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孤儿

□天峰

这是我出国十多年后第一次回老家过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是在酒店里安排的，一家人围坐在老母亲身边，十分幸福。桌上还为父亲准备了一套餐具。遗憾的是，父亲已经走了一年多了。2024年9月19日，父亲离我而去。他走得那么突然。那天，细雨断断续续地纷飞，像谁欲言又止的哽咽。我守在他的灵前，双眼紧紧盯着他的遗体，心里想："父亲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可我知道，他这一生，从未真正学会如何歇息。他就像一盏燃烧不尽的油灯，始终发光不止。

父亲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听父亲讲，他的记忆是从三岁那年的冬天开始的。不是记住了父母的容颜，而是记住了那种冷——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无处可逃的冷。奶奶出殡那天，父亲用一双小手扒着棺材，撕心裂肺地哭喊，送葬的人们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纷纷落泪。父母相继离世，把这个懵懂无知的孩儿独自抛弃在了这茫茫的人世上。父亲总说，他只记得一双粗糙的手把他从一个怀抱递到另一个怀抱，那些怀抱有的温热，有的冰凉，都带着陌生的气味。后来，那双手也不见了。他成了一个被抛弃的孩儿，像一件破旧的行李，在亲戚家的屋檐下短暂寄居，又被辗转传递到下一个勉强收留他的地方。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身上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他聪明伶俐，样样精通，为人真诚，勤勤恳恳，从来不沾任何人的一点便宜……

20世纪60年代初的生活困难时期，令人记忆犹深。后来，他无数次对我们提起那段岁月，语气却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他说，家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树上的树皮也快剥光了；树皮是苦的，很难下咽，嚼久了舌头会发麻；观音土是滑的，吃下去坠得肚子像块石头，却难以排出。他每天拼死拼活地劳动，最大的念想，就是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父亲顽强地活了下来——像石缝里的一株野草，被风摧折过，被干旱煎熬过，蔫了，黄了，眼看着就要枯死，可只要等来一场微乎其微的雨露，又能挣扎着挺起一点卑微的绿意。他说，不能死，得活着。为什么活着？他不知道。只是"活着"本身，就成了他对抗这个曾早早抛弃他的世界的唯一方式，一种沉默的、近乎本能的倔强。

再后来，父亲去上河工、推窑土，为了能挣口饭吃，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手上磨出的老茧一层叠着一层，新伤覆着旧疤。随着时间的推移，五个孩子接连来到这个家。"面缸又空了！""孩子的学费怎么办？"一声声焦虑的追问，像一块块不断下坠的石头，压在父亲的肩上。而他的愁苦，从来都是沉默的。我记得无数个深夜，我醒来时，总能看见他独自坐在炕头上，不停地抽烟，凝视着手中烟头的余烬一点点暗下去，仿佛在凝视着自己同样在缓慢燃尽的生命。五个孩子，像五张永远填不满的嘴，五副亟待长大的骨骼，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可他从未对我们说过一个"苦"字。他的爱，是凌晨即起劈好的柴火，是深夜为我们掖好的被角，是把碗里仅有的一块肉自然夹到我们碗里的那个动作。他的父爱，没有言语，只有坚实、琐碎、无声的行动，像大地承托万物，却从不言说自己的沉重。

日子就在这种沉重的希冀中，一寸一寸地挪动。我们一个个像离巢的鸟儿，飞走了，去了他从未去过的远方，拥有了他无法想象的生活。家里终于空了下来，只剩下他和母亲。他把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小菜园里种满了茄子、辣椒、白菜、萝卜和韭菜。

几十年来，我从他口中很少听到"孤儿"这两个字。他一生构筑了一堵厚厚的高墙，把自己孤儿的身世、早年的凄惶、中年的重负，全部封锁在里面，从未对我们任何人倾吐。在生命的尽头，在意识模糊的边缘，那堵高墙终于坍塌了一角。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坚忍的父亲，而是变回了那个三岁的、在寒冬里失去了所有温暖与方向的小孩。他寻找的，或许不是具体的父母，而是那个他从未抵达、也永远无法抵达的，叫做"来处"与"归宿"的地方。

那一刻，我依偎在他身边，泪水汹涌而出。我忽然读懂了他的一生：他所有的拼搏，所有的沉默，所有的坚韧与笨拙，都源于那个三岁冬天留下的巨大空洞。他用尽一生的力气，为自己，也为我们这些孩子，搭建起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家，想把那个吞噬了他的空洞牢牢堵上。他给了我们他从未得到过的饱暖，给了我们他从未享受过的安稳，给了我们他曾经不敢奢望的"未来"。而他自己，却永远留在了那个空洞的边缘，站在那里，抵挡着往昔所有的风雪与荒凉。

送他走的那天，雨停了。阳光穿过云层，洒在潮湿的泥土上。当第一锹土落下，盖住那具承载了太多苦难的棺木时，我心中没有太多的悲痛，反而升起一种奇异的释然。我想，父亲终于不再是孤儿了。他终于可以与那片他耕耘了一辈子的土地，与他早逝的、面目模糊的父母，与那些他从未言说的辛酸和委屈，永远地、宁静地融为一体。他终于，回家了。

风从田野上吹过，轻柔得像是叹息，也像是安慰。在这广袤的、生生不息的大地上，一个孤儿的故事结束了，而他所缔造和守护的一切，还在风中继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