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张胜利（左二）在中共德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的“讲革命故事，传优良家风”宣讲中，展示书法家根据其家风故事书写的书法作品。      记者 刘振兴 摄

爷爷为革命牺牲，父亲是一等残废军人，我参加工作30年，誓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家风

□张胜利 夏津县妇联主席

胜利——这个名字,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家国情怀,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叫“胜利”的女性不多,我是其一。1969年11月,我出生于夏津县郑保屯镇小李庄村一个革命家庭,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初期,我的父母给我取名“胜利”是希望我作为革命后代,成人后要承担继续革命事业的责任，并获得成功。

我的父亲张兴太，1924年8月出生，1944年1月参加革命，1946年负伤致使双目失明，定为一等残废军人回到原籍。1989年父亲因病去世。父亲离开我31年了，但父亲留给我的红色血脉却传承下来，并后继有人。在革命家庭成长起来的我，受父亲的影响特别深。秉承了父亲自强不息，乐观坚强的性格，工作生活中都带着干练、认真等赓续红色传承的典型印记。特别是作为女性，从事宣传、妇联等工作时，这种性格特征显得尤为突出，领导同事说我“心中像揣着一团火。”

追忆峥嵘岁月

我爷爷是一名地下党员，受爷爷影响，1944年，20岁的父亲参加了革命，成为夏津独立营的一名战士，后独立营改编成独立团，独立团被改编为冀南独立四师十团，隶属于刘邓大军。父亲参加革命后，叔叔也跟着加入了革命队伍。1945年，爷爷在反动分子的疯狂迫害之下牺牲了。

父亲参加过大别山和石家庄战役，他作战勇敢多次立功，很快就担任了班长，在解放石家庄战役中，父亲所在的团冲在最前头，在战斗中，父亲因离敌人炮火太近，眼睛的神经线被烧断，瞬间失去了光明。解放后，党和政府一直牵挂着作为功臣的父亲的病痛，曾经接他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眼科医院治疗，无奈神经线烧断造成的失明没有治愈的希望。于是，父亲就成为夏津县第一个一等残废军人。叔叔参加了革命后，在大别山战役中负伤，被评定为三等残废军人。

志向远大的父亲当时接受不了自己双目失明的现实，他曾感慨而着急地说：我都不能为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流泪了，也无法关照他们的亲人了，怎么会这样啊！他回到家时，迎接他的是家里荒芜的院落。因为他和叔叔参加革命后，伪军天天来抄家，奶奶带着年幼的姑姑搬到娘家。如果没有那些亲戚朋友的保护和帮助，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度过那段黑暗的日子。

战场上，他们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即使脱下军装，他们也像一粒粒革命的火种，播撒在祖国的四面八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常常为有这样的父辈们感到骄傲与自豪。

1987年，张胜利（后排左一）上大学前夕，与父母和姐姐一家合影

丹心为民践初心

父亲那代人始终怀有“人人都不能掉队，谁家有困难都要扶一把”的共同情结。父亲虽然眼睛失明，但眼盲心不盲。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夏津县郑保屯公社群众吃粮困难。父亲听到耳里，急在心里。他约来姓庞的老红军和老党员夏和宽，说咱得把这个事反映给党组织，哪怕直至报告给中央领导，共产党员一定得让乡亲们有饭吃。在县革委会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父亲和夏和宽跑到北京，作为有功之臣，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他们急切地说要找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工作人员好像随意问了一句：你们认识哪一位中央领导？夏和宽就说他认识董必武。董必武当年在衡水被捕时，夏和宽作为地下党曾经去营救过。工作人员打电话向董必武汇报。董必武接见了他们。他们如实地向老首长汇报了夏津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董必武当即拿出自己省下的600斤粮票、300块钱送给他俩。他俩说：俺们有抚恤金，还能维持生活。我们是来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给乡亲们来要救济粮的。董必武让他们先回去，说中央一定会派人过去核实情况。后来，山东省政府派人来核实情况，调查了几个村庄，认为反映情况属实。不久，公社每一个村民每天都领到了七两救济粮。

心中有光向阳行

政府为照顾父亲生活帮他成了家，母亲也身有残疾，全家举步维艰。苦难家庭的孩子早当家，我和姐姐早早地就开始帮家里分担家务，10多岁的姐妹俩出去挑水，肩膀都被磨破了皮；父亲看不见，我们姐妹俩就充当起父亲的“眼睛”，小小年纪就陪着父亲去乡政府领抚恤金、去医院看病。记得我8岁时领父亲在路上赶上下大雨，我迷路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炸响的雷电，心底的恐惧，吓得我哇哇大哭。父亲对我说：“孩子，你记住，总会有办法的，总会找到回家的路。”这件事，让我以后再遇到困难时会一想起来就会产生力量。

1979年，我正上小学四年级，有一天，老师突然告诉正在上课的我：你家失火了，赶快回家看看！等我紧跑慢跑地赶到家时，闻到的全是烧焦的气味。到家里一看，屋里屋外全是人，火已经扑灭，满地一片狼藉，屋里的东西全部化为灰烬。母亲哭倒在炕上，我和姐姐被吓傻了，只会陪着母亲哭。当时父亲安慰我们说：“只要人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次日，父亲带着我们找到县民政局，一位叫庞玉风的民政干部按照政策，急事急办，马上给置办了满满一车生活急需的东西，邻居们也给送来被褥等日常用品。从此，我们全家坚信：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大家庭有难必帮的制度优势，艰苦的日子终会过去，伟大的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父亲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特别喜欢读书人，他用自己的抚恤金资助了一位表叔上大学，后来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父亲一直以一个老党员的真心话语激励我好好读书，接续他初心不变坚定不移前进在党指引的大路上，他说：“那条路，通向国强民富的美好未来之路。”

背负着父亲的期望，我成了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后来，我蘸着父辈的滴滴血泪、以笔端流淌的家国真情，写下父亲的故事《在黑暗中触摸幸福》，发表在《德州日报》。我想，这篇文章也许会感动无数人，给他们风雨兼程、踏平坎坷的决心和信心、能量和力量。

实现父亲的愿望

有一种记忆历久弥新,有一种精神生生不息!

我对家的理解，特别是对革命家庭有了更深的理解，是从教育自己的孩子中加深的。俗话说：“要知父母恩，怀中抱儿孙”。有了孩子之后，特别是教育孩子成长的过程，我才开始悟懂父亲对我深沉的爱。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乐观的。母亲说他们刚成家时房子破旧不堪，每逢下雨屋里好几处漏水，狭窄的屋内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到处摆满了接水的盆盆罐罐，父亲却坐在窗台上拉二胡。我读高中时，每次周末回家都有吹拉弹唱的，非常热闹。

高二时，我的视力急剧下降，血压低得坐着就头晕。当时政府对残废军人子女有照顾，能安排工作，我就不想上学了。父亲说：“你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我不能实现的愿望还要靠你去实现呢！”我也算不负父亲的期望，顺利考上大学。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高兴地逢人就说：“我家二妮可是咱村第一个女大学生啊！”

父亲去世后，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我是父亲生命的延续，我要像父亲一样笑对人生，过好生命的每一天。

2013年，通过公开竞聘，我如愿以偿到夏津县妇联工作。工作中我一直十分重视家庭教育这一方面，为此我多次到清华大学学习积极心理学。我把曾经迷恋网吧的儿子培养成了985院校四川大学的高材生，并且在大一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会干部、班长。2016年更是作为全市第一批百名人才被引进，落户德州。后来我把教育儿子的经历和心得汇总成《不要和青春期的孩子斗，输的永远是家长》一文在《祝你幸福》杂志上发表，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共鸣。我们家10多年前就开始救助了春蕾女童范文雨，儿子回来就接她到家里，给她补课；当听说她没见过山也没到过游乐园，就建议我们一家人带文雨出去旅游。我们一家三口先带着文雨爬了九如山，第二天又去齐河欧乐堡，把那里所有的游乐项目玩了一遍。2015年，文雨作为全国妇联“恒爱行动 最美天使”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表彰。

续写先辈荣光

1989年，我大学放假回家，发现父亲躺在炕上脸色蜡黄。那次，父亲和我聊了很多，他说，他这种后天失明的其实还不如生下来就看不见的，就像是拥有过，然后再失去，让人特别难受。我问父亲，那么年轻就双目失明，好像一下失去了整个世界，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现实。父亲说，事情发生了总得接受，高兴也是一天，难过也是一天，眼睛看不见了，心里再不敞亮，那真没啥奔头了。尤其是想想那些死在战场的战友，就觉得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虽然失去了光明，毕竟比他们在这世上多活了几十年。

作为农村家庭，没有什么家规、家训。父亲也不善言辞。而就是简简单单的身体力行，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能够健康成长。正是有了父亲的谆谆教导，让我学会了担当。尤其是对待工作时，我常常在想：如果是父亲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处理这样那样的工作事务，他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呢？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不仅把自己的家庭建设好，还多次请清华的老师来夏津为大家讲积极心理学，更多的时候是我为大家开展公益讲座，很多人因为我讲授的积极心理学而重塑幸福人生。2015年，在海安的世界家庭幸福论坛上，我和马丁·塞利格曼、彭凯平、赵昱鲲一起同台演讲，我的演讲题目是《运用积极心理，让祖国的花朵共享阳光》，受到大家的肯定。2019年，我带领志愿者们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婚姻家庭志愿者队伍，辅导闹离婚的夫妻1500余对，挽救近500个面临破碎的家庭，在全县幸福家庭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名基层的妇联干部，特别是从革命家庭成长起来的女干部，我一定不忘初心跟党走，积极在广大妇女中倡导共建共享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今年我又在市县领导的指导帮助下，牵头成立了“家风学校”，从机关、学校、社会三个层面着手，全力推动全社会家风民风的改变，用优良家风促进党风政风清正，为新时代现代化新德州建设贡献力量。

（原载2021年7月23日《德州日报·德周刊》4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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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玉友

审核｜朱代军  终审｜审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