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衣角

□杨淑华

提笔写这篇小文时，父亲离开我整一个月了。

三十个日夜，晨光来了又去，夜色沉了又浮，可那颗空落落的心，始终悬着，无处安放。思念在日复一日的寂静里，越发清晰，像一条不曾干涸的河，时时漫过记忆的堤岸。

十四岁那年冬天，我瘦得像一株经不起风的庄稼。扁桃体反复发炎，发烧成了家常便饭，针也打了，液也输了，病却始终反反复复。父亲默默收拾了几件衣裳，带我坐上了去省城大医院的班车。

回程抵达县城时，天已经黑透了。每天一班的公交早没了踪影，整个县城被寂静和夜色吞没，没有一盏多余的灯火。离家还有二十多里，全是坑洼土路，只能走回去。

冷风像刀片一样刮过脸颊。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夜色越发幽深。天上的寒星疏疏落落，像是被谁随手撒上去的。我下意识地攥紧了父亲的粗布衣角，不敢离开半步。那衣角，竟成了我的倚仗。

父亲的脚步沉稳，踩在这黑夜的土路上。他觉察到我的紧张，故意放慢了步子，抬头指着银河说：“那些星星离咱们很远，远到看不清。可它们活了上百亿年，还在发光呢。”他又指向北斗七星，念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最冷的日子快过去了，春天就在路上。我听着他的话，走着走着，就暖和了；走着走着，就不怕了。

十八岁那年，我落榜了。父亲劝我复读，可那时的我，早已厌倦了教室里的沉闷，满脑子幻想——蓝天下一群羊，手里捧一本书，风从远处吹来，日子不紧不慢。我就是不想再踏进学校的大门了。

父亲没有半句责备。他坐在院子里，语气温和而坚定：“假如现在不读了，将来你一定会后悔。”他顿了顿，又说：“我教了二十多年书，没什么大本事，可我知道知识有多重要。只要你们愿意学、肯上进，不管读多久、熬多少年，我头拱地，也坚决供你们读书。”那些话朴实得掉渣，却重若千钧，像一双粗糙的大手，把我从幻想的边缘拉了回来，重新点燃了心里那盏快要熄灭的灯。

复读的学校离家四十里地。去学校那天，父亲骑着他那辆“大金鹿”自行车送我。被褥捆在后架上，我坐上去，习惯性地伸出手，轻轻牵住了他的衣角。

秋初，燥热未退，知了还在拼命地叫着。漫长的土路上，父亲稳稳地蹬着车，汗水渐渐浸透了他的后背，湿漉漉的衣衫贴在身上，清晰地勾勒出骨节的轮廓。风把衣角掀起又落下，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他父亲翻爬月台的样子，和我父亲躬身前行的模样，竟重叠在了一起。

一路颠簸，一路絮语。父亲讲起他年少时的故事。说他酷爱画画，每天天不亮就点起一盏煤油灯，伏在桌上描摹。灯光昏暗得辨不清颜色，他便只画轮廓，白天再补上色彩。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都是问题，更不用说笔墨纸砚了，他就随手折根树枝，在铺平的细沙上画。后来条件好一点，才舍得在两分钱一张的粉连纸上落笔。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淡淡的，像在讲别人的事，可我攥着他的衣角，心里却像被什么堵住了。

路上起了风，“大金鹿”顶着风往前走，父亲蹬得有些吃力，身体微微前倾，像一头在田里埋头拉犁的老牛。我一直紧紧攥着他的衣角，躲在他身后，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护着。车轮吱呀吱呀地向前滚动，蜿蜒的小路，被一寸寸甩在身后。

三十八岁那年，我调到乡镇工作。那时计划生育工作是头等大事，每天都有进度通报。我所在的那个镇，群众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但我做到一碗水端平，工作渐渐有了起色。

这时，一位亲戚找上门来，想托父亲说情，让我给孩子落下户口。父亲直接挡了回去。他说：“孩子落户是大事，可政策是红线，谁都不能碰。咱家孩子刚去乡镇工作，几万双眼睛盯着她呢。缺钱，我替你缴上，可咱们当长辈的，不能拉孩子的后腿啊。”

时光飞逝，不知什么时候，父亲的脊背佝偻了，鬓角也爬满了白发。后来，阿尔茨海默病悄无声息地找上了他，一点一点夺走了他的记忆，他不会说话，不会吃饭，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短短几年间，他的衣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空荡宽大，像一件被风吹起来的风筝，轻飘飘地搭在单薄的肩头。我多想也像小时候那样，紧紧攥住他的衣角，把他从病魔的手里拽回来啊——可我终究，无力回天。

父亲走了。

可他的衣角，一直在我眼前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