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济南军区政委宋清渭上将  摄于2013年

15岁参加八路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离职前任原济南军区政委——

我的首长宋清渭上将

▢刘庆民

又到了和首长宋清渭政委约定的一块过“八一”建军节的日子。

宋政委从原济南军区领导的位子上退下来后，我和刘玉江去看他，就和首长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每年的“八一”都要和首长一起过建军节。刘玉江是1959年底入伍的老兵，在部队时他是师炮兵团政治处主任，转业后在德州燃料公司工作，后创办了山东黑马集团。每次见面首长都会谆谆教导我们，要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2022年的“八一”，宋政委已住院好几个月了，我和刘玉江赶到济南的九六○医院的病房里去探望他。我俩进去时，政委睁开眼睛盯着我们。刘玉江走到首长病床前，挺直了腰板，举起右手打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高声报告：“首长，我来看你了。”宋政委在病床上吃力地抬了抬头，伸出右手摆摆手说：“你挺好吧？”然后指了指我说：“你怎么样？”我赶紧向前一步，紧紧握住政委的手说：“政委，我挺好。”有谁能想到，这次会面竟成了我们和首长最后的诀别。2022年12月27日下午，首长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4岁。

年年“八一”，今又“八一”。远望猎猎军旗，宋政委那熟悉的身影和慈祥的笑容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和宋政委在一起的日子，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我的脑海里激荡。

初识首长面

1975年春天，江南大地一片葱茏。由原济南军区改隶福州军区的6011部队结束了在江西的任务，调防到与国民党军占据的马祖岛一水之隔的黄岐半岛，编入驻守闽东地区的32303部队。作为接收部队副政委的宋清渭，与江西省军区办完交接手续，便匆匆赶往福建看望刚归建的部队官兵。我当时在601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一天上午，宋副政委在师首长陪同下来到宣传科，首长笑容满面地和每一位同志握手，亲切地询问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哪里人。当首长问到我时，我响亮地回答：“我是山东德州人。”首长问，“你是哪个县的？”我回答是平原县的。首长听了停了一停，接着说：“1946年打平原的时候，战斗打得很激烈。”接着他话锋一转问道，“现在你们那里怎么样？”我当时语塞，不知怎样回答。要说好吧，可连饭也吃不饱；要说不好吧，现在是新社会。于是我支支吾吾地说：“还行吧。”首长和我握了握手就离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首长看上去很年轻、干练，对部下和蔼可亲。听他口音好像是山东人，但我不敢问。

1976年的8月，军里召开新闻报道工作会议，师政治部朱崇华副主任带我同去。宋副政委参加了会议。上午安排各师新闻干事汇报发言，发言时我把我们师的新闻报道工作做了详细的汇报。我发言完毕，宋副政委说：“你那个师是个老部队，英雄模范多，新闻报道工作也应走在前面，不能当光荣的副班长啊。”首长的话，既有批评也有鞭策和鼓励。吃完中午饭，朱副主任沉不住气了，找到我一块研究改进措施。我说：“咱们师排名中游，也不算最差。”朱副主任说：“上午宋副政委那个话里，就是在敲打我们，我们师齐装满员，人员多，英雄单位多，模范人物多。首长对我们要求高，下午我得表个态。”我们研究了几条，我写了个提纲，供朱副主任参考。下午各大单位表态后，宋副政委讲话。首长的讲话时间不长，但句句讲到要害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首长说：“部队的篮球队、文艺宣传队、报道组，是部队的三张脸。对于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三件事必须抓好。是各级首长和政治机关的责任。搞得好的不能骄傲，还没搞好的，要下决心抓上去。还是那句话，不能当光荣的副班长。”我由衷地佩服首长的工作魄力和讲话的艺术性。首长的这个讲话很快在全军传达下来。不仅是新闻报道工作，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新局面。

军队就是他的生命

宋清渭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身经百战。对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来说，军队就是他们的家。搞好军队建设随时准备打仗，就是他们生命价值之所在。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是他们永远不变的信条。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作为带兵的人，苦练精兵准备打仗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在闽赣这片红色的大地上，宋清渭赓续红军时期留下来的红色血脉。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梅岭方志敏烈士墓前，在福建古田会议遗址，在井冈山大小五井，他认真地学习，深刻的思考，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诠释的优秀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薪火相传。在永新三湾改编的大枫树下，他聆听了老红军讲述的三湾改编的故事。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主席的谆谆教导早已在他的脑海里扎下了根。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在那间挂着鲜红党旗的小土屋里，他庄严地举起握拳的右手秘密入党宣誓的情景，时时浮现在眼前。在济南战役发起总攻时，他作为某部九连指导员，冒着枪林弹雨，从城西郊打到大明湖，他亲身实践了连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他担任各级指挥员的岗位上，都把抓好基层党支部建设作为头等大事，作为强军精武的统帅和保障。1979年9月，他从国防大学学习结束回到部队，放下行李就马不停蹄地下到基层连队。首长带着我来到驻守在福建前线的基层连队，下海岛、上哨所、查坑道、看伙房，召开干部战士座谈会，听取大家对基层建设的意见。在去湄洲岛某部六连时，我们把车放在海岛对岸，乘坐渔民的渔船登岛。首长对岛上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在六连住了7天。在一次干部战士座谈会上，黄连长和参加座谈会的干部战士都没有戴军帽，风纪扣也没有扣。首长也没有直接批评他们。首长问，“平时也这样吗？”回答已经习惯了。黄连长还说了一段顺口溜：“当兵十几年，带了一个连，光长胡子不涨钱。”座谈会结束后，首长对我说：“基层干部的待遇是低了些，这要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才能逐步改善。但不能因为这些而把部队的作风搞得稀稀拉拉。”看着首长凝重的神情，能体会到他对部队基层建设的担忧和思考。出岛后，我们又去了南日岛。在团部，首长十分严肃地批评了团里的领导。首长说：“问题出在基层，根子在领导。你们把部队带得松松垮垮，一旦有情况怎么办？你们先教育整顿一个月，一个月后我再来检查。”

在长期的实践中，宋清渭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基层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善于发现好典型，给他们立功颁奖，迅速推广。首长带我到某部二连蹲点，这个连驻守侨乡永春县，首长放下背包，就到班排找战士们谈话，还深入到炊事班、伙房、猪舍了解情况。看连里的墙报、黑板报，首长了解到战士们对连队生活很满意，对司务长崔成楠赞誉有加。过去，二连生活差，每年伙食费超支8000多元。战士们顿顿喝菜汤，对个别干部有些意见。自从崔成楠当了司务长后，他带领炊事班开荒种菜，养鸡养猪，连队的伙食天天变样，每顿四菜一汤，一年下来，连队伙食费还结余8000多元。崔成楠利用进城买菜的机会，帮战士们邮寄家信，代买一些日用品。不但节约了时间，还节约了差旅费。战士们称他是个好管家。首长征求连长对崔成楠的看法，连长说了一件事。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连长来了一个老乡，嘱咐崔成楠加两个菜。崔成楠把菜送到连长屋里后，把连长叫出来说：“你加的菜钱是交现金还是从工资里扣？”连长有些不耐烦地说：“以后说。”说完就回屋陪老乡吃饭去了。等连长吃完饭出来送老乡的时候，见崔成楠还站在屋外，问他站在这儿干吗？崔成楠说：“你还没给我准信呢。”把连长弄了一个大红脸，连忙掏出钱交了菜钱。连长深有感触地说：“我有这样的司务长，还怕搞不好伙食吗？”在总结崔成楠材料时，首长对我说：“这个司务长抠门抠到他上司的头上，还真有些胆量呢。”首长把崔成楠的事迹向军党委做了汇报。常委们一致认为，现在基层连队普遍的伙食不好，就是缺少崔成楠这样的好司务长。军党委决定给崔成楠记二等功，并报军区党委授予他“模范司务长”称号。半年后，崔成楠被破格提拔为团后勤处副处长。

闽东地区的水果到了收获的季节。淡黄色的龙眼，浅红色的橘子一嘟噜一嘟噜挂满枝头。宋副政委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也是收获满满，基层政治工作的情况掌握得比较准确。问题就出在干部对全党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认识有差距。如果不及时转过来，部队的问题还会继续暴露出来。在11月的军党委会上，他把调查到的情况和建议详细地做了汇报。他提出应尽快召开一次基层政治工作会议，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统一认识，开创全军政治工作新局面。军党委完全同意他的建议，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尽快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参会人员包括团以上单位军政主官，基层政工干部共计800多人。由宋清渭副政委作报告。田世兴军长作怎样当好指导员的报告。12月初大会正式召开，军委各总部和军区各部门都派人参加。宋清渭在主报告中提出了“搞好三个转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政治工作”的措施和办法。这次会议对于全军上下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鼓舞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军区和军委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关心部属胜过关心自己

中国自古以来带兵的人就有“秋毫无犯”“爱兵如子”的古训。宋清渭受到他那一代首长的关心和爱护，到他成为首长的时候，继承了部队的光荣传统，关心和爱护自己的部属和士兵胜过自己。有一次，我随他到住长乐县梅花镇的某守备连蹲点，吃晚饭时，连部的餐桌上有一盘蒜苗炒肉，首长进入餐厅后，挨桌看了一遍，发现战士们的餐桌上并没有一盘蒜苗，于是，他问连队的干部，“是不是每个班都有这个菜？”连干部回答，首长来连队蹲点，第一餐就加了一个菜。首长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端起这盘菜倒在一大盆大锅菜里。然后，和战士们一起吃一样的大锅菜。这天晚上首长对我说：“你可别小看这盘菜，全连上百双眼睛盯着呢。一盘菜本不算大事，可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打了折扣。”等我们回到军部后，我收到了这个连的一位汕头籍的战士来信，信中说：“看到首长端起盘子倒菜的举动，就仿佛看到老八路的影子，许多战士议论说，这才是老八路的作风。一下子拉进了战士和首长的距离。”这在我的思想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在首长的心里，战士的地位比自己都要高。我真的没想到，一盘菜会有这么大的效果，这件事至今不能忘怀。

这年年底，正当转业干部集中离开部队的时候，首长带我来到驻守平潭岛的某部六团。一天中午饭后，一位年轻的军官来到团招待所，找到我说，要见首长，我问明了情况后，带他去见首长。原来这位转业干部，因为档案年龄差一岁家属不能随军。他从老家开来证明，说实际年龄比档案年龄大一岁。首长听完他的诉说，诙谐地对他说：“你这个小子，为什么对党不说实话，入伍时为什么少报一岁？”这个转业干部解释说：“当时怕当不上兵，才少报了一岁。是我的错。”说完就从首长屋里出来。我说，你先回去吧，首长已经知道了你的情况。晚饭后，首长对我说：“你给师里打个电话，看看像这个干部的情况多不多？家属随军对基层干部是个大事，看能不能统筹解决一下。”我马上给守备二师政委打了个电话，师政委说：“像这个干部的情况，全师共3个。”我把电话给了首长，首长听完师政委的汇报后，对我说：“你给干部处打个电话，把守备二师的情况告诉他们，在不违背政策的情况下，给他们解决一下。”还要我给后勤财务处打电话，让他们给守备二师拨3个家属工指标，把他们家属的工作一块解决一下。我听了首长的话，打心里佩服首长对部属的关心和爱护，你想到的给你办了，你没想到的也给你办了。他把下属的困难设身处地地当作自己的困难，能帮到底的一定帮到底。

首长对部下和士兵关心爱护，对自己却严格要求，有时候甚至是近乎苛刻。他在当团政委的时候，有一次到军区开会，正好妻子周平到部队休假期满，搭他的车回福州，按常理说，不是专门派的车，不用交费。但是首长觉得虽不是专车，可也是公车，还是坚持交了180元的车公里费。财务股长逄一成说，他太认真，像这样的用车不在收费范围之内。可首长说：“当政委的如果不交，怎么还能收别人的？”最后还是硬让他收下了。这180元刚好是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他在师团工作期间，夫妻两地分居6年，这6年由周平一个人支撑着一个家。既有繁忙的工作，又有繁重的家务。当时他们已有3个孩子，最大的5岁，最小的只有3个月。4口人挤在一间只有13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住就6年多。宋清渭偶尔回一趟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还不是最难过的，最难过的是父子的别离之情。有一年的下半年，周平被安排到江西省修水县搞社教，宋清渭在霞浦的部队，一家三地分居。3个不懂事的孩子单独留在福州，只好雇了一个保姆，留一点粮票维系生活。日子既艰难又凄苦。有一次，宋清渭到福州开会，顺便到家看看，刚推开门，3个孩子一起扑了上来。七嘴八舌地争着诉苦，一边说，一边哭。看着3个瘦得可怜的孩子，宋清渭一把把3个孩子搂在怀里，眼睁睁地看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半晌，他对孩子们说，爸爸妈妈工作很忙，你们要听阿姨的话，爸爸一有空就来看你们。3个孩子拽着不让他走，要爸爸陪他们住一晚上。对孩子们这点要求他也满足不了。他留下一点粮票，强忍泪水，嘱咐保姆几句就离开了。直到老年说起这件事，首长仍然止不住老泪纵横，说欠了孩子们太多太多。这就是宋清渭政委的军人情怀。爱部属胜过自己，把一腔热血献给了部队。

少小离家  情系家乡

宋清渭将军15岁参军，跟随部队一路向南打到了福建，几十年里戎马倥偬始终顾不上自己的家乡和亲人。1948年7月母亲去世时，宋清渭所在的部队正在离家只有二三十公里路的临邑县夏口镇集结，准备投入济南战役，没能回去送别母亲。上世纪50年代父亲去世，他正在数千里外的福建前线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反攻，接到家信时，父亲已经下葬半个多月了。1985年，宋清渭调回济南军区任职，考虑到离自己的家乡比较近，他上任伊始就给自己定下了“六亲不认”的规矩：自己在任一天，绝不利用手中的职权为亲属办私事。

但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他始终关心、关注着家乡，每当得知家乡有了新变化，群众生活有了新提高，他都打心眼里高兴。而每当家乡发展遇到难题，群众生活发生困难，他都忧心如焚，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上世纪90年代，当他得知家乡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干旱时，他连夜协调有关单位，解决了十几门高炮进行人工降雨，及时排除了旱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国家有扶持建设商品粮基地的计划后，找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姜春云同志，建议将传统的粮食主产区德州列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后来国务院采纳了他的建议，特批在德州增加了一处投资上亿元的大型商品粮基地，为德州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他还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协调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多方筹集资金，为家乡解决了财政转移支付、修路架桥、校舍修缮、群众吃水等民生问题。将军不止一次深情地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忘不了自己是一个山东人，是一个德州人。”

离而不休立新功

1994年11月，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最高服役年限的规定，宋清渭上将离开了原济南军区政委的岗位。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觉得离开领导岗位，并不是不再为国家做事了，只要身体还好，总要做点有益的事情。整天没着落不行。这倒不是说，我这个人工作成瘾，因为惯性刹不住车，而是感到自己还有点余热，总想散发出来才好，心里才踏实。”一个在庄严的党旗前宣过誓的人，他的心永远是年轻的，它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永远为前进的人照亮道路。

1991年6月，宋清渭在济南市经七路西段拓宽工程工地上参加劳动。时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宋清渭心里永远装着人民。在全国人大工作的日子里，他反复地在想，我这个代表是人民选的，我能为人民做点什么？怎样履行代表的职责？又如何回报人民的养育之恩？所以他参政议政的热情特别高，不管讨论什么问题，都争相发言，表达人民的诉求。5年里，他正式提交了5份提案，在代表大会和常委会上发言90多次。每次提交的提案和在会上的发言，都是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特别是社会底层座谈讨论，直接倾听群众的呼声之后形成的。那几年农民负担重，因而造成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他本就是个农家孩子，天生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农村和农民的事情比较关心，每当看到或听到农民的这些烦心事，心里就不好受。他曾在多种场合多次会议上呼吁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关心农民的疾苦，切实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他提出了尽快制定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尽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责任。

保护母亲河，为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华夏儿女和中华文明。可这条母亲河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却时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水断（流）、水（污）染、（洪）水患”等严重问题。从1972年黄河出现历史上第一次断流之后，断流几乎无岁无之。到了90年代情势更为严重。据统计，从1972年到1998年之间，有21个年份黄河下游出现断流。1997年，黄河利津水文站断流时间长达226天，330天无黄河水入海。断流河段延至河南开封附近，长达704公里。面对这样严重的灾患，宋清渭作为人民代表，他心急如焚，他曾三下黄河，走田间，跑地头，站在黄河大堤上眺望思考。在1998年3月召开的人代会上，他领衔35位代表向大会递交了《建议尽快制定黄河保护法》的议案。他把调查来的情况写成《保卫母亲河，为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的文章，发表在《农民日报》《黄河报》《中国环境报》等报刊上，发出了一位人民代表的呼声。

教育下一代，永远跟党走。他说：“我已经70多岁了，只剩下两个‘职务’，一谓老战士，一谓老党员。”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十分繁重。原本他不想写回忆录，以免有为个人树碑立传之嫌。可当他考虑到任何人的经历都有他的社会性，单纯的个人回忆录是没有的。他从军60多年，这期间的经历，虽说是个人的，但它所折射出来的是党、国家、特别是军队变革前进的轨迹。把个人半个多世纪主要经历梳理一下，对下一代特别是自己的子女并非没有一点意义。回顾历史，并不是数数脚印，而是对个人一生的反思和追忆，也践行活到老、学到老的古训。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下决心试一试，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鼓励他试一试。这项任务对他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在军以下工作岗位上的工作经历基本没有资料，全凭个人回忆。在以后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他几乎天天都在苦思冥想，为了想起一件事、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时间点、一个数字、一个细节，有时几天几夜难以入眠。在不组织专门班子，不专门采访调研的情况下，费尽心血，形成了一部40多万字的《岁月纪实——宋清渭回忆录》。他自费出书，免费赠送。著名军事文艺评论家陈先义为这部书写了专门的评论《一个带兵人的思考》。2013年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配合全军强军目标教育，精心策划出版10卷本的《将军给士兵的信》。从全军选出10位将军，每人撰写一本，宋清渭担负起《偶像在我心中》的撰写任务。他不顾年老多病，不分昼夜，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给新战友们写了23封信，循循善诱地和新战友谈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偶像观。这部口袋书成为全军指战员的良师益友。

2023年7月1日，宋清渭上将和夫人周平骨灰安葬仪式在济南福寿园举行。他将和为解放山东献出生命和鲜血的烈士们为伴，长眠在这片青山绿水之间。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与老首长做最后的告别。安息吧，我的首长宋清渭上将。

（作者系德州日报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