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往事
□张缨
我的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来到德州工作生活,前几年过世后,我常常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思念远在千里的那个老家,还有父亲常常对我讲起的他幼时在原籍关于日本人的残暴记忆和那些不堪的过往。
我的父亲1930年11月出生,他14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扬州市宝应县曹甸镇的爷爷家,不到10岁那年,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家园在日军的铁蹄下被付之一炬,众多乡亲失去生命。
曹甸,是京杭大运河里下河段的历史名镇,周边水网纵横,田地平旷肥沃,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因其地势上扼古运河,下控射阳湖,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魏吴交战时,曹操曾在此地屯兵,曹甸镇因此得名。经过1700多年的发展和变迁,曹甸成为商贾云集的地方名镇,美食、戏曲、庙会名噪一时,当地流传的“曹甸小南京,不到不死心”就是对曹甸的真实写照。然而,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中饱受摧残。当年,陈毅和粟裕领导的新四军,在当地同日寇展开长期的浴血奋战,著名的“车桥战役”、“曹甸战役”都发生在这里。上世纪5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影《柳堡的故事》就是在当地拍摄并讲述当地抗日斗争形势的影片。
当年新四军战斗时的场景
古镇陷落
尽管时隔多年,我父亲却常与我诉说起幼年时期古镇被日军侵略的悲痛往事,每每他都义愤填膺,思绪难平。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的《航空部队使用法》中第103条规定:“重要的是直接使用空袭,使中国国民产生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就是这样,穷凶极恶的日军为了达到侵略的目的,突破了人伦底线,对平民和居民区实行无差别轰炸,给当地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1938年5月苏北沦陷,1939年日军开始侵占曹甸,1940年3月1日,他们对曹甸镇展开了轰炸。那年我父亲10岁,随家人躲进镇外的一块坟地里,轰炸过后回到镇上,看到的小镇已是人间地狱:满街道上无数间民宅被炸毁烧毁,当天炸死了20多人,伤者无数,过后加上重伤不治的共炸死百姓40多人,死伤者大都是镇上彼此再熟悉不过的街坊邻居。
我的曾祖父原本在镇上做染坊、百货生意,家里前后有两个大院,瓦房、坯房共20余间。日军的一颗炸弹落到了后院我爷爷奶奶的卧室外,炸塌了半间瓦房并燃起大火。待灭火后,完整的家具和物品已所剩无几,幸存的家具是我爷爷结婚时置办的一张八仙桌,当时被烧毁了多半条桌腿,后来找来能工巧匠修复了。我小时候吃饭、写作业都用它,现在还在我家保存,若仔细观察,依旧能看出桌腿上火烧的痕迹和长长的一道接痕,这是一件日军侵华的铁证。
1944年3月,著名的车桥战役打响了。粟裕领导的新四军解放了包括曹甸在内的淮安、宝应及以东纵横100公里的区域,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打乱了日伪“清乡”“屯垦”计划,实现了苏中形势的根本转变,拉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
在这场战役中,曹甸镇的日军先是增援车桥,在新四军的阻击下,又缩回到炮楼负隅顽抗,眼见周围炮楼先后被新四军拔掉,颓势下的日军出逃前,纵火焚烧了这个饱经战乱摧残的千年古镇,曹甸镇大部分建筑在冲天的火光中化为焦土。
当年我的舅爷在自家废墟里挑出些能用的砖料和残存的家具,用牛车拉到我父亲的姥姥家,加上父亲姥姥家的帮助,好歹地在那里搭建起两小间房屋,供逃出来的家人居住。至此,曹甸民众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被焚毁,现在的曹甸镇完全为新中国成立后重建。
劫后余生
曹甸镇的“小赖子”和日军周旋的故事,在当年被居民们传播得家喻户晓。人们把这个故事当作虎口脱险的民间故事口口相传。然而在这个历经惊险的故事背后,暴露的是日军的穷凶极恶。
父亲曾与我讲过:曹甸镇有一对夫妇老来得子,非常疼爱,这个独子当时年约八九岁,从小就是顽皮性格,我想大概相似于电影里的小兵张嘎。他的大名我父亲已记不起来了,那孩子头上长过癞疮,邻居小孩只记住了外号叫“小癞子”。
1942年夏季的某一天,炮楼里出来两个日本兵,在附近的河里一边嬉戏一边“哇啦、哇啦”地奋力划船,可他们并不会划船,小船要么左右摇晃,要么原地打转,怎么也划不出去。这一令人哭笑不得的场景恰好被在桥上玩耍的“小癞子”看了热闹。对于一个在河边长大的孩子来说,划船如同走路一样简单,划不了船简直就是个笑话。于是他随手捡起桥上的几个土块,冲着那条直打转转的小船就砸了过去,俩日本兵正急得抓耳挠腮,被突然激起的水花溅了一身,回身又看到一个正在嘲笑他们的小孩子,于是恼羞成怒扔下船桨,不顾一切地就去逮他。此时孩子见事不好,马上就逃开了。
本是小孩的一个调皮玩笑,但睚眦必报的日本兵不肯放过,他们小题大做,非要寻仇似地抓捕。由于他们没找到小孩,于是就找到保长。日本兵根本不听保长的苦苦相求,逼着保长交出小孩,并威胁不交出小孩就报复当地民众,眼见镇上又要发生一场劫难,在这紧要关头,老两口为了不拖累乡亲邻里,只得含泪交出了“小癞子”。
抓住孩子的两个日本兵二话不说,拎着小癞子就来到那座桥上,不由分说用力把小孩从桥上扔进了河里,看到没了动静,日本兵扬长而去,这才算让他们泄了愤。然而,令日本旱鸭子兵意想不到的是运河边长大的孩子个个会水,“小癞子”早已潜水逃走了,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两个日本兵对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如此凶残,穷凶极恶,再一次暴露出侵略者的残暴本性。
抗日办学
曹甸自古重教兴文,人才辈出。历史上出过的举人、秀才近百人。国民党元老郝柏村等都是曹甸人。1940年,日军占领曹甸后,在镇上建了一座三层炮楼,有大约一二十个日本兵驻守。随后,日本人在镇上办起了日本学校,分小学部和中学部,在当地招收学生,以达到在思想上、文化上灭华和美化战争宣传的罪恶目的。
曹甸镇郝姓是大家族,在当地有势力有文化,出过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叫郝乃鼎的文人,他酷爱诗书,是桐城派诗人、清代散文家姚鼐的崇拜者,曾为《崔堡小志》题词。当时,他在上海某校任职,因看不惯日本人在上海的学校里搞文化专制,愤然辞职,宁可回到故里赋闲在家也不愿意为虎作伥给日本人服务。那时他四十几岁,镇上的邻居管他叫乃大太爷。当他看到日本人又在家乡摧残中华文化,对民众实施奴化教育时,他不再回避,而是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用实际行动来抵制日本人的文化侵略。他召集了家族中的几个文化人,又挽留了几名因战乱流落到曹甸的知识分子,并拿出自家的房产,委托家族中一位有教学经验的堂弟任校长,在曹甸镇上也办了一所学校,同样设小学部和中学部,免费招收学生,教授语文、数学。我的父亲就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小学。在烽烟四起,时局混乱的年代,民族学校是不可能长久办下去的,日本人以各种借口去学校盘查教师、干扰教学秩序,郝乃鼎无奈地离开家乡,去当时的昆山国民党党部就任了县政府秘书。
1944年,车桥战役胜利后,6月份粟裕在曹甸镇金吾庄创立新四军苏中公学并亲任校长,至此,这片古老而又洒满烈士鲜血的苏中抗日根据地里,诞生了一所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一所扬眉吐气的人民自己的学校。
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5周年。回忆,是为了铭记历史、警示未来;回忆,是为了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团结一心,更好的建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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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李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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