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味

□ 李慧善

老家院子里的青砖上，挂着霜白的树叶湿漉漉的，有父亲用竹帚扫过的痕迹，坑洼不平的地方，新填的黄土干净松软，泛着泥土特有的甜味。空气里有硫黄的、蒸馍的气味，还有炸东西的油香的混杂气味——这便是我童年的年关。我总嫌这“忙”搅了放寒假的清闲，直到多年后，自己在纤尘不染、只需指尖轻点便送来一应年货的繁华城市里，对着冷光屏守岁，才猛然惊觉：我那被嫌弃过的“忙”，原来正是年味的魂。

记忆里的“忙”，是浸透肌理的。腊月二十三一大早，母亲就搬出小供桌，摆上三碟糖瓜——麦芽糖做的，圆滚滚、黄澄澄的，咬一口能粘掉牙。

“这是给灶王爷吃的，让他嘴巴甜点儿，上天言好事。”母亲小心翼翼地拈起一块，放在灶王爷画像前。画像里的灶王爷圆脸长须，笑眯眯的，两旁贴着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偷偷伸手，被母亲轻轻拍了一下：“馋猫！等送走灶王爷再吃。”

傍晚，母亲在灶坑前焚香，恭敬地揭下灶王爷画像，在灶膛里点燃。纸灰打着旋儿上升，她说那是灶王爷乘着青烟上天去了。我盯着看，恍惚间真觉得有个白胡子老头顺着烟囱飘走了。

夜里，我终于吃到了糖瓜。真甜啊，甜得齁嗓子，可心里是满的。

腊月二十三一过，家人的骨骼便咯咯作响地调整姿态。那时的身体是累的，心却像被这集体劳作熨过，妥帖而踏实。腊月二十四。天不亮，母亲就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快起来，今天要大扫除！”

全家总动员。父亲踩着高凳扫房梁，灰尘簌簌落下，在晨光里翻飞如金粉。母亲包着头巾擦窗户，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我负责扫地，扫帚过处，一年的尘土都被聚拢、清除。

“扫走晦气，迎来福气。”母亲说这话时，阳光正好透过擦亮的窗玻璃照进来，亮堂堂的。

腊月二十五，炸年货。油香是过年的前奏。母亲支起大铁锅，倒上半锅油。待油冒起细密的泡，她麻利地下入裹好了地瓜粉的鸡块、排骨段，“咯吱”作响。不一会儿，金黄色的炸鸡、炸排骨就捞出来了，堆在大瓷盆里像座小山。

接着是炸豆腐、炸丸子、炸藕盒……厨房里油香四溢，我守在锅边，母亲总会夹起一块吹凉了塞进我嘴里：“尝尝咸淡。”其实哪里是尝咸淡，是尝年的味道。

腊月二十六。杀猪的日子，这天是村里人最热闹的日子。家家户户都请来杀猪匠，他们背着工具，走街串巷，像是一群游走的镖师。他们膀阔腰圆，动作利索，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子杀伐决断的气势。那时，村里的杀猪匠向义叔是最受欢迎的人。他杀猪时，总是一刀毙命，动作干净利落，仿佛在完成一场神圣的仪式。

杀猪的流程繁琐而讲究。先是放血，然后是烫毛、褪毛、开膛，每一步都马虎不得。向义叔的手法娴熟，像是在解剖一件艺术品。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啧啧称奇，有人低声讨论着猪的膘肥体壮。猪头被割下来称重，预示着来年的丰收；猪血放入大锅滚水中成型，煮熟，是乡下人最爱的下酒菜。杀猪宴是杀猪后的重头戏。一桌丰盛的菜肴，猪血、猪肝、猪颈肉，样样齐全。帮忙的乡亲们围坐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谈天说地，笑声不断，仿佛要将整个村子都唤醒。

腊月二十八，厨房里飘出阵阵发酵的面香。蒸馒头，是家乡人过年的一件大事，蒸包子、蒸枣山、花糕、蒸花馍，这一天要把一家人吃到正月十五的馒头都蒸齐。母亲作为家里的“总指挥”，总是提前做好蒸馒头的准备。她找出平时不用的大瓷盆、铁锅和大铁笼，全部洗净晾干。她把一些干树枝、棉柴秆等硬木柴堆放在灶台旁，还有发面需要的老酵子。那时候都是用老酵子和面，母亲提前一天把准备好的老酵子用温水泡软，把面粉倒入大瓷盆里，一手加入酵子水，一手搅拌面粉，面粉逐渐变成了絮状以后，母亲便上手揉面。只见她一会儿蘸一点水，用力按压面团，然后翻个、压扁、折叠、再压紧，最后形成一个表面光滑的大面团。面团上蒙上湿布，盆上盖上锅盖，放到暖和的炕头上，再蒙上被子。经过一晚上，基本上就可以发起来了。

接下来就是加碱面。碱面的用量极为讲究，加多了馒头发黄，正月里串亲戚拿不出手；加少了馒头发酸，口感不好。母亲每次都是加入碱面以后，把面揉匀，然后揪下一小团面，放在鼻尖使劲嗅一嗅，然后把面团放在火上烤熟，判断加入的碱面是否合适。揉面可也是个力气活，过年时蒸的馒头多，邻居的婶子、嫂子都回来帮忙，和母亲一起揉面蒸馒头。众人你一团，我一团，手里揉一阵，搓成长条，切成剂子，再次反复用力揉，直到把面剂子团成一个圆圆的馒头。先蒸的这些馒头个头比较大，蒸出来还要有个好模样儿，拿上这些馒头串亲戚老有面子了。不仅蒸馒头，过年的时候，母亲还要蒸上几锅包子、一锅枣糕，放进缸里储藏起来。

馒头蒸熟了，蒸笼一掀，白气冲天，满屋麦香。母亲先拿出一个放在天地牌位前，才允许我们吃。一锅又一锅，母亲不辞辛劳地蒸着馒头和包子，厨房里的麦香、面香、馅香交织在一起，那是年的专属味道。

忙的顶点，是除夕。早饭后，父亲研墨，我扶纸，看他写春联。墨是“金不换”，在砚台里慢慢研磨，散出清冽的松烟香。父亲的字是端正的颜体，笔笔送到。“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墨迹未干，油光乌亮。贴上大门，那红便陡然有了神采，成了家的脸面。午饭前，要“请家神”，在八仙桌上摆起三牲福礼、糕点茶酒，父亲领着男丁，神情庄重地祭告天地祖先。香烟袅袅升起，穿堂过屋，融入天空。那一刻，所有的“忙”仿佛都有了归宿——我们在用最诚恳的仪式，与旧时光作揖告别，对天地秩序表达敬畏，对新岁献上孩童般热切的祈福。

夜幕降临，屋外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丰盛的年夜饭摆上了桌。而在年夜饭中，翻身饼是最重要的角色，寓意着希望把过去所有烦恼与困难都抛下，来年打个“翻身仗”。晚饭后，一家人围坐一起，和面、调馅、擀皮，包饺子，守年夜，其乐融融，团团圆圆，是一家人最幸福时光。母亲包饺子时，特意在其中一个里面放了一枚清洗干净的硬币，谁吃到谁就会在新年拥有好运。

初一至元宵：年味的延续。大年初一清晨，我在鞭炮声中醒来。按照习俗，这天的第一餐是饺子。母亲端上热腾腾的饺子，还配着一小碟碧绿的腊八蒜。大蒜在醋中浸泡多日，通体碧绿，如同翡翠。

吃过饺子，就是拜年时间了。孩子们穿上新衣，聚在一起走亲访友，给村中长辈磕头拜年。

初二，是“嫁女回门”的日子，嫁出去的姑娘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娘家拜年。俗话说“十里不同风俗”，在我老家，这一天却是要去当年去世的长辈家中拜年、上坟，否则，只能待在家中，不能串门。

初五“破五”，鞭炮再次响起，送穷神迎财神。母亲把积了几天的垃圾扫出大门，说是“送穷”。

正月十五闹秧歌，村里组织起队伍，锣鼓喧天。我挤在人群里看“骑毛驴”“跑旱船”，笑得前仰后合。

正月二十五“打囤”，母亲用灶灰在院里撒出粮囤的形状，里面放几粒粮食，祈愿丰收。

二月二“龙抬头”，要理发，说这天剃头一年都有精神。母亲炒豆子，“嘎嘣嘎嘣”的脆响里，年才算真正过完了。

后来，时光的流速陡然加快。超市的货架上，成品年糕晶莹齐整；手机里，群发的祝福辞藻华丽；电视晚会的声音成了熟悉的背景音，我们却各自埋头，在虚拟的红包里抢得几分几厘。洁净取代了繁忙，便捷消解了仪式。我终于过上了童年梦寐以求的“清闲年”，却在杯盘狼藉后，感到一种巨大的、干净的空洞。年的形式被高度提纯，年的精神却被悄然稀释。我们节省了时间，却似乎把那个需要“忙碌”才能请下凡间的“年”，关在了门外。

直到有一年，我带年幼的女儿回乡。她看见奶奶在灶间忙乱，竟也伸出小手，学着将芝麻一点一点嵌进枣泥团。那笨拙而认真的模样，像一道微光，照亮了蒙尘的记忆。我忽然明白，“年味淡了”，或许不是时代的必然，而是我们拱手让出了酿造它的权利。年味，从来不是现成的消费品，它必须经由我们的手、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忙”出来，才作数。那忙碌，是专注的沉浸，是情感的编织，是对平凡日子郑重的加冕。

如今，我也开始在腊月里“瞎忙”。自己卤一锅滋味复杂的牛肉，虽然费时；重新拾起毛笔，写一副或许稚拙的春联。我不再追求效率，而甘心让双手沾上面粉，让身体微微发汗。因为在那一啄一饮、一扫一拂的慢节奏里，在肌肉轻微的酸胀与指尖真实的触感中，我仿佛又触摸到了那个“年”温热的脉搏。年味，就藏在这心甘情愿的“忙”里——我们用时间与心意当薪柴，才点燃了这盏叫作“团圆”和“希望”的古老灯火，照亮又一段人间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