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9日，崔志忠和他领导的德县胡庄黄沙会干了一件挺爷们儿的事——攻打德州城。
沙暴滚滚，遮天蔽日。
崔志忠指挥2000多会众，打着“亮团”的旗号，挥舞着大刀、红缨枪分两路冲向德州城。
德州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津浦铁路为分界的冀鲁边区、冀南区、冀鲁豫区的接合部，也是日伪在鲁北、鲁西北的统治中心，最多时驻有日军2000多人，少时也有500多人，另有数千伪军，是日军在华北最重要的战略枢纽之一。
崔志忠的决策天真而致命。
德县黄沙会跟抗战时期兴起于山东的大量道会门一样，是一种带有封建迷信性质的群众互助团体。黄沙会在佛堂上供奉无生老母并竖有“中央戊己土”的牌位，因为土在五行中属于黄色，故称“黄沙会”，又称“戊己道”。
有研究资料表明，抗战时期山东已知的道会门有150多种，还不包括地下的秘密组织。这些道会门多拥有自己的武装，政治态度混沌不清、摇摆不定，既有旗帜鲜明抗日的，也有投敌卖国的，更多的是见风使舵、朝秦暮楚。像崔志忠的黄沙会一样铁了心跟日本人死磕到底的道会门并不多见，这应该归功于会首崔志忠。
崔志忠，1899年生于德县宋官屯乡胡庄村，自幼性格刚强，机智聪敏，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日军侵占德州后，崔志忠目睹了国民党军的溃败和日伪军的残暴，怒火填膺，四处奔走，发起成立了民众自卫组织——黄沙会。后相继发展到30多个村庄，每村都设分坛，一坛有警，击鼓鸣锣，坛坛响应。冀鲁边党组织适时跟崔志忠取得联系，向他宣传中共的统一战线抗战政策，深得崔志忠赞许。
1937年底，德县许官屯据点的3名日军和8名伪军到胡庄一带催索过年物资，并叫嚣说胡庄百姓私通八路，要严惩不贷。崔志忠命人击鼓聚众，各坛会员蜂拥而至，日伪军见势不妙，慌忙逃离。几天后，汉奸韩桂章和一伪村长又受许官屯据点日军指示，到胡庄索要财物，被黄沙会会员砍死。如此一来，激怒了许官屯据点日军小队长，遂于春节前纠集80多名日伪军扑向胡庄黄沙会。崔志忠召集各坛坛主和邻庄的四位大师兄率会众埋伏于陈公大堤下，当日伪军经过时，黄沙会会众手执长枪、大刀突然冲出，将日伪军团团包围。崔志忠眼疾手快，冲到日军小队长面前，钢刀直指其喉。日军小队长见黄沙会早有戒备，且自己命悬一线，被迫下令回撤。黄沙会此举轰动德州城乡。1938年9月的一个深夜，崔志忠率200多黄沙会会员，将投靠日军的土匪小杂团“丘山大队”包围于九神庙，活捉汉奸12名，随后将其押至陈公大堤西侧，就地处决。1939年秋，驻德州日伪军实施“清乡”，有20多名伪军夜宿九神庙，黄沙会侦知后，派出50名精干会员，夜袭九神庙，击杀伪军3人，缴获步枪8条。1940年春，胡庄黄沙会一部埋伏于德州至吴桥公路两侧，伏击了由吴桥方向而来的3辆日军运输车，押车日军见黄沙会人多势众，弃车而逃。黄沙会缴获油料和布料一大宗。
黄沙会成了驻德县日军的“喉中之刺”。
或许正是因为黄沙会的屡屡得手，崔志忠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他准备干一票“大买卖”。没人知道，一马当先率众杀向德州城的崔志忠是谋定后动，还是率性而为，或者孤注一掷，但可以肯定崔志忠胸中充满了杀敌卫国的激情，正是他这种情怀保持了黄沙会的正义性，没有让它像许多道会门一样沦落到附逆的境地。不过，德县黄沙会同样信奉着“刀枪不入”的“神符”，愚昧的信仰唤起盲目的冲动，这或许也是崔志忠决定进攻德州城的原因之一。
崔志忠亲率一路黄沙会会员杀奔德州城东门，另一路沿津浦铁路由北向南杀向小西门。崔志忠尚未到达东门，就得到消息说日伪军已关闭了大门，遂改向柴市街。日军急令全城戒严，关闭所有城门。两路黄沙会大军抵达城墙下，日伪军在城墙上或工事中向黄沙会发出警告。崔志忠率东路突入柴市街，日伪军没料到黄沙会竟敢以身犯险，又见黄沙会来势汹汹，一时手忙脚乱，来不及逃跑者被砍死数人。崔志忠催促着胯下之马，继续向着城里突进。当他们杀至马家溜口街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德县分署门前时，遭到在此驻守日军的机枪扫射，自恃神符护身的黄沙会会员赳赳前行，纷纷仆地，顿时队形大乱。崔志忠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率部撤退，行至车站前街时，又遭日伪军开枪射击，崔志忠栽落马下，当场殉难。东路黄沙会风吹云散，四处奔逃。北路黄沙会同样遭日军扫射，溃败不堪。至此，黄沙会攻打德州的轰轰烈烈的行动全部崩盘，悲情收场。
今天，当你行走在德州市德城区的闹市，上年纪的老人可能还会告诉你关于“黄沙会战鬼子”的传闻，而年青一代哪里还晓得他们脚下的繁华街区，曾流淌过一群普通老百姓抗争的热血。宏大的历史叙事像一面网眼疏阔的筛子，无数细小的事件和底层的人物被过滤进了时间的深渊。不能不说，像德县黄沙会这样的民间抗日事件，更能体现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所禀赋的朴素的抗争意识和顽强不屈的生存意念，应该在我们的史册中大书一笔，遗憾的是，关于他们的诸多细节，大都湮灭于草莱间了……
正当德县黄沙会的余部继续袭扰日伪军时，宁津县王圃囤庄的“小红门”却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民族的不归路。
正在宁津县柴胡店一带检查工作的周贯五，听到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宁津县大队一到县城西部活动就会遭到日军袭击。他的第一反应是宁津县城西部的某个村子藏着汉奸，专门搜集我军情报报告给日军。他的判断得到了宁津县大队负责人郭盛云的认同。郭盛云是老红军，随挺进纵队来冀鲁边后被派到地方工作，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郭盛云说：“宁津县是老牌的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很扎实，按说不该出现这种给敌人通风报信的情况。”
周贯五说：“盛云啊，目前敌我之间交错穿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况非常复杂，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摸排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还要吃大亏哩！”
郭盛云说：“我也这么想的，前几天就派出了侦察员去打探情况。”
周贯五本来要赶往商河县检查工作，放心不下这事儿，决定在宁津再逗留几天。
情报陆续综合上来：原来是王圃囤庄的“小红门”搞的鬼。
王圃囤庄的“小红门”跟许多活跃于乡间的道会门一样，是个以敛取钱财为目的的封建迷信组织。其会首王书恩是个不务正业、卖野药的农民，他见到尚集村的尚福泉和尚维泉搞起了“大刀会”，十里八乡地传道，嗅出其中有机可乘，于是操纵着本村的王文同、王春铎等人，网罗了周边村子里一些道徒，以保家保身、避灾避难为名成立了“小红门”组织，其后又竖起了“北方坎大刀会”的招牌，以王圃屯庄为中心形成一股不小的势力。
王书恩经常借道徒集会时装作“仙福祖爷”附体，传道规、念咒语，发号施令。他自称“香头”，先封王文同为大法师，王春铎为总部官，又加封了四个部长。王书恩装神弄鬼，故弄玄虚地赐给亲近部下每人一颗“宝贝”，嘱咐他们好好保存，不准外传，也不许叫别人看——其实就是一颗中药中的白果。
在“北方坎大刀会”诱人的口号吸引下，不少不明真相的农民相继加入，到1941年春，王书恩聚齐了自己的天罡地煞“一百单八将”。
“北方坎大刀会”总坛王圃囤庄所在的宁津抗日民主政府七区得知有关信息后，感觉“北方坎大刀会”的胡闹做派跟保家自卫的民间组织大相径庭，就派人前去教育和劝阻，令其解散。这下子倒点起了王书恩的怒火，他视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仇敌，向道徒宣传八路军是“恶魔下界，只有杀尽恶魔，才能天下太平”。王书恩依仗道徒越来越多，暗中对抗民主政府采取的拆桥、破路、拆除沿街高楼等各项抗日工作，并派人到县城向伪县长王启文和汉奸队长鲍秀祥输诚表忠，请求他们来王圃囤庄安据点。王启文告诉王书恩说，来安据点可以，但“北方坎大刀会”得有拿出手的“见面礼”——杀死或捉住几个八路，弄点枪支。王书恩得到主子的指示，立即召集徒众训话：“咱们人马已够神条规定的一百单八将了，可是八路军跟咱们作对，想要解散咱们的道会，所以咱们必须投靠城里的日本方面，才能保住‘北方坎大刀会’！不听从指挥者，祖师爷会给他降罪的……”道徒们早已被王书恩等人洗脑，纷纷随声附和。
起初，我抗日政府对“北方坎大刀会”的活动略知一二，但未能充分重视，尤其没有掌握“北方坎大刀会”投靠日伪的情况，以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坐视“北方坎大刀会”坐大横行。七区农会的王春会是王圃囤庄人，有一天晚上回去探家，王书恩素与王春会的父亲有怨，听说王春会回来了，就派总部官王春铎带人去抓王春会。“北方坎大刀会”道徒持枪舞棒冲进院子，王春会闻讯，上房逃跑，却被几个道徒从房上扯下来，当场用红缨枪戳死。然后他们把王春会的老父王书阁捆绑起来，一顿痛打，囚禁到一眼枯井里。接着，“北方坎大刀会”窜到我抗日中心村撒庄，绑架了村长以下四五人，收缴了文件和枪支，跑到县城向日伪军邀功请赏。王启文和鲍秀祥看到王书恩确实是“实力非凡”，可以依靠，决定到王圃囤庄修建据点。
七区党和政府对“北方坎大刀会”的嚣张极为愤慨，但还是本着先礼后兵的一贯做法，决定先说服教育，后兵戎相见。这天下午，40多人的七区小队开赴王圃囤庄，向“北方坎大刀会”喊话：“好群众别上坏人的当，不要迷信，解散组织，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王书恩早有戒备，命令道徒打开寨门，冲向区小队。七区小队措手不及，8名战士被刺死，其余边撤边还击，击毙道徒两人。王书恩指挥道徒追杀一阵，缴获了8支步枪，又赶紧送往县城，督促日伪军赶紧来安据点，以保“北方坎大刀会”生存。
第二天，鲍秀祥即带领伪军来到王圃囤庄安了据点。“北方坎大刀会”借助伪军的势力，到处抓捕抗日群众，屠杀抗属，并勒令青年农民参加“北方坎大刀会”，王圃囤庄天天吹吹打打，收徒入道，家家户户住满了会徒。“北方坎大刀会”道徒袖章上有两行字，上面一行是“北方坎大刀会”，下面一行是“人民武装自卫队”。七区各村村长大部分伪化，我抗日党政部门和各团体不能立足，被迫撤离了七区……
周贯五知道了“小红门”和“大刀会”的来龙去脉，决定严惩王书恩等会首，消灭这一为虎作伥的反动组织。郭盛云主动请战。
周贯五说：“打击反动道会门，对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要以说服教育为主，顽固分子要坚决予以消灭。”
郭盛云说：“保证完成任务！”
周贯五又说：“老郭啊，不怕你不高兴，你们县大队和区小队力量还是薄弱，我准备调陈德的两个营过来，打个速战速决！”
郭盛云说：“我没意见，我们县大队正好跟着主力部队学习学习。”
1941年阴历三月二十七日晚，陈德率鲁北支队和津南支队各一营包围了王圃囤庄，郭盛云率县大队配合行动。
我军先以重兵封锁了鲍秀祥的伪军据点，然后向“大刀会”的老巢中的道徒们喊话，揭穿王书恩愚弄民众、投靠日伪、残害抗日干部和家属的罪恶，警告道徒们不要跟着王书恩当汉奸，一条路走到黑，只有立功赎罪才是唯一的活路。
黑灯瞎火，鲍秀祥站在高处向外眺望，也看不清具体情况，就以为是县、区队在搞政治攻势，下令部下往外冲，被早已布置好的两挺机枪“突突突”地打了回来，只能躲在岗楼里朝外放冷枪。鲍秀祥指着王书恩的鼻子大骂：“你这个私孩子，把老子骗到这里，要是叫八路军端了锅，我先毙了你！”然后又逼迫“北方坎大刀会”道徒向外冲：“你们不向外冲，明天我把你和你们一家都枪毙……”
我军宣传队继续喊话：“被迫入道的乡亲们，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不要受宗教迷信的束缚，不要给敌人当炮灰。要各归乡里，好好生产，参加抗日，才能求解放……”
广大道徒多为胁迫入教，本来对王书恩吹嘘的“刀枪不入”信以为真，但眼见王书恩畏畏缩缩，一副贪生怕死的样子，西洋景一下被捅破，谁也不敢以身试法，有的干脆借机溜了号。王书恩在鲍秀祥的恐吓下，只好指挥骨干分子带着一百单八将向外冲杀，我军的机枪一阵吼叫，打死几员“大将”，其余又被压制回去。“北方坎大刀会”的突围反反复复了几次，均以失败告终，最后再也无力组织起来。这时已是凌晨3点，陈德命我军突入王圃囤庄，歼灭抵抗之敌。主力部队进入村子，对“北方坎大刀会”进行了清理，绝大多数会众连夜被遣散，大法师王同文、总部官王春铎以及3个部长被击毙，12名顽固抵抗的道徒被消灭，十几人受重伤。可惜的是，香头王书恩等几个人躲进一眼山芋井里，侥幸漏网。
拂晓，我军撤出王圃囤庄，“北方坎大刀会”被剿灭。
后来，王书恩纠集残余想重组“北方坎大刀会”，找到鲍秀祥寻求支持，鲍秀祥看透了这群乌合之众，不予理睬。1944年，王圃囤庄据点被我军拔掉，抗日政府抓获了王书恩等几名反动骨干分子，经公审就地正法，彻底肃清了“北方坎大刀会”的余毒。
在梳理1940年到1941年冀鲁边区的发展脉络时，我们发现了这组奇妙的“对比元”——“黄沙会”和“北方坎大刀会”：两个性质基本相同的民间道会组织，在大体相同的时间段、大体相同的地域出现，内部运作也是基本相同的模式，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们天差地别的命途，并被历史打上了迥然有别的印记？难道它们的基干成员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吗？难道仅仅因为它们的首领的个人情操而导致了它们的“背道而驰”吗？我们仅仅能够触及的表层解答是：我们古时陈旧的家国管理机制，没有形成“人人成为崔志忠”的文化基因，沉睡的灵魂在厚重巨大的帷幕后鼾声如雷，唤醒一个人的内心远比开疆辟土更加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