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通报的典型案例引人深思：东莞市多个镇街的实施方案，与市级 “万字方案” 重复率超 90%。这一现象，不仅戳破了 “以文件落实文件” 的形式主义泡沫，更直指部分公共政策设计源头的深层弊病——那些脱离实际、醉心于文本完美的“纸面设计”，非但无益于政策落地生根，反而异化为层层加码的基层负担。

这起事件的缘起，是一份长达1.2万字的市级实施方案。其初衷或许是追求体系严谨、内容周全，但矛盾的种子，早在要求镇街乃至村（社区）“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时便已埋下。作为本应提供原则性指引的上级文件，若通篇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却未明确如何结合基层实际转化落地，本质上就是挤占了基层的施策空间。最终，通报中那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上演：下级文件与上级文本高度同质化，陷入“上下一般粗”的怪圈。这种现象，与其简单归咎于基层懒政，不如说是基层的无奈选择——面对一份看似标准完备、实则无从下手的“纸面范本”，机械照搬成了最省力的“理性应对”。

追根溯源，“纸面设计”优先的思维，折射出政策制定过程中“重形式、轻实效”的积弊。其背后，是对文本形式完备性的过度追捧，更是对基层治理场景复杂性、差异性的严重忽视。一份动辄万字的方案，若将大量篇幅耗费在复述通用原则、重申上级精神上，却疏于厘清具体权责、匹配相应资源、设定可操作可考核的目标，便与真正指导实践的“操作指南”相去甚远。它更像一份彰显态度的“政治宣示”，而非一张标注清晰的“施工蓝图”。当此类文件被机械要求层层配套，政策传导的链条便悄然偏离“解决问题”的轨道，滑向“应付文本”的歧途，最终演变为一场劳民伤财的“文字游戏”。

此种做法的危害，远超文件本身。一方面，它空耗本就紧张的行政与智力资源，迫使基层干部将大量精力虚掷于文字“空转”，无暇深入一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它持续侵蚀政策公信力与政府执行力，当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这类民生要事，在推进中沦为文件的抄袭套用，干部群众对政策实效的信任感必然大打折扣。形式主义的最大代价，从来都是贻误发展时机，磨损社会信心。

为基层真减负、减真负，必须正本清源，从优化政策设计的源头入手。首先，应大力倡导并践行“短、实、新”的文风。上级出台指导文件，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结果导向，力求目标清晰、措施精准、文字精炼，旨在为基层划定工作框架、提供方法支持，而非提供一份要求全文复制的“标准答案”。其次，需建立科学的文件生成与配套审查机制。是否必需下级制定配套文件、应配套至哪一层级，须经过严格的必要性论证，坚决遏制为显示重视而盲目要求“层层配套”的惯性。最后，必须彻底扭转考核“指挥棒”，将评价重心从“有无发文”“篇幅厚薄”转向“问题是否解决”“群众是否满意”，驱动上下级将智慧与力量真正汇聚于创造实质成效。

根治形式主义沉疴，亟待一场深刻的治理理念革新。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可执行性的源头，在于政策设计本身是否扎根现实、尊重规律。唯有将政策制定的重心，从编织繁复的“纸面文章”，彻底转向铺设明晰的“实践路径”，才能打破“文件空转、负担下沉”的恶性循环，让每一项良政初衷，都转化为基层干部轻装奋进的动力、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