舔  碗

□王长印

冬至午后，暖阳斜斜地穿过玻璃窗，给卧室镀上一层温煦的金边。

歇晌醒来，我懒洋洋地独坐窗前醒盹，按惯例准备泡一壶茶。小心翼翼撕开一小袋龙井，指尖微颤间，一片细如尘埃的茶屑还是飘落在地。我下意识弯腰去拾，猛地起身时，恍惚间竟看见逝去多年的老娘——她正弯腰替我捡起那片碎叶，温柔地递到我手心。我急切地伸手想握住她的手，睁眼却是两手空空。使劲眨了眨眼，再眨眨眼，眼前只剩桌上的空杯，像被掏空了魂的我，呆立原地。

娘离开多年了，可闭眼间，她的身影总在眼前盘旋，那桩桩往事，依旧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娘一辈子都在替我收拾“残局”——吃我啃剩的地瓜把儿，嚼我啃完的西瓜皮，就连我扔掉的梨核，她也要捡回来洗一洗，再细细啃一遍。而最常见的，还是娘舔碗的模样。

在那苦日子里，一日三餐顿顿离不开稀粥。我喝完粥放下碗，娘总会默默拿起我的空碗，伸出舌头把碗沿、碗底舔得干干净净。五六岁时，我还对娘的动作嗤之以鼻；七八岁时，娘的这个习惯，竟悄悄成了刻在我骨子里的本能。后来无论身份如何变换，从农民到工人，再到干部，吃饭后舔碗的动作，都像摸耳垂一样自然。

在外人眼里，我算得上“干部子弟”，生活条件相对优越，这舔碗的习惯，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旧时习俗里，舔碗被视作叫花子的“标志”，日子好起来后，更有人说我这是“滑稽”，是“耍穷腚”。面对这些非议，我只回以嗤笑——他们哪里懂，这碗里舔去的是粥渍，留下来的，是娘传下的本分。

也是这舔碗的习惯，让6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1964年的一个秋日，平原一中的早自习刚结束，初二四班的教室门前，早饭已近尾声。盛黏粥的大木桶空空如也，三四十个学生围着木桶，嘻嘻哈哈地喝着碗底的残粥。不知是谁低声嘟囔了一句“老师来了”，众人齐刷刷扭头望去，班主任石树智老师正站在教室门口。

石老师待我们胜过爹娘。除了功课，连生活琐事都关怀备至。大清早的，他来做什么？一群半大孩子面面相觑，等着老师揭晓谜底。

“同学们，粥都喝完了吗？”石老师开口问道。

“喝完了！”大家齐声应答。

“碗里的粥，都喝干净了吗？”老师又追问一句，回答声顿时低了下去，参差不齐。

石老师迈步走近，围着木桶的人圈瞬间变成了扇形。他让每个同学把碗平端到胸前，挨个仔细查看，随后笑眯眯地说：“没喝完的再喝几口，一定要喝干净啊。”几位同学连忙低头刮起了碗底。巡视一周后，石老师忽然喊道：“生活委员出列，王长印出列！”我心里犯起了嘀咕，不知道老师要唱哪出戏。

待我俩站定，石老师终于“解密”：原来最近有人嫌食堂的黏粥不好喝，偷偷倒掉浪费粮食，今天他是特意来抽查的。我因碗底干净得到了表扬。可老师话锋一转，突然问我：“听说你平时吃饭会舔碗，你为啥要舔碗啊？”这突兀的问题让我瞬间懵了，支支吾吾半天，才挤出一句：“俺娘教俺的。”话音刚落，周围便传来一阵窃笑。

“那今天，你做给大家看看。”石老师的语气不重，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捧着大搪瓷碗，硬着头皮舔了一圈，额头上、头发上沾了不少粥渍，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大家别笑，他舔得不错！”石老师说着，话音未落，突然夺过生活委员的碗，高声下令：“都跟我学，把碗舔干净！”

一时间，全班同学不分男女，都端起碗，认认真真地舔了起来。一张张脸埋在碗边，活像一群“变脸”的小戏迷，连石老师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嬉笑间，气氛渐渐轻松，大家抹掉脸上的粥渍，一个个碗都被舔得光洁如新。

待众人放下碗，石老师突然喊了一声“立正”，洪亮的声音响彻校园：“下边，跟我诵读！”

“锄禾日当午！”——“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汗滴禾下土！”

……

琅琅书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那堂别开生面的课，就这样在寓教于乐中落下帷幕。而那舔碗的习惯，伴着“粒粒皆辛苦”的箴言，一伴，就是我的大半生。

作者简介：王长印，1949年6月生，平原县人。德州市作协会员，平原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山东省第八届人大代表。山东省劳动模范。曾任平原县啤酒厂厂长、国家高级职业品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