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㴶和他的朋友圈

□李金奎

明末清初，德州城西门内北侧城墙下，有一处尊水园。说是园，其实并不奢华，占地不过三亩，古朴典雅，庭院清幽。当世名流钱谦益、刘荣嗣、王永吉、龚鼎孳、侯恪、熊文举等，与德州籍名士程泰、程先贞、谢陞、谢陛、赵其星、李源，常雅集于此。尊水园一时成为德州文人与当世名儒谈艺论学的中心。

园主人卢世㴶博学多才，风雅洒脱，慷慨好客，颇为士大夫所推重。他自嘲：“赋性驳杂，放于酒，淫于书，泛滥于朋友。”在这所不过十余间房舍的园子里，常有三五文友，倦了把酒吟对，醒来高谈阔论，或赏景赋诗，或秉烛夜读……这便是卢世㴶致仕归里后生活之写照。他曾为官，经历过乱世，也曾涉足漕运与朝政，但真正使他留名后世的，是诗，是书，是朋友，更是他在时代巨变中不曾丢掉的真性情。

卢世㴶，字德水，一字紫房，晚号南村病叟，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生，清顺治十年（1653年）卒。曾祖卢宗哲为明嘉靖进士，卢氏至此已入科举仕宦之列。明天启五年（1625年），卢世㴶登进士第，先后任户部主事、礼部属官、监察御史，并曾督理漕运。其时久旱河涸、盗贼滋扰，漕务弊端丛生，他接连上疏陈奏积弊，史料称其奏疏多获采纳。

这段仕宦经历至关重要。后人容易只记得卢世㴶的诗、酒、藏书与隐居，仿佛他是一位与世事无涉的名士。其实，他兼具文人的洒脱不羁与传统士大夫“经世”之志。任职漕务期间，他留心河道、粮运与制度积弊；退归乡里后，则专意读书著述。明清易代后，清廷曾以原官征召，他以病辞却。仕途至此中断，而尊水园则真正成为他与南北文人雅集的精神归宿。

一本《杜诗胥钞》，牵出海内知己

卢世㴶诗崇杜甫，被公认为研杜大家。他曾自述读杜诗“四十馀遍”，所著《读杜私言》见解独到，如称杜甫为“千古大侠”、性格“笔端有胆，眼底无人”，与历来“温柔敦厚”之论大异其趣，颇具锋芒。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论历代杜诗笺注，写下“杜家笺传太纷挐，虞赵诸贤尽守株。苦为《南华》寻向郭，前唯山谷后钱卢”，将黄庭坚、钱谦益、卢世㴶并列为杜诗学史上三大关键人物，足见其学术地位。

明崇祯七年（1634年），尊水园刻成《杜诗胥钞》，除十五卷正文外，另有《赠言》《大凡》《馀论》等。尤为可贵的是，书后附有“知己赠言”，收录刘荣嗣、陈以闻、钱希忠、王瑞符、沈嘉、周承芳、程泰、钱谦益等海内名士的序、记与赠诗。一书之后，站着一群人，足见卢世㴶朋友圈之广与分量之重。

钱谦益是其中名气最著者。尽管其晚节问题历来争议较大，但他在当时学界确为泰山北斗。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探花，为明末清初文坛领袖，其《杜诗笺注》以“以史证诗”著称，影响深远。明崇祯十年（1637年），钱谦益遭诬陷进京受讯，途经德州；清顺治初年，又一度逗留德州。两度逗留，卢世㴶皆不避嫌疑，盛情接待。南北名士闻讯而来，卢钱之会成为南北学界交流盛会。钱谦益盛赞卢世㴶“奋起而昌杜氏之业，其殆将箴宋、元之膏肓，起今人之废疾，使三千年后，焕然复见古人之总萃乎！”卢世㴶读钱谦益《读杜诗寄卢小笺》后，以“翘首望东南，渴饥通梦寐”和“吾师吾友乎，何日笑相视”诗句，表达景仰与期盼。钱谦益则在《得卢德水宿迁书却寄六十四韵》中回忆两人相见，感怀“于兹见伟人，执手向寥廓”与“我欲倾百觚，君已醉三爵”的畅快。此等酬答，远非普通礼貌唱和可比。

北方名流刘荣嗣是卢世㴶早年的重要前辈。明天启三年（1623年），尚未中进士的卢世㴶曾赴曲周拜访刘荣嗣，盘桓数月，获益匪浅。刘荣嗣字敬仲，曲周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有《半舫集》传世。卢世㴶在《刻刘随州诗钞书序》中写道：“敬仲教我诵读子美（杜甫）……”刘荣嗣亦常寄新作与卢世㴶分享，卢以诗和之：“快雪明灯夜，观君七字诗。苍森惊杜甫，清润醉王维……”二人交游远超诗友关系，涉及生活诸端。刘荣嗣曾致书劝其戒酒，卢世㴶深为感激：“千里传书惟戒酒。”刘荣嗣堪称卢世㴶青年时期最重要的诗学前辈与师友。

江南名卿王永吉与卢世㴶为同榜进士，在京时“两寓比邻”，为同年挚友。王永吉后官至蓟辽总督，入清后历任兵部尚书、左都御史、秘书院大学士、国史院大学士，并领吏部尚书，位极人臣。但在其为卢世㴶所作文字中，官场身份隐于真情之后。戊子年（1648年），两人德州重逢，日出而饮，日落而罢，临别相拥大哭。卢世㴶去世后，王永吉亲撰《墓志》，落笔感叹：“心裂肠摧，不能自已……茫茫海内，心知何人？”一位大学士为退居乡里的旧友写此文字，足见情分之深。

尊水园余韵与德州文脉

卢世㴶去世后，朋友与后学着手保存其遗泽。王永吉撰墓志，程先贞整理行状；程先贞、赵其星、李源等人搜辑遗文并作序，使《尊水园集略》得以流传。所谓“朋友圈”，至此已不仅是生前交往，更成为身后记忆的守护机制。

这张关系网的形成，与德州的城市地位密不可分。明清时期，德州为京杭大运河上的南北枢纽，“车舟所会，名士所经”。漕运将官员、士人与书籍源源输送至此，而真正把偶然经过化为长期联系的，是当地能够承接这些人与书的文化主体。卢世㴶与尊水园，正是这样的节点。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卢氏后裔经乡贤谢重辉作中，将尊水园售予德州诗人、官员田雯。田雯略加修缮，易名“山姜书屋”。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南巡途经德州，驻跸于此，题“寒绿堂”匾额。一座晚明私人读书园，经另一代德州文人的经营，成为德州这座运河名城的文化名片。

德州卢氏并非自卢世㴶始成世家，但若从家族文化而非官位谱系看，卢世㴶实为承前启后者。他将卢氏“读书—科举—仕宦”传统，拓展为“读书—藏书—抄书—刻书—著述”的文化生活方式。清中期，后辈卢见曾成为著名官员、文学家和藏书家，两任两淮盐运使，延揽惠栋、戴震、卢文弨等学者校勘刊刻典籍，其雅雨堂刻书事业与尊水园传统一脉相承。此后，卢见曾之孙卢荫溥历任六部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卢庆伦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总纂等职。支撑家族数百年延续的，不仅是科举幸运，更是教育方式、阅读习惯与文化声望的持续累积。

对德州而言，卢世㴶留下的东西难以官阶衡量。他将一座运河城市与明末江南文坛、燕赵诗学及中央士大夫网络联结起来；其著述使德州在明清杜诗学史上留下坐标；其朋友与后学则将这种文化关系延续不坠。

今天重提卢世㴶的“朋友圈”，最不应将其简化为一份名人名单。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何钱谦益、刘荣嗣、王永吉等人愿与他长期往来？为何他退居乡里后仍书信诗文不断？为何他去世后仍有人替他写、替他编、替他保存？

答案终归于卢世㴶本人：有足以切磋的学问，有不以贵贱论人的胸襟，有令朋友感到被尊重的真诚。一个人的朋友圈，归根到底是他人格的投影。三百余年过去，尊水园旧迹几经变迁，许多杯酒诗篇已然散佚，但从《杜诗胥钞》到《尊水园集略》，从钱谦益的长诗到王永吉的墓志，从卢氏家学到德州运河文脉，那张由书籍、友谊与城市共同织就的网，依然清晰可辨。它不是一幅供人炫耀的“名人合影”，而是一幅明清之际真实而有温度的文化交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