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打印微信作业何以难倒万千家长”的话题霸占热搜，引发社会对教育减负实效的集体叩问。从“孩子入学必购打印机”的无奈标配，到假期8天打印60余页作业的抓狂吐槽，再到返乡探亲需打包打印机的荒诞场景，看似简单的打印任务，已然成为压在万千家长身上的“隐形大山”。

打印作业泛滥，根源在于减负政策在基层执行中僵化走样。教育部早已明确“一科一辅”原则与“禁止微信布置作业”要求，初衷是为学生松绑减负，却在部分地区异化为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有的地方教辅目录脱离学情实际，优质补充材料难以纳入合规范畴；有的学校打印审批流程繁琐，教师自主设计的校本作业难以合规印制。无奈之下，教师只能将习题拍成照片转发微信群，把打印责任转嫁给家长，催生“一本教辅10元能解决，打印却花30元”的荒诞现实，让“减负”异化为家长的“增负”。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乱象不仅模糊了家校责任边界，更在悄然加剧教育不公。教育的主阵地在学校，提供教学材料、保障学习条件本是学校的基本职责。然而部分学校将打印任务 “外包” 给家长，本质上是教育责任的缺位与转嫁。对家长而言，打印的经济成本尚可承受，但精神消耗却难以估量：双职工家长需紧盯班级群防漏通知，农村家庭面临“村里无打印店，县城来回跑”的奔波之苦，老人带娃家庭更是因操作不便犯难。更严重的是，家庭条件差异正转化为教育资源差距，让教育公平的底线面临严峻挑战。

监管机制的隐蔽性漏洞，更给违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班级微信群的封闭属性，让“微信布置打印作业”游离于监管视野之外；部分学校的“内卷心态”，催生“你不布置，别家孩子就多刷题”的跟风效应，导致减负政策陷入“纸面落实、实际空转” 的困局。更有甚者，借打印之名向家长收取数百元高额费用，将其异化为巧立名目的乱收费，严重背离教育公益性的本质。这些问题的存在，凸显了教育监管从“表面检查”向“精准督查”转型的紧迫性。

破解困局，需回归教育本质，构建“政策优化+学校主责+监管升级”的协同治理体系。政策层面，应建立教辅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允许学校根据学情补充优质材料，避免“一刀切”的僵化执行；学校层面，需扛起主体责任，将打印服务纳入教学保障范畴，设立专项经费、配置打印设备，推行“基础作业校内打印、个性化材料按需选择”模式，可借鉴厦门“上一课印一课”的分层打印经验，同时明晰家校责任清单，严禁将教学类打印任务转嫁给家长；监管层面，需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通过下沉走访、随机抽查等方式破解微信群监管难题，将作业管理纳入学校考核，对违规收费、转嫁责任等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教育减负的核心，是让学生从无效负担中解脱，而非将压力从学校转移到家庭。“微信打印作业”乱象警示我们，教育改革既要划定清晰的政策红线，更要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唯有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减负政策才能真正落地见效，惠及每一个家庭与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