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与武城风俗

▢李宽云

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开挖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河，其历史底蕴深厚，贯穿千年。最早的运河 “ 邗沟”，于春秋末期由吴王夫差为北伐齐国而开掘，主要用于保障战争物资供应；隋朝大运河的开凿 ，旨在强化对全国，尤其是南方的统治；元朝在隋朝大运河基础上开通京杭大运河，着重加强南北交通，促进物资流通。从长远来看，大运河在推动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两个维度探讨大运河对武城风俗的影响。

武城的风俗丰富多样，来过此地的外地人常说 “山东人规矩多”，这便是很好的例证。武城风俗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其一，武城深受孔孟之道的熏陶，又处于齐鲁和燕赵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之处，长期的文化繁荣促进了风俗的发展。其二，隋朝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均流经武城，形成了连接冀鲁的重要码头，交通便利，各种信息在此汇聚，影响并完善了当地风俗。其三，当地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繁 ，既有官方的强制移民，也有外地逃荒者在此定居；而当本地遭遇战乱灾荒时，不甘贫困的武城人又常常选择闯关东。流动人口往往将家乡的风俗习惯带到新的居住地。例如，当地传说中有个令人敬畏的龙神叫 “秃尾巴老李”，每遇雷雨天气，人们便会惊呼：“秃尾巴老李来了！” 武城人移居东北后 ，在雷雨较少的东北，也有了 “秃尾巴老李” 的传说。再如，武城人常种槐树，槐树生长缓慢，主干多弯曲，且 “槐” 字由 “鬼木” 组成，多年来当地人忌讳用它作檩梁，用处有限。那为何还要种呢？主要是因为当地许多居民是明朝时从山西大槐树迁来，为缅怀家乡，便有了在门前屋后种槐树的习俗。

武城的风俗大致可分为节日风俗、祭祀风俗、喜庆风俗、丧葬风俗、行业风俗、社交风俗和衣食住行风俗几类。其中，丧葬和结婚的风俗最为繁杂，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仪式。正如民谚所说 “十里同风不同俗”，这些仪式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同样细致入微。比如新人吃饺子时，新郎的左脚要踏在炕沿上；从 “招魂幡” 就能看出死者有几个儿女。上世纪末，笔者曾撰写《武城丧俗》，洋洋洒洒12000多字，仍有读者反映内容不全。这也反映出当地风俗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性。

歌谣是风俗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武城歌谣内容丰富，大致可分为 “政治类”“生活类”“行业类” “气象类” 和 “少儿类”。战争年代，“政治类歌谣” 常包含军事斗争内容。“生活类歌谣” 最为丰富多彩，盖房时的《上梁歌》、出殡时的《送山歌》和结婚时的《喜歌》，每首都在40句以上，且盖房和结婚的歌谣不止一首。“行业类” 中，有流传久远的《运河船夫号子》；有自我开脱杀生罪责的《屠宰歌》；有记载武城名吃制作方法的《烙旋饼》；有讲述棉花从播种管理到加工纺织全过程的《棉花谣》；长达百句左右的《卖五香面小唱》堪称歌谣之最；战乱年代有《土匪抢劫歌》；灾荒年则有《乞讨歌》《雇工歌》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变迁，民国之前流行的《打春牛》《麦王奶奶》等歌谣，已随着庆贺仪式的消失而鲜为人知；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指纹歌》《少儿 “留头”  歌》和反映旧时代悲惨景象的《童养媳》《孤儿苦》等歌谣，也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而少有传播。

民风是民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武城人豪爽正直，崇尚侠义，面对压迫和侵略敢于反抗。在这片不大的土地上，诞生了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刘黑闼；北宋时期爆发过王则起义；晚清时期，这里有多个 “义和团” 组织和众多团民；清末滦州起义大都督王金铭为国捐躯，名垂青史；抗日战争时期，武城运河两岸是八路军活跃的地区，位于武城 “十二里庄” 的 “运河中学”，仅在1945年至 1949 年就输送了 600 名战士和干部，“四・二九” 反扫荡的激战地点就在武城运河西岸的霍庄一带；从武城走出的民族英雄节振国、抗日军长李海青，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壮丽的凯歌。沿河而居的武城人，因见多识广，多为外向型性格，爱唱爱跳的人众多，涌现出许多文艺骨干。进入21世纪，旅游业蓬勃 发展，山东提出 “好客山东” 的口号。在这方面，武城堪称山东人的典型代表之一，武城人爱好结交，待人热情，遇事讲排场、好面子，讲究 “无酒不成席”；生活困难时期，即便借钱赊账也要置酒款待， 正如俗语所说：“有酒无菜，不算慢待。”“八大碗” 是武城的特色饭食，体现了武城人待客时的礼数和真诚。喝酒时，该上多少盘菜就上多少盘菜，酒足之后，再上八大碗作为主食。其中鸡、鱼、牛肉、猪肉、丸子全是 “硬菜”，定要让客人吃得酒足饭饱，才觉心满意足。

武城的风俗与大运河带来的经济繁荣息息相关。

俗话说：有了火车就有火车站。大运河开通后，武城沿河的旅店、酒肆、商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季节性的篙工、纤夫、搬运工散布在沿河各个村庄，他们亦工亦农；造船、修船业吸引了部分农民向工匠转变；专营运输、靠船发家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便是舟楫之便带来的经济繁荣。因此，沿河居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住所、服饰也越发新颖时髦，正如民谣所唱：“东看房，西看梁，漕河两岸看衣裳。” 物质的富足也带动了文化的发展。沿河居民活泼好动，省级非遗 “武城花杠” 便是由祭祀时的大花篮演变成二人抬的民间舞蹈；市级非遗 “武城武子拳” 也在沿河村庄传承至今。

运河的灌溉之利让武城农业受益匪浅。运河水质优良，灌溉便利，丰收有了很大保障。改革开放初期 ，运河沿岸的小麦亩产轻易达到千斤，相比井水灌溉，产量更高且成本更低。所以，作为传统农业县，“金武城” 的美誉与运河紧密相连。自明朝以来，德州西瓜久负盛名，武城功不可没。大运河环绕武城60多公里，河滩面积大，沙土地多，非常适合种植西瓜，且运输便捷稳当。这些优势促成了武城西瓜产业化，瓜农不仅总结出高产经验，还用 “油酱” 作肥料，培育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 “沙瓤西瓜”，后来又培育出早熟和晚熟两个品种，增加了产量，最大程度满足了消费者需求。于是便有了  “德州的西瓜武城的秧；德州的扒鸡禹城的汤” 的谚语，以及 “郭庄的旋饼，德州的鸡，武城的西瓜甜如蜜” 的民谣。

运河还为武城带来了酿酒的便利。俗话说：“好水出好酒”。武城沿河村庄多年来一直有酿酒的传统 。武城西北部在西汉时期曾属东阳县，有 “东阳好酒” 传世，盛唐时期工艺日趋完善，至宋代已小有名气。从宋代开始，菏泽地区成为 “菊酒” 主产地，借助运河的信息传播，武城人也学会了这项酿造技艺，并将其发扬光大。明朝嘉靖年间的《武城县志》中，就有菊酒销往外埠的记载；清代的《武城乡土志略》中，也有年产烧酒10万斤的记录；从晚清到民国，武城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饱经战乱灾荒，但运河沿岸仍有多家酒作坊持续生产。当地百姓总结说：穷卖馍馍富烧酒。这表明在经济危机下 ，运河依旧能给沿河居民带来福祉。运河的恩赐为新中国成立后组建 “国营武城酒厂” 奠定了基础， 此后便有了享誉齐鲁的古贝春美酒。

作者简介：李宽云，武城人。退休前曾任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文化总监，高级企业文化师职称。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齐鲁文化之星。已发表文学作品数百篇，出版文学作品集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