冻得她全身发抖。我急忙脱下棉衣给她披上，再送其回“家”。后来，我把她舍身救渠的事迹写成广播稿，在县广播站上播发了。

劳动锻炼人，在劳动中也享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成果。当时，生产队实行工分制，男社员一天最高10个工分，女社员最高8个工分。我们这些知青虽在一起吃住，但在经济分配上是按劳所得、独立核算的户头，年底，生产队的会计把每个户头一年累计所得工分换算成人民币额度，再扣除粮、油、菜的费用，剩余部分按多劳多得的原则分红。我所在的生产队每个工分能折算3.4分钱，下乡后的第一年我就挣了3551分，折算157.26元，是我们“家” 里挣工分最高的。年底我分了43.56元，这是我淘的“第一桶金”。

下乡的日子里，苦中有乐，生活也很充实。白天我们一起下地劳动，晚上欢聚，有的吹口琴，有的吹笛子，有的唱歌。我爱好写作，经常给大队部写黑板报、宣传栏，向广播站、报刊投稿，那时没有稿费，新闻单位给我寄来笔、本子、书之类的纪念奖品，大伙很羡慕，也受到公社、村党组织和团组织的多次表扬。一年多后，我光荣地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预备党员，还当选为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陆续返城。我是最后一个离“家” 的，时值1976年9月2日。仔细算来，我在生产队总共待了1001个昼夜。

光阴似箭，如今我们这帮知青都已进入花甲之年。大家时常把这段经历讲给孩子们听，讲给年轻的下属和同事们听，因为热爱劳动、热爱集体、热爱生活、吃苦耐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应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