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冬，酷寒统治的北方，冰封雪飘，山河憔悴。身穿臃肿冬衣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暂编第一军奉命由山东章丘、历城北渡黄河，向冀鲁边区移动。军长高树勋缓辔而行，马蹄踩踏冻土的嗒嗒声和叮当的铃声混在一起，传得很远。
高树勋对此次移师有喜有忧：所喜者回到老家，熟门熟路，便于开展抗战；所忧者要面对令人头疼的复杂局面，他对冀鲁边目下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形势心知肚明，沸沸扬扬的“冀鲁联防”变成了一个笑话，上峰调派他到此地的意思就是给“摩擦派”撑腰，甚至直接参与其中，进行武力摩擦。阵前喋血，死得其所，他倒不怕；兄弟阋于墙，龌龌龊龊，羞死个人。而且从个人感情上，高树勋也不愿跟共产党八路军发生冲突，这还得从他曲折的心路历程说起……
高树勋是河北盐山县城南高金庄人，家境贫寒，16岁离家外出谋生，到北京当学徒；18岁经舅舅介绍，到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当兵，参加过护国讨袁、反张勋复辟、反曹锟贿选总统等斗争，因作战勇敢、为人刚直、不嫖不赌，深为冯玉祥赏识，23岁升任营长；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时，高树勋任旅长；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高树勋随孙连仲投奔蒋介石，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任二十七师师长；1931年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剿共”；1932年8月，惨遭红军打击，只身逃生，躲进庐山，闭门思过，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重回昔日的统帅麾下，当了骑兵师师长；同盟军解体后，高树勋回到天津英租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为民族大义所激，在河北招兵买马，利用昔日影响，很快组建起一支武装。
从最底层挣扎上来的高树勋，深切地体会到乱世之苦，同情着跟自己同样出身的广大民众，渴望能以自己的努力解除他们的疾苦。正是这种民本思想，引导着他一直在追求光明正义的道路上前行而没有迷失方向。到1938年初，高树勋已经跟共产党有了较为良好的互动。他向八路军总部提出派共产党人到他的部队工作的请求，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部派共产党员钟辉和杨志雄率一批党员和团员进驻高部，帮高树勋从思想政治上建设部队。高树勋任命钟辉为政治部主任，各级政治部门的干部多由共产党人担任。不久，高部的面貌大为改观，思想政治工作取代了以往简单粗暴的打骂，唱革命歌曲、演文明戏成为高部从未有过的新气象，同时积极组织民众，宣传抗日，过去紧张的军民关系也得到了缓和……高树勋看到这些变化，有些喜不自禁：“我老高抢了几个共产党，改善了部队素质，这步棋走对了！”
高树勋怀着纠结的心情率部进入了冀鲁边区，选定乐陵、宁津、庆云、盐山等地驻扎。
一直对高树勋部队的“赤化”严重不满的，除了他的顶头上司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还有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军委会。就在高部进驻冀鲁边区不久，他们即派遣鲁北国民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CC分子马皋如和一批特务进入高部。马皋如被国民政府国防部任命为高部的政治部主任。这样，高树勋部队内就并列着两个政治机关，殊为奇异。马皋如以钦差大臣自命，威逼高树勋逮捕部队里的共产党人。高树勋迫于压力，只好秘密通知军中的共产党员自行离开。
高树勋部即将开赴冀鲁边的情报，早早由一二九师师部拍电报通知了萧华。师部要求挺进纵队切实做好准备，尽力团结高树勋，同时跟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边区得来不易的局面。
萧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大家把手头掌握的高树勋的情况汇总于一处，各抒己见，由萧华最后做总结。他把高树勋的政治态度概括为三点：一、倾向抗日，同情共产党；二、与石友三不和；三、在国民党内不被信任。
萧华说：“高树勋部来冀鲁边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贯彻蒋介石‘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冀鲁联防’的纸老虎被我们捅了个大窟窿，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让高树勋来就是想制造大规模的武装摩擦，把我们挤出边区。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要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主动争取，积极工作，就能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符竹庭、邓克明、周贯五等人纷纷表示赞同。灯光里萧华的表情依然严肃，可以看出接下来的这场斗争的严峻性。
萧华接着分析了马皋如的情况：“马皋如这个人是陈立夫的爪牙，国统特务，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而且很有些手段，这次被委任为高部的政治部主任，明显的有监视高树勋的意思。高树勋不可能不明白，所以他们之间也是相互猜忌的，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揭露马皋如的反动嘴脸……”
会议最后做出三个具体决定：一、以主动的姿态欢迎高树勋部北上抗日，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协助他们搞好粮草供应；二、对高部里的反共分子挑起的各种摩擦，予以坚决回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三、边区各级武装都要提高警惕，严阵以待，以防不测。
欢迎高树勋部的仪式在盐山旧县镇附近举行。会场集聚了挺进纵队的官兵和四面八方赶来的老乡，“欢迎高军长北上抗日”的巨幅标语十分醒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歌声响彻云霄。高树勋很远就跳下马，阔步走向会场，跟萧华等挺进纵队领导人一一握手，与萧华并肩穿过欢迎军民组成的“人巷”。听着一声声乡音，望着一张张热情的面孔，高树勋热泪盈眶，不住地向四周招手致意，大声问好。萧华代表边区军民致欢迎词，高树勋激动得语无伦次，加之本来就有些口吃，所以说话“这个这个”起来没完没了，但他的抗日决心却表达得明白无误，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接风宴上，萧华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亲笔信交给了高树勋。高树勋曾给刘伯承当过一段时间的副官。刘伯承在信中称赞了高树勋的抗日救国之举，又列举了鹿钟麟、石友三、张荫梧、朱怀冰等国民党将领同室操戈、制造摩擦的斑斑劣迹，劝诫高树勋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切勿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高树勋看完信，眉头紧锁，一声长叹。
萧华说：“高将军此次北来，家乡父老乡亲盼望你建功立业，消灭日寇；刘伯承师长听说将军前来，千里寄书，语重心长，高将军也能感到昔日首长的殷殷期待之情。”
高树勋说：“这个，这个，我自然知道，可是，这个，这个……”
萧华说：“高将军的苦衷，我们知道。贵党贵军不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吗？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将军捐躯抗日疆场，流芳百世。当此民族大难之际，还希望将军抛弃个人的得失，以民族利益为重，与我们齐心协力，共御外辱。”
高树勋沉默不语。
萧华也不等高树勋再说什么，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份礼物送给他，说：“这份礼物虽轻，却是咱冀鲁边区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一片诚心，望将军笑纳。”
高树勋整衣肃立，接过礼品，向萧华打个敬礼，转身而去。
萧华立即跟符竹庭、邓克明、周贯五等人商议。
邓克明说：“国民党派高树勋回来，以老乡身份联络各方面人士，让他跟咱们搞摩擦，咱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邢仁甫同志跟他是盐山老乡，就以老邢的名义宴请高树勋，继续做他的工作。”
萧华说：“嗯，这个法子好。”
第二天，邢仁甫设宴招待高树勋。邢仁甫叫人专门包了高树勋爱吃的水饺。两人谈得很投机。
高树勋说：“我来之前，鹿钟麟告诉我：共产党在你老家搞减租减息，搞得很疯狂，你回来晚一步，你老祖宗的牌位都得砸成碎片了！”
邢仁甫说：“纯粹是睁着眼说瞎话！咱这里的减租减息根本还没开展呢。”
高树勋说：“我知道了。这个鹿钟麟啊，满嘴跑火车。”
邢仁甫说：“听说鹿钟麟刚来河北那阵子，手底下没几个兵，是八路军让给他几个县才站稳了脚跟，等他拼凑了一支部队后可就翻脸不认人喽。这次石友三又给他撑上了腰，他搞摩擦更带劲儿了。”
高树勋说：“这个，这个事情，确实不好，大敌当前，这个，这个还得以国事为重……”
邢仁甫说：“咱津南这片的老百姓可遭大罪了，从闹义和团那阵，哪场灾哪场难都没落下过。现在闹日本鬼子更受苦了，高将军回来，老百姓看见盼头了。”
高树勋说：“这个，这个，兄弟自然是责无旁贷。”
随后，萧华、邓克明、符竹庭等纵队领导又多次跟高树勋面晤，推心置腹交换看法，高树勋的态度渐趋明朗，表示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挺进纵队通力合作。高树勋邀请挺纵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做报告，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得到了高部广大官兵的赞许。
共产党加紧做高树勋的工作，马皋如也没闲着，由他一手策划的宁津县“二政权”新鲜出笼了。所谓“二政权”就是在共产党已经成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由国民党顽固派扶持起来的政权。高树勋的夫人是宁津县水郡庄人，马皋如就保荐高树勋的大舅子刘松龄为宁津县长，并由鹿钟麟正式委任。同时，他与驻宁津的高军第一师师长张方烟网罗了惯匪高华胜，搞了一支“河北保安队第二总队”，由鹿钟麟委任水郡庄的大地主王淮川为总队长。高树勋见自己的亲戚当了县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加干涉。这下子，马皋如可欢实了，一口气又炮制了庆云、盐山、南皮等七个县的“二政权”。
1938年12月25日夜，朔风狂吼，瓦片叮当。宁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毓贞正在睡梦里，听到警卫室里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动，警觉地翻身下床，只穿着裤头，通过后院的东北门逃了出来。事后知道，这是马皋如精心策划的一场暴乱，他派王淮川的“第二总队”的副队长梁连成化装进城，以同乡身份策动挺进纵队六支队第一连连长刘明福叛变，里应外合，攻破了宁津县城，杀害工作人员和战士10多人，拉走队伍60多人，抢走枪支60多支，放走在押罪犯和土匪20多名，逮捕了县政府秘书盖津源。这就是震动冀鲁边区的“宁津血案”。
挺进纵队召开紧急会议，萧华做具体部署：一、对宁津县城暂不进攻，避免与高树勋部发生正面冲突；二、揭露马皋如制造事端、挑动挺纵与高部发生冲突、坐收渔利的阴谋；三、消灭保安队第二总队，严惩凶犯；四、重组宁津县委和县政府，正常办公；五、选派得力干部，召回叛变战士，孤立刘明福，伺机予以严惩；六、向群众做好反对“二政权”的宣传，使其没有群众基础。他命邓克明主抓此事：“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充分注意斗争的策略，我看你到宁津走一趟，代表纵队全权处理那里的问题，我命五支队配合你的工作。”
萧华赶往高树勋部驻地，见到高树勋，把宁津事变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告诉了高树勋。高树勋吞吞吐吐解释说：“宁津、沧县等县长都是鹿主席亲自任命的，名正言顺，无可指责。而贵县政府未经任命，是不合法的，他们这样做自然是操之过急，操之……”
萧华愤怒地打断高树勋的话：“高军长，这是什么话！当初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未到，你们委任的县长老爷闻风丧胆，纷纷卷起铺盖南逃，置人民安危于不顾，置民族危难于不顾，这难道就是你说的‘名正言顺’的县官大老爷？我们八路军与华北民众团结一心，收复失地，重建抗日政权，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错在何处？现在后方形势稍微稳定，你们又‘名正言顺’来接管，甚至怂恿暴徒袭击我抗日政府，杀害抗日干部，这难道也是你高军长的意思吗？”
高树勋一时语塞，连连摇手：“不，不，这个，这个，请萧司令员息怒，请息怒……”
萧华说：“我们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团结抗战，如果有人以为这是软弱，那就错了。对于破坏抗战的行为，我们是从不手软的。”说完，没等高树勋回话，萧华起身告辞，留下高树勋一怔一怔的。
1939年1月下旬，曾国华率五支队突袭宁津刘曹庄，把保安队第二总队一部击溃，王淮川只身逃往北平。2月8日，挺纵司令部得到情报，保安队第二总队抢劫了20多辆大车的财物，占据了李家桥村两家地主的宅院，准备在那里过年。符竹庭指示五支队聚歼顽匪，曾国华命第五团二营营长齐丁根带部包围李家桥。齐丁根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指挥有方，作战勇猛。2月14日凌晨，齐丁根带着两个连进攻李家桥。保安队本以为高墙深宅，外加三丈多高的炮楼，足以抵抗八路军的攻击，但他们低估了这支八路军的战斗力，一顿山呼海啸的炮弹、手榴弹炸过去，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身手矫健的战士们跃出战壕，冲向大院，轰开大门，不消一顿饭工夫就结束了战斗。保安队除30多人逃窜、投奔吴桥张国基部外，其余全被歼灭。梁连成、高华胜、刘明福被活捉。
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在乐陵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揭露马皋如制造摩擦的阴谋，号召群众抵制“二政权”的收粮收款，当场将梁连成、高华胜、刘明福三人枪决。100多名俘虏经教育后予以释放。
马皋如如斗败的公鸡，憋在驻地营房里跟刘松龄喝了一天的闷酒。
马皋如剔着牙花子说：“刘县长，你可得找高军长要个说法啊！咱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吃了哑巴亏！”
刘松龄醉眼惺忪地说：“你以为我不想去找他啊？我去啦，刚开腔就被他‘这个这个’地给骂了一顿！他也怕共产党哩！”
马皋如翻着白眼说：“让你妹妹吹吹枕边风，哪有大舅子被人撵得连个办公的地方没有，当妹夫的坐视不管的？手里的枪杆子当烧火棍？”
刘松龄又喝干一杯：“谁说不是来，我妹妹一个娘们儿家，可当不了什么家，白费蜡。”
马皋如转转眼珠子：“咱们不能这么偃旗息鼓了，还得干下去！”
刘松龄叹口气：“咱都跟乌龟似的躲进部队里来了，还能干啥事？”
马皋如说：“当下正是军粮紧张的时候，你这个县长可不能当摆设，你得想法为部队筹措军粮，别怕八路军，他们不敢跟咱的正规军对着干，你们下乡催粮，可以由部队保护着，看他萧华能把你怎么样！”
刘松龄皱着眉，没说话。
马皋如说：“中间还能少了你的好处？大胆去干吧。”
刘松龄眉开眼笑，端起酒杯：“来，走一个！”
龟缩到高部里的“二政权”开始还阳了。当时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边区又发生了严重的春灾，粮食极度紧张，玉米芯、地瓜藤都成了充饥物。就是这样，挺进纵队还是从统一战线大局出发，尽可能地协助高树勋部搞好供应。但是，高部士兵跟大多数国民党部队一样，纪律很差，见伙食供应比以往有了差距，就四处掳掠，甚至扮成土匪，夜入民宅，抢劫财物。马皋如趁机指示刘松龄带着“二政权”下乡催粮，故意刁难抗日区、乡政府。一天，刘松龄带着高部一个排到宁津二区催粮派款，张口就要几千斤粮食、几万块钞票。
区长李训武说：“眼下春荒，老百姓都揭不开锅了，哪有这么多粮款啊？再说，本区的粮款早已如数缴齐了……”
刘松龄吼道：“好你个李训武！胆敢对抗军令！来人啊，给我照死里打！”
士兵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用枪托砸，当场将李训武打死。之后，盐山、庆云、南皮等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抗日政府一面跟高部交涉，一面张贴布告，揭露“二政权”的非法行为。马皋如暗自得意，继续煽风点火，还派人到处撕毁抗日政府的布告。一天高部六师的一个骑兵，竟然胆大包天地跑进乐陵城撕布告，被群众扭送到了县政府。乐陵县政府发公函给六师，让他们来领人，却石沉大海。不想，几天后高部竟抓了抗日政府的几名工作人员，继而发展到抓捕挺进纵队的战士来。周贯五带着六支队在宁津县乡下活动，在村外放了几个便衣哨，竟被高部挟持而去，六支队派去一名指导员交涉，也被扣留。
挺进纵队指战员气炸了肺，叫嚷着要武装营救。
高部士兵毫无收敛迹象，继续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
一场大的军事冲突到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点。
萧华十分焦急，多次召集各支队领导分析情况，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小心中了敌人的圈套。
这天，萧华亲自来到高树勋的司令部，高树勋早知道他的来意，抢先说道：“贵军近、近来扣押我军人质，致使事态不、不断恶化。”
萧华说：“高军长，这话恐怕得倒过来说才是。”
高树勋针锋相对，毫不让步。
萧华列举了高树勋部种种危害百姓的事实，最后意味深长地说：“高军长，你就没感到这是有人在背后捣鬼，妄图坐收渔利吗？”
高树勋一听此言，后背冒了一层白毛汗，沉吟良久，说：“好吧！不论过去谁是谁非，到此为止，我军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也希望贵军保证我军的粮草供应。”
萧华握着高树勋的手：“我们的目标是抗日杀敌，要是双方摩擦起来，不叫日本人笑掉大牙吗？”
高树勋嘿然一笑。
周贯五接到萧华的通知后，马上找来六支队宣传干事潘大可：“大可，你拿上我的信，到高部六师找刘师长，请他们把我们的人放回来。”
“是！”潘大可打个敬礼，转身就走。
周贯五叫住他：“别慌，你换件新棉衣再去，拿出点八路军的样子！”说完，把自己脚上的棉靴脱下来给他穿上，一名青年干事把自己新发的棉大衣和小匣子枪借给他，把他从头到脚扎鼓起来。周贯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暂编第一军的士兵一向瞧不起冀鲁边的八路军，一因其“穷”，二因其“土”。潘大可扭扭身子，怪不自在的样子。其实就潘大可本人来说，他可是“洋货着”呢，出身乐陵潘氏名门，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变后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又随部队返回冀鲁边。周贯五嘱咐说：“对他们要讲礼节礼貌，原则问题一步不能让。太阳落山前赶回来，否则我们就当发生意外情况来处理。”
“保证完成任务！”潘大可爽气地回答，挺着胸脯走出了房门。
高部六师的刘师长亲自接待了潘大可，一见面就把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误会，误会！敝军部下不懂事，就是贵军和政府扣留了我们的人，也不该反过来扣你们的人啊。”
潘大可一听，哟，这杂耍玩得溜滑啊，就说：“是啊！贵军人员撕了政府布告，理应与我政府协商处理，不该无理扣我们的人。”
刘师长没讨到便宜，又说：“敝军奉令来边区，贵军的供应本应由我们负责，但我们能力所限，只好允许你们成立政权，不过……”他一挥手，参谋递过来一个文件，毛笔写的正楷字，盖着大印，正是我乐陵抗日民主政府送来的公函。他指着其中的一句“不亚于张宗昌之虐政”问道：“怎么能把我们比作张宗昌呢？他是军阀，我们是国民革命军呀！”
潘大可豪壮地回答：“刘师长，我们八路军奉命挺进敌后，边区原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早就跑得找不到一个人毛，我们帮助老百姓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这难道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吗？没想到贵军又到处成立政权，撕毁我布告，私征粮款，这恐怕不符合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宗旨吧！我政府要还被扣人员，乃是理所当然，刘师长不要拘泥于只言片语了吧。”
潘大可这番堂堂正正的答复，说得刘师长支支吾吾，暗自佩服，没想到八路军一名普通人员竟也有这般水平……
双方被扣人员陆续放回。等着看大戏的马皋如瓷了眼，国民党顽固派想利用高树勋部搞武装摩擦的阴谋流产了。
正在这时，一个噩耗传来：盐山县委书记王俊峰被叛徒王连壁杀害了。
王俊峰，又名王玉岭、王华坤，盐山县杨马连村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回族农民家庭。他早年在表兄刘格平、刘子芳影响下投身革命。1923年2月，王俊峰与刘子芳、刘景泉等人在大堤东村建立了津南农村第一个团支部；1926年，在刘格平的领导下，王俊峰又与刘子芳、刘景泉等人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大堤东村党支部。“七七事变”后，他与马振华、傅炳翰等人发起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救国军攻克盐山县城后，抓获了叛徒王连壁，他虽然和王连壁是“盟兄弟”，但坚决主张立即处决这个败类。邢仁甫却从中阻挠，未能立即执行，致使王连壁在从庆云押送无棣途中逃脱。邢仁甫之所以从中作梗，是因为王俊峰做锄奸部长时曾处决过他的一个亲戚，从此对王俊峰心怀芥蒂，凡王俊峰的事总打“破头星儿”。
1939年2月26日，刚就任盐山县委书记不久的王俊峰带着县委机关和县大队第二小队，在高湾村一带开展工作，住在前戴家屋子村。投靠国民党第十军团的王连壁正好路过此地，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不禁心头狂喜，带着一队国民党兵悄悄摸进村来，先缴了岗哨的枪，绑架了小队长，然后狂笑着一脚踢开房门，将枪口对准了王俊峰。
王俊峰正在灯下一丝不苟地刻蜡纸，准备印发宣传材料。
王连壁恶狠狠地狞笑着：“俊峰，你也有今天！”
王俊峰从容地烧毁蜡纸，蔑视地看着王连壁：“不要太猖狂了，叛徒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
王连壁扣动扳机，这位年仅30岁的县委书记倒在了血泊里……王连壁吹吹枪筒里冒出的青烟，嘴角挂着冷冷的狞笑。
进入1939年后，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了全局性的战略进攻，转而致力于保守和巩固占领区，企图消灭占领区内的中国敌后游击部队。日本陆军军部在给天皇的奏折中说：“山东在政治和战略上具有很大的价值。”而冀鲁边区则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理所当然地成为日军回师“扫荡”的重要目标。1月，日军调集驻山东、河北两省的第五、第二十七、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及当地伪军两万余人，分别从济南、沧县、德州出发，向盐山、庆云、乐陵等边区抗日中心合击，一路占县城、安据点、修公路、建碉堡，步步为营，企图揪住抗日主力以决战。
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挺进纵队机关撤出乐陵城，四、五两个支队跳出宁（津）乐（陵）边抗日中心区。具体部署是：萧华和参谋长邓克明率纵队机关和四支队一部由乐陵西进，活动于东光、南皮一带的津浦路沿线，直接打击敌人的运兵车；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和曾国华率五支队南下鲁北，在陵县、商河、济阳、惠民等地开展游击战；周贯五和邢仁甫率六支队活动于盐山、庆云一带，打击由沧州方面前来之敌；运河、商河、津南等支队和各县大队留守原地，相机出击，骚扰敌人，配合主力作战。
这年春节期间，萧华带领纵队司令部移驻乐陵县黄夹镇张牌家村。1月21日，日军再次占领乐陵县城。挺纵司令部驻扎在张牌家村的情报被敌人侦知，乐陵城的日伪军倾巢出动，分三路奔袭张牌家村。一路日军迷路，抓住一当地青年农民，逼其带路。这个青年人故意一会儿走得快，一会儿磨磨蹭蹭，牵着日伪军的鼻子兜了几个圈子，见路边有眼深井，纵身一跃，轰隆一声，日军一下懵了，醒过神来，冲井里打了一阵乱枪，听听没啥动静，继续急行军。那青年人真侥幸，因为井口小，井底宽，他用手扣住井壁的砖缝，紧贴其上，躲过了日军的射击。当时正是严冬，他在井中坚持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被打水的人发现救了出来。三路日伪军围住的村子，已是人去屋空，连老百姓都找不到一个。
这天夜间，驻扎于鬲津河北岸杨店村的暂编第一军军部接到情报，说正有一支日军向胡麻湾村、杨店村一线移动。高树勋命驻胡麻村的第六师一部做好迎敌准备，凭借村寨围墙与外围工事抵御敌人进攻，先消耗其有生力量，再伺机反扑。高树勋与军部参谋们几乎通宵未眠，密切注视着敌军的动向。
清晨时分，旭日初生，绛彩满河，炊烟扶摇，鸡犬声声。突然，一发炮弹呼啸着落在了胡麻湾村前的空地上，轰然爆炸，将这个宁静安详的早晨炸为齑粉。日军的炮弹划着半圆的弧度倾泻进村里，房屋被炸上天，树木被炸倒，街道被炸出一个冒着青烟的大坑。整个胡麻湾村弥漫着硝烟、火光和燃烧物的气味。不知谁家的毛驴受了惊，踢腾着地面，昂着脖子“嗯啊嗯啊”愤怒地叫着。这轮轰炸一停，数百名戴着钢盔的日军士兵端着上好明晃晃刺刀的步枪，钻出了鬲津河河套，向着二三百米外的胡麻湾村一步步推进。他们目视前方，嘴巴紧努，步伐沉稳。太阳悄然爬上半竿高，依然红艳艳的，似乎抖动了一下。当日军离着围墙只有十几米时，墙上射击孔里的国军战士已能清楚地看见日军士兵嘴唇上的“仁丹胡子”，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密集的子弹像着火的马蜂扑向来敌。当头的日军士兵草个子一样前仰后合，扑通扑通，倒下几十个。日军第一次进攻被击退。喘息未定，日军的六零钢炮又唱上了主角，对准第六师阵地狂轰滥炸，随即在炮火掩护下发起第二次进攻，又被猛烈的火力阻遏，退到河套的掩体下。日军如是发动多次进攻，伤亡不断增加。六师官兵也有伤亡。
下午四时，太阳西沉，薄薄的暮霭开始升起。高树勋在指挥部里凝思片刻，指着地图传令：“着潜伏于于庄科村之部队向东，绕单屯村向西南方向运动，于严务村附近之公路两侧设伏，拟伏击败退之敌。同时六师抽调一部南移三华里，寻找有利地形，隐蔽于王可忠村以北，拟伏击败退之敌。”高树勋看着军官们，又说：“我预计今日傍晚，日寇将对我阵地做最后之攻击，传令胡麻湾将士，敌人进攻之初隐藏火力，待深入后痛击之，发挥我军近搏之优势，让小鬼子尝尝咱们的大刀片！”
“是！”众人齐声应道。
太阳将落至树顶时，日军在钢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再次发起了攻击。六师的反击火力明显疲软。日军指挥官大为振奋，调预备队一起参加进攻，并亲自率军直插寨墙下，督令士兵在村南寨墙上破洞，以此为突破点。日军工程兵用铁镐刨出一个坑洞，放置好炸药，刚想引爆，寨墙内枪声骤然响起，震得人耳朵痛，日军队形大乱，鲜血迸溅，犹如夕阳中一朵朵绽开的罂粟花。七八十名挥舞大刀的六师战士从垛口处纵身跳下，像一群憋足了劲的狮子突然发现了猎物，嗷嗷叫着杀向日军。高树勋生长于尚武之风浓郁的冀鲁边，自然对大刀情有独钟，他的战士每人都配有一柄大刀，平素里也有专门的大刀训练课业。在中日军队之间的较量中，日军屡次吃到大刀的苦头，关于大刀的传闻散布各个军营，早已心生怯意。大刀队“呼啦”一声过去，倒下一片日军的尸体。日军仓皇退却，大刀队蹑踪掩杀。六师冲锋号响起，防守官兵一拥而出，扑向敌军。日军少佐于混战中被砍掉了脑袋，残部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向庆云县城逃窜。途中遭埋伏于此的六师一部伏击，损失惨重。另一路伏兵在设伏路上与日警戒部队遭遇，被击败而还，未能完成预设战斗目标。
高树勋以防守反击之策打了个漂亮仗。
一个月后，驻庆云县城的日军重返胡麻湾村，修筑祭灵台，竖立纪念碑，由和尚打忏，为殉命日军招魂。胡麻湾、王可忠两村被焚。
随后，惠民、临邑、商河、德平的日伪军数千人向乐陵南部郑店镇一带集结，准备占领善化桥村东的马颊河大桥，以打通沧州到济南的南北公路交通线。高树勋将司令部设在马颊河南岸的后颜村的宋家大院。此大院乃宋哲元所修，内有一座两层小楼，登楼瞭望，四野尽收眼底。高树勋命六师一部及警卫团沿马颊河南岸的王阡陌、宋家、吴北斗、辛家等十多个村庄，摆开战斗阵形以迎敌。
战斗在一个清晨打响。日军滚滚而来，铺天盖地，刺刀耀眼，铁甲隆隆，大有鲸吞高部之势。枪炮声撼动着冬日的原野，附近村庄的房屋一阵阵发了疟疾似的抖动。双方都是硬拼硬，一上来战斗即进入白热化。高部警卫团某营长绰号“张疯子”，在阵地上奔跑起来真像一阵旋风似的，挥舞着手枪指挥战斗。正是严寒天气，他全身大汗肆流，后来干脆脱掉上衣，眼珠子红红的，不住口地叫骂着日军。眼看日军冲到了眼皮底下，他一把搡开机枪手，自己抱起机枪向着敌人猛烈射击，兴致高昂处，跳出战壕，高叫着：“小鬼子，你张大爷在此，有胆的赶快过来受死！”怀里的机枪吐着火蛇，弹壳哗哗啦啦落在脚下……
傍晚时分，日军攻势不减，高树勋部阵地已呈不支之态，高树勋在司令部里焦急地乱转，参谋长提议趁夜色将部队撤出阵地。高树勋说：“仗打到这个份儿上，敌我胶着，撤退殊非易事，我军一旦松动，日军必乘势进击，后果不堪设想！”参谋长提议能否电请挺进纵队支援，高树勋说：“国共双方虽有共同抗战的协议，但小摩擦不断，不知道八路军肯不肯出手相助……”正在这时，侦察兵跑进来报告：“高长官，我方侦知挺进纵队一部正由南向北冲击敌阵。”高树勋抬起头，“哦”了一声，很不相信的样子，随即下令：“着令我军即刻发起冲锋，与友军南北夹击，痛击来犯之敌！”
这支奔袭日军的队伍，正是萧华亲率的永兴支队、平津支队各一部。先以骑兵冲荡敌阵，再以步兵跟进，短兵相接。日伪军腹背受敌，不敢恋战，全线溃退。一股日军西窜至王阡陌村，躲至一座破庙内顽抗。高部一炮手瞄准庙门开了一炮，炮弹在敌群中开花，掀翻屋顶，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有几个漏网之敌逃至一草湾坟地，架起机枪抵抗，又被一炮报销。
马颊河一战，暂编第一军与挺进纵队联手歼敌数百人，缴获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一大宗。高树勋在马颊河大桥上紧紧握住萧华的手，激动得“这个这个”说不出囫囵话。
此后，高树勋率第六师及警卫团沿马颊河西撤，经由宁津、乐陵边界向北，驻扎到宁家寨一带。宁家寨是个有1000多人口的大村镇，筑有一丈多高的坚固的寨墙，有东、西、南三个寨门。高树勋认为此地远离日伪统治中心，又有险可据，大可放心与日军相峙。当时高部在宁家寨附近有兵力2000多人，以宁家寨为中心，东侧的韩家村、西北侧的五纸坊村为两翼，展开一个箭头形防线。高树勋曾接到萧华的亲笔信，告诫他不要久驻一地，以防遭日军攻击。高树勋放下萧华的信，颇有些不以为然：“共产党的军队喜欢运动战，国军是正规军，怎能像耗子见猫一样东躲西藏？岂不为倭寇所耻笑？”
1939年7月，暂编第一军所辖第六师、十四师均到外地执行任务，挺进纵队也已游击到外县。乐陵城日军指挥官宫泽文雄得知情报后，决定对高部驻宁家寨部队实施一次突袭。宫泽调集了乐陵、盐山、庆云等地日伪军1000多人，携带八二炮4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40多挺，分乘30多辆汽车向宁家寨进发，于7月11日夜完成合围。
宫泽文雄入华以来，参与过多场大战，颇有战斗经验。清晨，宫泽即命主攻部队沿着道沟向寨门猛扑，配合以火炮的压制性轰炸，辅以轻重机枪的掩护。寨门屡次险些被攻破，好在高树勋的警卫连也是高部的精锐部队，顽强地顶住了日军的一次次进攻。一条四五十米的道沟里填满了日军的尸体。驻韩家村的高部三连奉命增援宁家寨，在两村之间的一道土坡前遭到宫泽伏兵的狙击，七八十名战士牺牲。日军趁机攻入韩家村，大肆屠杀三连后勤人员和无辜村民。驻五纸坊的警卫团发现敌情，也向宁家寨靠拢，道路被日军以严密火力封锁，无法通过。
高树勋在宁家寨东寨门墙下的土地庙里亲自指挥防守作战，他命军部所有人员与警卫部队共同参战，下令烧掉文件，收好电台，拟以警卫连为前锋，集中火力突围出去。但是，日军早把各个寨门的出口用重火力封死，白白牺牲了一些战士，突围宣告失败。
宫泽文雄对报上来的情报一一分析，认为高树勋部已成瓮中之鳖，可以缓以怀柔之法，遂命停止进攻，轮流休整就餐，派一名翻译向高树勋喊话，威逼利诱其投降。高树勋脸色铁青，口中低低咕哝着，不知说些什么，一面指挥部队加固防御工事，一面给同为国民党军的吴桥张国基部和德平曹振东部发报，请求支援。张、吴置之不理，连个理由也不给。
高树勋愤慨不已，对身边的人说：“难道天要亡我于此？”
参谋长说：“高长官不要这样说，我们何不向挺纵试一试呢？”
高树勋叹口气：“我们因为‘二政权’的事情跟萧华闹得很不愉快，怎么好意思开口呢？再说就是开口，恐怕人家……”
参谋长说：“死马当成活马医吧，反正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高树勋说：“好吧，现在就给挺纵司令部发电……”
萧华接到高部的求救电报时已是12日黄昏。他召集挺纵领导人紧急磋商。不少人对高树勋纵容部下制造摩擦之事耿耿于怀，主张坐视不管。萧华说：“大敌当前，不能有小心眼，虽然高树勋有些做法欠妥，但我们的枪口都是对着日本人的，立即命附近部队向宁家寨移动，不准拖拉，谁贻误战机，军法处置！”在宁津活动的挺纵第六支队八团和离宁家寨较近的泰山支队、津南支队、长沙支队、运河支队火速奔赴宁家寨，同时萧华亲率挺纵司令部骑兵连急行军几个小时，于13日凌晨一时抵达宁家寨附近。
此时的宁家寨陷于一片火光之中。日伪军将宁家寨团团包围，在寨子周围生起一堆堆的篝火，严密布置了警戒兵力。其他人都在阵地上入睡了，宫泽的意思是让部队养足精神，毕其功于一役，天明之后发起总攻，将高树勋部一举歼灭。凌晨两点，挺进纵队各部均到达战斗位置，萧华为引诱敌人，探查其火力分布，以便于选择攻击目标，命骑兵连由北向南疾驰，故意暴露目标。日伪军从睡梦中慌乱醒来，以为有大部队到来，在宁家寨南与挺纵骑兵连交上了火。萧华见敌人的注意力被骑兵连吸引住，遂命各部分路冲向敌阵。高树勋闻讯，也命令部队杀出寨门。日伪军一时大乱，向北突围，遇到李宽和所带津南支队，又被猛击一通。
因为夜色太黑，萧华怕挺纵各部之间敌我不分造成伤害，见围困之敌已溃，遂传令各部停止战斗。
宁家寨一战击毙日军60多名、伪军100多名，击毁汽车4辆，缴获机枪两挺，长短枪200多支，另俘虏两名日本兵。
此役最大的战果倒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是彻底消除了高树勋部与挺进纵队之间的隔阂。高树勋看清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战的真诚态度，也认清了张国基、曹振东等国军杂牌军的真实面目，从此再未与挺进纵队发生大的摩擦。
战斗一结束，高树勋在宁家寨外见到萧华，大步迎上去，握住手，连声致谢。
萧华说：“我们不是早就说过，真正抗日的必将助之，破坏抗日的必将除之吗？我们是从不食言的啊！”
高树勋说：“贵军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钦佩，对鄙人教益匪浅，教益匪浅啊！”说着将萧华等人拉进司令部，摆下酒宴，热情款待。
团结高树勋，再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想搞武装摩擦的阴谋，冀鲁边区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这次生死考验过后，高树勋的政治倾向悄然发生转变。1940年春，大饥荒来临，高树勋率部主动撤离冀鲁边区，越过津浦铁路，到鲁西地区坚持抗战。12月，他在河南濮县扣押、活埋了叛国投敌的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举国为之一振。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因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5年11月，高树勋在邓小平、薄一波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饱含深情地说：“是共产党教会我做一个真正的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只有共产党是长存的。”
有研究冀鲁边区根据地的学者认为：“高树勋在冀鲁边时期所受的影响，引领他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步步向共产党靠近，最终完成了邯郸起义的关键一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