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党组成员、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鄂宏达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中，为什么推荐大家认真阅读学习《塘约道路》这本书？原因有二：一是，作为当代文学家、著名学者的王宏甲先生，在《孔子大传》和央视大型纪录片《长征》电视总撰稿的紧张写作过程中，能够自觉、主动分身出来并且充满激情地去讲述一个偏远、贫穷农村的三年“蜕变”，绝对有发自他内心的原因和动力，绝非是来自于外界的压力或者诱惑所能使然。正如他书中所说：“现在这远山深土是如此生动地教育了我”，“我如果没有看到也就罢了，看到了，不敢不写。”“希望关心国家发展前景，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的读者读一读这本小册子”。二是，我自己看完这本书的直接感受就是“思绪万千，感慨万千！既陌生，又亲切。”（借用贵州省安顺市曾永涛市长对作者的话）《塘约道路》用报告文学的体裁、抒情与叙事并举的方式，平实通俗而不失激情地向我们描述了2014年被一场暴雨几乎连同物质和精神一起冲垮的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塘约村，如何在党支部带领下通过搞“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合作社迅速摆脱了贫困，又如何在摆脱物质贫困的同时建设了“精神焕发的村庄”。书中所写的村庄、村民、村干部，感觉就在我们经开区，就在我们赵虎、抬头寺等乡镇，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经开区同样有愿望和呼声、有要求和支持、有顾虑和难题、有探索和试验、有教训和经验……我们应该而且完全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推进“农村党支部领创办土地合作社”工作的路径、办法，找到从依靠城市化“谋富求发展”转向依靠乡村振兴战略“谋强求振兴”的切入点、着力点，找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殷切嘱托的载体和抓手。
“谋定而后动”。识势在前，方能乘势而起。经开区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如何借势推进大部分土地被划定为永久性基本农田的赵虎镇和抬头寺镇的“三农”发展，是我们面临的最现实的群众期盼，是我们的守土之责，是我们都绕不过去的坎。学习《塘约道路》，对于我们在乡村振兴和永久性基本农田划定这两个国家级决策的结合点上，创出一条不同于长河、宋官屯和袁桥的“三农”发展新路，有许多借鉴之处。
思路决定出路，深化农村改革首先需要转变思维方式
完全不同于在前三十多年中形成的外出打工带亲友、少数“能人”搞企业的老套路，塘约村就是依靠在家留守的本村村民在自己的土疙瘩里刨出了致富发展之路，而这条路只用了3年时间就大见了成效，改变了“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进富裕门”的状况。2014年6月5日，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一句问话：“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让村支书左文学因为“看到了前途”而哭了。随后，他泡了一个多小时的浴桶。在这一个多小时里，他却想了从1991年外出打工到2000年当村支书、再到2014年白纸厂寨被洪水冲成一片废墟这二十多年的事情。正如作者所写的，“他泡在浴桶里想往事想前途”。最后，左文学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是要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抱团发展”。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塘约之路》的原始起点，就是塘约村的发展“出路”，就是毛泽东说的“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我们更应该清楚，能够想明白这个“出路”，关键是转变了思路、转变了思维方式。这个“转变”，用群众的话说叫“上什么山唱什么歌”，用作者的话说是“改革…需要扬弃”，用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讲就是“实事求是”。不主动跟上时代变化、自觉改变思维方式就没有出路，最后只会被时代所抛弃。我们要学“出路”，更要学好“思路”的转变，这需要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而不是固守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想法不动。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需要在新时代坚持好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
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说：“政府永远是帮，不是包。党支部也一样，要依靠人民群众”“要靠群众的内生动力”。左文学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人民是改革的主体”的表述，说“这件大事还是要村民来定”。两个人的话，实际上都自觉地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从2014年6月5日晚召开塘约村的十一人干部会，到成立老年协会，再到6月8日召开十个自然村寨村民代表大会，再到给全体村民写信；从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原则组建合作社，到“七权同确”推动土地流转，再到依靠“我说了不算、村民代表大会说了算”这句话让红九条成为规矩，再到“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推动村民自治。这些事情和做法，实际都是对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路线的践行。从修环村路，到拓宽洗布河，再到去掉田坎界，再到义务修镇村联动公路。这些原来做不了、现在能很快做成的工程，实际都要归功于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路线的落实。《塘约道路》就是一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道路。正如左文学深有体会地说，“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资源好，人民的资源最好”。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弄清楚“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头里，才能团结、带领和依靠群众，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初心。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建好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两委”，是做好“三农”工作的根本保障
知易行难。《塘约道路》两天就能看完，一周就能想明白，但“塘约之路，可复制吗，复制它，难度有多大？”这是作者最后提出的追问（我更愿意称其为“塘约之问”），更是我们这些从事实际工作的读者应该扪心自问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回答好了，《塘约道路》就能够在我们经开区任何一个村成为现实，经开区任何一个村都能做得比塘约村还要好。事在人为。从2014年大洪水洗劫之前的二级贫困村，到一年之后人均收入达到8000元，再到两年后集体经济200余万元，怎么做到的？左文学自己总结了“四个好”，就是“选好一个路子，建好一个班子，带好一个队伍，用好一套政策”。而他“感到最重要的工作是党支部建设，重中之重是党员的思想建设”。所以，“‘三会一课’制度在这里执行得雷打不动”，党员的权利和党员的义务这两个学习内容，“即使已经学习过一百遍了，仍然每次集体学，就像一种庄严的仪式”，目的就是把原则和党性“像种树一样，把根扎下去”。所以，塘约村党总支能够不断地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汲取营养和力量，能够活学活用决定建设“乡村殿堂”、义务修上山的机耕路、自创“驾照式”党员扣分管理模式；所以，作者最后给出了“塘约之问”的答案，那就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党支部建在村里”。“塘约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特别突出的飞跃性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是大户做东的专业性合作社，是党支部领导了村社一体全体村民合股联营的合作社”。毋庸讳言，支部书记这个“一把手”是重中之重，没有左文学这个好支书，就没有《塘约道路》的缘起。但也要像作者说的那样，“走塘约道路要打破左文学迷信”，如果没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没有以书记、市长等为代表的市区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和推进，没有“老支书”们长期形成的好作风、打下的好基础和工作中的大力配合，没有村“两委”班子的共识与合力，支书再好事情也难以办成。所以，“善于发现这个村的左文学，支持他，培养他”，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这不仅是农村党支部大有作为的时候，也是市委、县委、乡镇党委大有作为的时候”。也正因为如此，周建琨才说：“选好一把手，选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是村级发展的关键。”
坚持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新时代鲜明特征，才能长远持续地推进“三农”工作
作者从第一章“农民工大量下岗了”、“农民工回乡了”，“这是坏事，还是好事？”写起，到最后第十一章写到，“农民工下岗回到家乡了……是好事，好得很的事！”并大声呼唤“回来吧，乡亲们”，因为左文学说“我们村‘农二代’的问题，我们解决了”。这说明，作者在繁重写作任务中以一种“不敢不写”的历史责任感数易其稿地写这本小书，其初心是对中国“三农”现状的忧虑和发展道路的深思，其兴奋点则在于找到了源自“三农”内部、具有“内生动力”的探索实践。正如作者所写：“塘约的‘七权同确’，贵在步步为营全是巩固集体所有制，这正是把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当村民在这个集体中体会着有尊严的劳动生活时，才有主人的地位，这是产生‘内生动力’的真正的源泉。”“塘约人因此对自己‘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合作社有更多的体制自信。”也正如周建琨所言：“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也应该能够总结了。”“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村民，才会产生村民自身的内生动力，塘约就是这样。这应该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都反复说明塘约道路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是靠共同富裕“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没有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目标的牵引和成为现实，即使认识到“单打独斗没有出路”，左文学、陈大兴等“能人们”也回不来；即使占塘约村30%左右的“债民”穷到像甘肃杨改兰一家那样，也无法“思变”参加合作社；即使找到一大批像房学凯、陈万德、左俊榆这样的老支书，也难以彻底改变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局面，而在不到3年时间里迅速建成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所以，“重新组织起来，不是形式的变化，而是初心的回归”。作为通过城市化、工业化道路发展起来的经开区，在承认和尊重发展历史以及在“先富带后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维方式引导下所取得成就的同时，更应该立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成为主要矛盾的现实，不忘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初心，把“共同富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着眼点和出发点。
注重工作方式方法的改进是提升工作本领的重要内容，更是我们做好“三农”工作的基本功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首篇《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中亲笔写的“本书编者按”里讲到：“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党支部要发挥“主心骨”作用，通过群众路线，把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农民群众主动参与的自觉行动，真正依靠现代农业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就应该学习塘约村党总支具体务实的工作方法。个人认为，以下四种方法值得借鉴：一是，学会宣传。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所以在塘约村党支部第一次开会研究成立合作社时，首先确定的是成立老年协会做占农村留守人员大多数的老年人的工作；在具体操作土地流转时，先做的是给全体村民写了明白信；在全市推广塘约经验时，是在塘约村刚建成的广场上现场开了3000人参加的露天大会。现在我们经开区很多农民群众都有了手机，会用了微信，这些宣传手段更应该充分用起来。但“人怕见面”，“农民是用眼睛看事情的”，我们也不能放弃面对面地宣讲方式。不仅要宣传，更要会宣传，既要采取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更要把宣传的内容讲清讲准，千万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二是，学会民主。从怎么搞合作社，到如何解决“七权同确”中乱占集体土地难题；从怎么组建专业队，到如何组织修路修办公楼；从怎么管好党员干部，到如何推动“红九条”被接受执行，左文学作为村支书，总是把自己想明白了的想法拿出来与“两委”成员、村民代表们反复商量，也愿意主动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也能够自我检讨在引种北京尖椒过程中所犯错误。农村党组织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是既要依据制度坚持“大家的事大家商量”，又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主心骨”作用凝聚共识形成决议；既不能搞行政命令式的“强制”，也不能放弃职责导致人心涣散。三是，学会学习。左文学说，“周书记每次来，说的话不多，但我都要拼命看书学习才能懂点”，作者在记叙这些时，“感到这里一经成立合作社…干部群众都进入一个快速学习期”，“感到一个领导者会阅读，这个地方才会有前途”。左文学和村干部们不仅勤于从书本和政策里学习，还勤于在调查和算账中学习，在对比、总结和反思中学习。他们算出“仅滥办酒席一项，塘约一年吃掉将近3000万元”，他们反思出集体资源被占用是因为“有不少问题出在村干部身上”，他们也在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里学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解决方法，通过解决个别干部的问题实现了集体与个人产权分清，为“七统”提供了前提条件；通过依靠群众搞村民自治让村规民约落地见效，为村社一体管理奠定了基础。四是，学会落实。目标导向要与问题导向结合起来，工作才能落实。只谈目标，就会骛于虚声；只看问题，可能误入歧途。塘约村从“穷”这个问题入手，搞合作社、专业队，抓“一清七统”、“七权同确”，更从“建设精神焕发的村庄”这个目标出发，搞“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抓“村规民约”、“村民自治”，从而建立起“村社一体、合股经营”的体制。反思我们，很多农村党组织还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被问题牵着鼻子走的阶段，信奉的是“遇到什么事说什么事，办得了就办、办不了就散”；就是说起目标来，也是千篇一律、照本宣科“不走心”，目标与问题两个导向的“结合文章”还没起头，工作落实自然难见成效。“我们是等待着外资外企再回来招收中国农民为他们打工，还是依靠农村党支部带领广大农民建设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生活？”这句话问得好，问到了我们经开区干部的痛处和关键处。在永久性基本农田划定的背景下，我们是痴迷不悟地与赵虎、抬头寺两个镇农民群众一起干等城市化带动致富，还是主动顺应形势机遇变化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带领农民群众借鉴塘约道路谋强求振兴，相信大家应该有了答案。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干成干不成，而是干与不干，因为就在我们德州，像宁津县保店镇陶庄村这样的典型示范都如雨后春笋一样了，经开区的农村还能比他们落后吗？！更何况，塘约村的发展之路反复证明党建基础远远比经济基础重要，“并不是贫穷落后的村庄缺少走集体化道路条件，而是他们最有组织起来的愿望。推广塘约道路，可以从最贫困的村庄做起。”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农业的组织化是出路。现在应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