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唐大运河和明清大运河的对比中可看出金元时期大运河的变迁
金元大运河德州段发展变迁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德胜
金迁都燕京（现北京），德州乃至整个山东省都在金朝版图之内。德州成为金朝南部区域进京的门户，始有“九达天衢 神京门户”之称。元开凿京杭大运河，德州据隋运河之利，成为山东段唯一千年大运河，漕运枢纽地位凸显。
金在德州始设将陵仓，元开凿济州河、会通河，运河全线贯通
金明昌五年（1194），黄河在河南原阳决口，河道彻底南移。《明史·志·卷五十九》记载：“北流绝，全河皆入淮”，运河德州段与黄河不再交叉，运河漕运逐渐恢复。
彼时，宋金南北对峙，金朝管辖的大运河只通行于山东及以北地区，基本沿用了原有航道。运河进入河北后，又在东光境内汇漳河之水，运力进一步增强。运河德州段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金廷尤为重视，于天会七年（1129）在此设立将陵仓，《金史》载：“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贮傍郡之税，若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诸县皆置仓之地也。”
元初，大运河只有运河德州段等少数河段保持畅通。江南北运的货物由浙西入江淮，从黄河水道至中滦旱站（今河南黄河北岸封丘西南），然后陆运90公里入御河，经临清、德州、沧州、天津后运至通州，最后陆运到京城。这条线水陆转运，劳费甚巨。元朝统治者在试行海运的同时，开凿新的便捷通道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至元八年（1271）郭守敬任都水监。十二年（1275），丞相伯颜率兵伐南宋，为了便利运送军用物资，拟在河北、山东设立水驿。伯颜命郭守敬巡视水道，选择可设置的地点。郭守敬视察了陵州（德城区）、大名、济州（济宁）、东平、卫州（卫辉）、沛县等地以及泗水、汶水与御河相通的总形势，绘制了地形图，上报给朝廷。《国朝文类》卷五十《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国朝文类》载：郭守敬的这次实地考察，实际上为济州河、会通河的开凿进行了设计勘察，做好了准备。至元二十年（1283），元政府开凿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凿会通河。这条河从东平安山西南起，经寿张西北到东昌，又西北到临清，继而到德州，进御河。它平地开河，完全靠一系列船闸进行节制，这种突破地势的起伏，划时代的“闸化运道”，凝聚了古代水利建设者们的杰出智慧。
鼓励民间运河商运，推动德州经济的发展，元升将陵县为陵州
金至元，德州作为军事重镇和物资集散地，城镇人口增长十分迅速，继而促进了市场消费行为的活跃。运河漕运的拉动以及以消弭水患和引水灌溉为内容的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对德州经济的发展、市镇的繁荣起到促进作用。
元朝实行鼓励民间运输的政策，多次强调并专门下诏书“禁权要商贩挟圣旨、懿旨、令旨阻碍会通河民船者”（《续资治通鉴》）。民间商运的活跃促进了全国范围的物资流通，货物种类包括丝绸、茶、瓷器、盐、柴及砖瓦、灰泥等。济州河、会通河开通以后，南方物资可直接过临清进入德州，源源不断运到京城，特别是民间所用的粮食，主要依靠运河转运。《续修四库全书》记载：“大都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将这里来卖。”
商人逐利，为多拉快跑，他们开始建造超大型货船。元代大运河德州段河面宽阔，但与其连接的会通河设计河道较窄，只允许走150料的船，商人们建造了三四百料的大船，甚至超过五百料的大船，严重超载导致运河航道堵塞，耽误运期。《元史》记载：“始开河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 近来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 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往来舟楫。”
当时德州的政治中心，还在平原、恩城、陵城一带，不符合依托运河努力发展经济的形势需要。因此，元宪宗二年（1252）升位于运河沿岸的将陵县（今德州）为陵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德州可以说是“运河拉来的城市”。
南粮北运渐依赖运河，海道运粮被运河运粮所取代
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宫廷建造需要大量建筑材料从汴梁（今开封）运至北京，同时漕粮北运数量激增，逐渐形成以御河为主干运道，漳河、滹沱河等河流为补充的水运系统。
金朝专门在河渠之处设置了从七品的都巡河官，隶属都水监，主要负责巡视河道、修整堤堰、栽植榆柳等河防事情。其中，武城隶属滑浚都巡河官。后来，运河沿线城镇仓储建设，控漕、护堤等管理机构逐渐完善起来，金廷专门下诏，令沿河州县的官员监管河槽事宜。金天会七年（1129），在德州设立将陵仓，专门储存河南、山东两省的漕粮，然后通过御河运往北京。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又安排将陵县的官员监管河防事。康熙《德州志》卷二记载：“（金大定）二十七年，命将陵等县官带勾管河防事。”
为保障制度落实，金泰和四年（1204），曾出台一部对官吏政绩考核的考科法，其中“第十一最”即是要求水务官员确保“堤防坚固，备御无虞，为河防之最。”
元都于燕，各项消费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自江南运至京师的粮食不到10万石；泰定三年（1326）高达335万石。元初，南粮北运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海运、水陆联运。海运从苏州太仓浏河入海，绕山东半岛，从大沽上岸。水陆转运大致循唐宋大运河旧道：由长江辗转入淮，逆黄河上达中滦旱站（今河南封丘西南），陆运 90公里至淇门（今河南浚县西南），再入御河（今卫河），水运至大都。当年，御河边的陵州（今德城区）地位相当突出。1253年，陵州从河间路独立出来，它在地理位置上毗连河间路，而行政关系隶属济南路，中间隔着东平路、德州（在今陵城区）等区域，属于特征明显的飞地管理模式。这期间，还把元中统年间设置的青城县划归陵州。而此前，本该属于济南路的临邑，则为河间路直辖六县之一。这种情况的出现，当与陵州仓收纳山东税粮的职能有关。
元政府对漕粮的缴纳与管理，是一个逐步完善、加强的过程。
元朝初年，朝廷就对缴纳实物税粮做了具体规定。中统二年（1261)元廷进一步明确，民户可以到就近的河仓缴纳。当时，元朝在京畿重地设有22个官仓，根据《元史·食货志》记载，这些官仓中最早设立的为中统二年（1261）的万斯北仓、千斯仓队及通济仓。河仓有17处，仅陵州、馆陶两个飞地河仓。其中，陵州仓由将陵仓改建而来，并设置有专门管理机构。乾隆《德州志》记载：“至元三年（1266），改将陵仓为陵州仓，设监支大使等官。”至元二十年（1283）八月，济州河开通以后，十月，设立东阿至御河的水陆驿站以便递运，徙济州潭口驿于新河鲁桥镇。准备由泗水接新河至东阿，再陆运至临清接御河。至元二十七年（1290）夏，罢海道运粮万户府，即改利津海道运粮万户府为临清御河运粮上万户府，直属枢密院。临清万户府级别很高，管辖区域除了包含德州段外，一直到天津。元贞三年（1297），在德州设置捕盗司，负责入京的漕运事宜。
少数民族内迁、运河商业文化兴起，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
金元时期，蒙古族、回族等大批少数民族内迁德州，同时也带来了多样的文化民俗形态。运河的贯通，让商业文化走进并融入传统的农耕文化，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及生活方式，使节日礼仪、饮食服饰、婚丧嫁娶、娱乐消遣以及生产生活在内的风俗习惯呈现多姿多彩。
语言方面，德州人管池塘叫“海子”，就源于蒙语。饮食文化方面，以游牧生活为主的蒙古族人日常食物离不开牛羊肉及各种奶制品。回族人亦只食牛羊肉。而人口最多的汉族人，主食以米、面为主，副食受蒙古等族的影响，也多食牛羊肉等，更多食猪肉。在主食方面，虽这时期仍有南北食之分，但随着水稻在北方的普遍种植，在德州运河区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稻米的食用也越来越普遍。
在岁时风俗方面，清明节前后，民间盛行运河岸边踏青斗草；中秋节前后，官员常至北厂巡仓。在婚丧嫁娶习俗方面，元朝廷接受汉族传统，同时强调，各族人自相婚姻，应按本民族的传统礼仪举行婚礼，不同族通婚则要以男方民族的习俗举行婚仪。明令禁止了“指腹割衿”“华侈相尚”等陋习。在潘倩菲主编的《实用中国风俗辞典》还特别指出，“指腹割衿”的风俗源于鲁北地区。
宋金对峙时期，德州以及北方运河地区一大批不愿仕金而投身道门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以道教为“华夏正统”而积极传道布教，最为突出的就是全真道和真大道的创立和发展。全真道是金元时期北方地区最大的道教新派。真大道为今乐陵人刘德仁所创。刘德仁，本为金朝进士。他自称有一白眉须老人传授《道德经要言》，因此创教。《元史·列传》记载：“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刘德仁之所立也……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孙德福统辖诸路真大道，赐铜章。二十年，改赐银印二。又三传而至张清志，其教益盛。”
（原载于2021年5月28日《德州日报·德周刊》4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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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玉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