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 6 月，鬲津县农救会主任李光远接到冀鲁边区一专署的通知，让他到专署驻地去一趟。
李光远见到一专署专员石景芳时，石景芳笑着将一纸任命状摊在他面前说 ：“光远同志，上级对你的工作有了新调动，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
李光远一看，任命状是调他去宁津县担任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公章盖的是冀南公署，下面的落款是“主任杨秀峰、副主任宋任穷”。
李光远觉得有些突兀，石景芳递过毛巾，让他先洗把脸，坐下慢慢谈。
石景芳告诉他，目前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按照上级要求，一区委、一专署决定将原来的宁津县划分为两个县，北部的九、十两区仍归鬲津县管辖，余下的部分以本县中部的南北公路为界，路东为振华县，路西为宁津县。
李光远说 ：“用马振华同志的名字命名新县，既寄托大家对马书记的缅怀之情，也能激发我们在艰苦的环境里继续发扬马书记的革命精神。我觉得上级党委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把我任命为新宁津县的县长，这副担子我怕挑不起来啊！”
石景芳点着一根烟，深吸一口说 ：“区委、专署对你的任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认为你经过了斗争的考验，有丰富的对敌经验，完全可以胜任。当然新的工作岗位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你要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相信你没问题。”
李光远咕咚咕咚灌下一杯水，说 ：“石专员这几句真是金玉良言啊！我在鬲津县做群众工作时，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你跟群众走得越近，工作就越顺手。”
石景芳用热切的目光注视他，说 ：“光远啊，现在我们的形势恶化得很厉害，而且我们要做好进一步恶化的心理准备。老宁津县是敌人重点控制的地区，也是我们保卫宁乐边根据地的西面屏障。
你们把新宁津的工作做好，就等于扯住了敌人的一条后腿。过去敌人用‘扫荡’的办法企图消灭八路军，鲸吞根据地，那是他们的白日梦，现在又用增设据点、岗楼的办法来‘蚕食’分割我根据地，也只能是妄想。”
李光远使劲点点头。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边区的县级区划是个容易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那时县级行政单位的设立多是根据战时的特殊需要而决定的，比如鬲津县的设立就属这种情况。1940 年，日军对边区根据地开始进行残酷的“扫荡”，并建立落地的政权。日伪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以县城为中心，而中共领导的鬲津县反其道而行之，它由宁津、南皮、东光、乐陵四县的边沿地区各划出一部分村庄组成，距离敌人的各个县城较远，敌人的统治力量较为薄弱，有利于创立抗日根据地。类似情况设立的县还有平禹县、齐禹县、齐济县等。另
外，为纪念牺牲的高级干部而设立的县级区划也有属于这种情况的，如为纪念教导六旅政治部主任杨忠而设立的杨忠县，即为杨忠生前带部队开辟的商河、济阳、惠民三县交界地带，振华县也当属此列。
而靖远县、匡五县的设立，象征意义更大。较为特别的县级行政区是新海县。1942 年，边区党委决定正式成立新海县委、新海县抗日民主政府。历史上原来没有新海县。1935 年，宋哲元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后，送寿礼回乐陵老家给母亲过寿，车队途经盐山县沿海一带的“雁过拔毛”之地时遇到当地悍匪的抢劫。宋哲元勃然大怒，这还了得，连本主席也敢抢，便准备派大军围剿。群匪闻讯，才知闯下弥天大祸，赶紧将财物如数奉还，并多方打点，发誓金盆洗手。后来此事不了了之。宋哲元愤愤不平，认为很有必要对这一带严加管理，准备将此地单独划成一县，但兹事重大，不好仓促行事，于是先将盐山二区、三区、四区及沧县滨海地区组建成了新海设置局，作为设县筹备机构。“卢沟桥事变”爆发，此事遂告搁浅。
1938 年，日伪势力在新海设置局的基础上建立了新海县。不过，冀鲁边区政府一直没有跟进动作，大概认为这是日伪所设县，耻于承认。但形势强过人，1942 年 5 月，为开辟这片渤海沿岸的根据地作为后方，冀鲁边区党委也成立了新海县委，算是正式将新海县作为一个独立的县级行政区划看待了。
此次，将宁津县重新析出振华县也属形势发展需要。日伪对原宁津县东部与乐陵县西部接合部的控制近乎严酷，日伪军的“扫荡”隔三岔五，边区主力部队难以立足，原来的“堡垒村”被摧毁，情报交通网络被破坏，宁乐边根据地的处境十分凶险。正因如此，边区党委决定另辟蹊径，集中力量开辟新宁津根据地，以掣肘日伪对振华县即老宁津县的统治力量。
正像日伪所设机构不为我方所承认一样，我方所设县也不为对方所承认，所以对日伪而言，鬲津县、振华县、宁津县还只是一个县——宁津县。
李光远来到新宁津县后，发现这里的群众基础确实比较薄弱，党的基层组织也差强人意，全县农村党员不足百人。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接了这出戏，就得好好演下去。
李光远带着县政府和县大队按照石景芳提出的“拖住敌人的后腿”的要求，使出浑身解数，渐渐打开了新宁津县的局面。
趁着青纱帐起来，他们配合一军分区文工团对敌展开政治攻势。
“文工团既是武装宣传队也是战斗队，不论男女每人都有一条枪，几个手榴弹，每个人也都是多面手，都会几手技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他们每天利用夜晚的时间，有时到据点、岗楼附近喊话、说唱、散传单等，开展争取伪军工作 ；有时到附近敌区对群众开会、表演、贴标语、散传单，进行宣传教育，激发抗日热情……”李光远在晚年很是怀念这段时光，在回忆录里写下一行行滚烫的文字。那时他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像一匹撒到广阔草原上的战马，驰骋得淋漓酣畅。
一天夜里，他们在距离据点六七里的八寨村搭起戏台，以破路为名，召集附近村里的群众来看戏。县区武装埋伏在据点附近，一旦敌人出动，就狠狠揍他们一家伙 ；不来，正好让群众踏踏实实看场戏。戏都是提气的戏，京剧《三打祝家庄》，话剧《张小黑参军》《儿童团捉特务》《鬼子抓壮丁》，还有歌舞和快板书、大鼓书等。
一时间，八寨村里锣鼓喧天，吹拉弹唱，样样上场，老百姓看得那个过瘾啊！有群众拍手叫好 ：“鬼子打进中国来四年啦，一直没动过锣鼓，这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啊！”
后来，这事传进了据点伪军的耳朵里，他们私底下议论纷纷，心里不住打鼓，有的说 ：“八路军说日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咱们可得看得远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李光远号召群众开展打狗运动，因为八路军游击队夜间活动多，狗一叫，就暴露了目标。他又带着县区武装和积极分子开展破路活动，日伪军出动动辄汽车、摩托车、装甲车，把路刨开，这些现代化的装备就趴了窝。他们晚上破路挖沟，敌人白天平沟，一条路往往反反复复地较量，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总算挖出了一些“抗日沟”。
另外，宁津县政府还实行了“二五减租”——即减去原来租额的25%，分半减息——即年利息三分减到一分五厘，不得超过 15%，雇工增资——由群众团体同雇工、雇主双方协商，酌情仲裁，推行“合理负担”——按人口和土地的平均数量、收获程度，分为 10 等，用累进办法合理缴纳公粮、田赋，最多不超过全部收入的 35%，特别贫困者减免。这年冬天，宁津县大队还端了城西关的伪警察所。
新宁津的开局顺风顺水，李光远长出一口气。
不过，形势瞬息万变，更严峻的局面很快摆到了李光远面前。
从 1942 年元旦开始，日伪对冀鲁边区根据地的“大扫荡”一轮接一轮，有时甚至压茬进行，几乎每一寸土地都遭受了蹂躏，战火烧遍了每一个村庄。尽管如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仍屹立不倒。坐镇华北的冈村宁次恼羞成怒，本以为八路军区区武装怎能抵挡得住大日本皇军的飞机大炮，没想到每次“扫荡”都落个“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让他沮丧不已。他早就知道共产党的队伍“狡猾大大的”，但还是无法接受“牛刀杀鸡，鸡飞刀豁”的现实。怎么才能把八路军装进笼子里任我宰割呢？冈村宁次的智囊团给出的答案是实施“囚笼政策”，即通过挖掘县境沟，用一二丈宽、二三
丈深的封锁沟将冀鲁边二十几个县分别圈起来 ；再通过在各县境内修筑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将各县划成一枪可以打穿的许多小板块 ；最后，辅之以县境沟和公路网附近的岗楼、据点，形成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同时推行“保甲制度”，村民十户为一甲，一村为保，甲设甲长，保设保长 ；村村都设情报员，村民发给良民证，实行连坐法。如此一来，哪里还有八路军游击队立锥之地？
冈村宁次深以为然，畅然开怀。
日伪势力在原宁津县区域下了血本构筑“鸿沟”，别的县多是沿主要交通线修鸿沟，而这里则是围绕县境修，准备将整个县用封锁沟包围起来。
这天，李光远找到与他同时到任的县委书记关器，两人蹲在一座磨盘旁合计对策。磨道里一匹浑身溜光水滑的小黑驴戴着眼罩嗒嗒地拉得正欢，鼻子里喷出一团团湿乎乎的气息，偶尔打个响鼻 ；一个年轻战士挥着笤帚疙瘩，不时喊一嗓子“嘚驾吆”。
关器拧好一支“喇叭筒子”土烟，递给李光远，李光远摇摇头 ：“这家伙劲儿太冲，降不了。我还是抽根纸烟。”
关器擦火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小鬼子这招可够绝户的，明摆着是想要困死咱们啊。”
李光远被烟雾呛得咳了两声 ：“老关，你这老旱烟跟重机枪似的，不拉得嗓子疼吗？”
关器笑笑 ：“看你领着县大队猛虎下山似的，几口烟就把你打败了！来，吸两口尝尝滋味！”
李光远着了激将法的道儿，接过“喇叭筒子”吸了一口，即刻被呛得眼泪直流，赶紧还给关器 ：“好家伙！心口窝跟失火似的！”
关器抽得很滋润，眼里闪出骄傲的光 ：“李县长还是娇贵啊。”李光远见话题跑偏了，赶紧往回拽 ：“咱们得想法子不让小鬼子的封锁沟挖顺当！”
关器把大手一挥 ：“我看咱们还得依靠群众，告诉被抓去挖沟的乡亲们，给小鬼子来个出工不出活，慢悠悠地干，咱县大队和各区队再时不时给他捣个乱。”
李光远点点头 ：“再就是，小鬼子白天挖，咱们发动群众晚上填，填总比挖快吧，咱跟小鬼子比比赛！”
为达到以“囚笼”困死八路军的目的，冈村宁次命驻济南日军指挥官细川忠康中将和驻天津日军指挥官藤冈武雄少将，强征数十万民夫，投入到开挖封锁沟的工程中。
原宁津县的封锁沟先从东部开始，继而在南、北、西部动工。
日伪军出动大批兵力担任警戒任务。民夫多为当地群众，都是被敌人拿枪逼来的，活又累又脏，满肚子骂娘的怨气。监工的敌人发现你“磨洋工”，上来就是一顿臭揍。没办法，还得忍气吞声地干。
铁锨抓䦆，肩抬人扛，小土牛车，双筐推车，绵长的工地上人影幢幢，奇怪的是民夫们似乎被钳住了嘴巴，很少有人吆三喝五，高声嚷叫的都是走来走去的敌人的监工。等到夜色溢满了田野，从青纱帐里，枣树林里，黑灯瞎火的村庄里，钻出一个个灵活的身影，向着白天挖好的封锁沟汇集。他们的动作迅疾如风，眼里闪着痛快又痛恨的神色，挥动的铁锨像巨大的翅膀，一条深沟不多时就被填平一半。
这时，不远处敌人的据点传来嘈杂的人声，日伪军出动了，半路却遭到游击队的伏击，被打得跑回据点龟缩不出。太阳出来一照，封锁沟差不多恢复了原样。
驻宁津县城的日军头目被气得口歪眼斜，命日伪军一定严防游
击队捣乱。宁津伪军第二大队大队长、大汉奸鲍秀祥上蹿下跳，率领伪军在东部“扫荡”，以保卫封锁沟的修筑。李光远觉得这时候不能让汉奸队压倒县大队的气势，否则敌人的阴谋很快就能得逞。
他命副大队长李俊卿率县大队一部精干力量施展“钻心战术”，深入敌占区，扰乱敌人的部署。一天，李俊卿和部队在城西的常庄与敌人遭遇，战士们奋起神威，一顿枪弹，把伪军们打得稀里哗啦，宁津伪军第一大队大队长谭福同当场毙命。这一仗，打得伪军一出据点就提心吊胆，鼓舞了指战员和群众破沟的士气。
虽然如此，鸿沟还是在慢慢地延伸着……
与宁津唇齿相依的乐陵，情况也如出一辙，敌人白天驱赶群众挖沟，我方晚上发动群众填沟，斗争像推磨一样滴溜儿转。
现在居住在青岛市一个普通小区的贾金声老人，已年过 90。70多年前那个夜晚的大月亮似乎一直悬在他记忆的夜空里。
贾金声是乐陵县丁坞镇贾家村人，当时在乐陵西部做民运工作。
日军计划开掘一条从黄夹镇到姚孙家村的封锁沟，南北向，长 20 里。
这条沟一旦挖成，我方部队的活动范围就极小了，只能被迫改为单兵作战。
形势严峻不言而喻。乐陵县委书记马德亲自上阵，带领群众夜里去填沟。贾金声正好和马德分在一组。几百人的队伍扛着铁锨，锨头上挑着一捆玉米秸。“那时候老百姓的玉米秸都藏着，喂牲口，当烧柴，是个宝儿，不过一听填鬼子的沟，拿出来得都挺痛快。为什么用玉米秸呢？你想吧，填沟的时候平一层土撒一层玉米秸，鬼子再来挖，不就难挖了吗？”
日伪军也不是吃素的，为了防备抗日军民搞破坏，在封锁沟边每隔一里地搭一个小窝棚，顶上安一盏瓦斯灯，从远处看犹如一条蜿蜒的雪亮的长龙。
马德带人去填的这段封锁沟属于最危险的地段之一，位于黄夹镇和潘寨村之间，而黄夹有据点，潘寨有岗楼，一有风吹草动，敌人立马赶到。有的群众心里打鼓点，贾金声悄声告诉大家别怕，县大队和区中队分别封锁了黄夹和潘寨，敌人真出来倒好，给他们一顿“黑枣”尝尝。“我们当时经验也不足，正赶上八月里月亮圆的时候，又不是阴天，半夜里光堂堂的，我领着群众走在前头，自己回头一看，那相当好看，都挑着一捆玉米秸。”
填沟的队伍走到离潘寨岗楼半里处停下开干，刚扔了几锨土，就被潘寨岗楼的敌军发现了，冲着他们打来一阵枪，小窝棚上的灯都灭了，黄夹据点的机枪也顺着沟打过来，还有迫击炮。日伪军早就约好，一发现八路军填沟，两边就交叉射击。这下子乱了套，老百姓四散奔逃，贾金声趴在一个坟头下，马德躲在一个小道沟里。
过了一阵子，枪炮消停了，再看，填沟的队伍找不到了。
马德带着贾金声几个人悻悻而归，回去让大家清查一下参加填沟的人员，偏偏少了贾金声认识的一个老人。当时召集群众时，这个老人因为岁数大，贾金声说你别去了，晚上这个事挺危险。老人说俺得去，俺儿子叫日本人打死了，俺得给他报仇。怎么解释都不行，就带上他了，偏偏他被敌人打死了。贾金声心里挺难受 ：“这个倔强的老大爷好样儿的，中国人都有他这份志气，还怕什么小鬼子？”
后来，敌人盯得更紧了，县大队没敢轻易行动，这条“鸿沟”也就有模有样地“横”起来了。
1942 年 10 月，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公开叫嚣 ：“华北堡垒已新筑成者 7700 余个，遮断壕也修成 11860 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 6 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强。”可见，日军对这项庞大工程何等自诩！焉知有形的壕沟再深，总有翻越的办法，真正的长城乃人心所筑，虽无踪无影，却是实实在在的坚不可摧。
宁津县的封锁沟从 1942 年夏季开始修到 1943 年 3 月竣工，这条长 220 多里、深宽均为一丈五尺的鸿沟将全县圈了起来，而且沟的里侧还筑有高墙，沟边每二三里设一个岗楼，岗楼设吊桥，对进出行人严加盘查。那时的宁津县纵横不过 100 里，村庄 821 个，日伪却设立据点、岗楼 122 个，汽车路 46 条，全长约 475 里，构成了鸿沟围困、据点林立、公路如网的格局。冀鲁边区一专署的振华县、宁津县两个县政府以及全县 30 多万民众，统统被装进了这个超级“囚笼”里。不要说主力部队的进出成问题，就是小股武装和零星工作人员也举步维艰，关器、李光远开创的局面一下急转直下，生存都成了大问题。
有首歌谣这样描述宁津县的封锁沟 ：
于是，宁津县被日伪方面吹嘘成了实施“强化治安”政策的“模范县”。
冀鲁边区其他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截止到 1942 年下半年，全边区的封锁沟近 2800 里，公路 8000 多里，岗楼、据点比 1941年增加了 507 个，一军分区平均 7 个村庄 1 个据点，二军分区平均
8 个村庄 1 个据点，三军分区平均 10 个村庄 1 个据点。我抗日军民被分割在一个个县级“囚笼”里，活动困难，粮食短缺，缺医少药，睡觉也成了大问题。更严重的是不断遭到敌人袭击和“合围”，仅1942 年冬的一个月内，就进行了 269 次战斗，因为活动空间狭小，游击战的优势大打折扣，损失不断加重。
每天各种各样的情报汇集到周贯五等边区领导手里，他们的心被一次次刺痛 ：“鸿沟”里我方武装处境极其蹇窘，有的同志战斗中腿部负伤，伤口化脓，因为没有专业器械，为了保命，医生不得不用木工锯子将伤腿锯掉 ；有个战士胸口负了贯通性枪伤，为了消毒，医护人员只能用纱布蘸盐水，再用镊子夹着纱布条从前胸送到后胸，两手捏着布头来回拽动，疼得人都昏过去了……
粮食也短缺，战士们只能找树叶、树皮、草根、苜蓿等充饥，最美味的食品就是高粱窝窝头，但这种窝窝头黑不溜秋，硬得能硌下牙，就这样，大家还把它视为珍馐美馔呢。
有一次，周贯五带着几个人住在乐陵一个村子外的野地里，淋了一场小雨，受了风寒，发起高烧，不吃不喝。警卫员周德保心急火燎，拿来两个窝头，周贯五咬一口，又苦又涩，泛着一股难闻的甜腥味，实在难以下咽。
周德保掉过脸去，泪水婆娑，就跟通信员小侯合计 ：“政委病得不轻，得想法给他改善一下伙食！”
小侯脑瓜转得快 ：“咱给他擀面条喝吧，面条软和、滑溜、热乎，吃起来保管政委哧哧溜溜的！”
两人说干就干，把高粱面倒进钢盔里，加上水，有模有样地揉起来，不一会儿就揉出了一个面团。下面的程序可愁坏了他俩，野地里哪儿去找擀面板啊！周德保急中生智，挽起裤管，露出大腿，拿大腿当面板。他扯下一块面，在大腿上来来回回地擀着，还真擀出了一根根细溜溜的面条！
周贯五在回忆录里写道 ：“小周的那条大腿，因为整日摸爬滚打，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污垢 ；面条搓好后，当面板的那一块腿面比其他地方显然白多了，因为污垢都揉进了面条。但我觉得那顿面条真香，一口气吃了两小碗……”
部队宿营也不能进村了，敌人碉堡遍地，奸细密布，随时出动，一旦被堵在村里，后果不堪设想，只能露宿野外，庄稼地、荒坟堆、茅草丛，和衣而卧，睡觉时也得保持高度警觉，哨兵手里牵着一根绳子，绳子头拴在指挥员的脚上，一有敌情，轻轻一拉，指挥员迅速将同志们推醒，然后转移。有时一晚上换几个地方，一个觉分成了好几截儿，战士们开玩笑说 ：“咱们白天开展游击战，晚上开展游击觉。”冬天的严寒是个大考验。各人有各人的招儿，有的战士找来两块狗皮，前胸后胸各贴一块，称之为“铁皮宿营”；有的两人结对子，都解开上身的棉袄，互相把对方的腿脚搂在自己怀里，再把棉袄扣子扣上，谁要想翻身，必须通知对方一起翻 ；落单的有落单的法儿，找两块砖，放火里烤热，用破布一包揣在怀里，“搂着热罐子”一般，照样睡得暖乎乎。
针对原宁津县严峻的斗争形势，一地委研究决定，撤销鬲津县，合并振华县和宁津县，恢复原宁津县建制，保留振华县的称谓。这样一方面精兵简政，将行政机构瘦身，有利于机动灵活地行动，有利于统一领导“囚笼”里的抗日斗争 ；一方面实行干部地方化，将熟悉宁津情况的本县籍干部从各地抽调、充实到“囚笼”里去。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一地委决定派原籍宁津的地委宣传部部长张白水进鸿沟担任振华县委书记。
1943 年 2 月底的一个夜晚，多半个大的月亮在薄云里穿行，原野忽明忽暗，阒寂的田间，一行人猫着腰沿交通沟攒行着，不久来到了那条围困着整个宁津县的鸿沟前，立刻各有一个班的战士沿沟向两侧散开，以防备敌人来袭。张白水立在沟边向下看一眼，深沟一半亮一半暗，似乎冒着砭人的阴寒之气。张白水低声说 ：“开始行动。”他便率先扒住沟沿缒下身子，战士们依次如法炮制。沟有五米宽、五米深，沟壁陡峭，对面竖有高墙。好在沟壁的土夯得不很实，用小木棍就可以挖出洞来。一个战士踩着另一个战士的肩膀立起来，挖出第一个洞，再用枪托把上边的人的一只脚托上去，上边的人再挖出第二个洞，然后抠住第二个洞，就能爬上沟了，再顺下绳子，把沟里的人一个个拉上去。张白水上去后诙谐地对战士们说：“敌人想得美，这么一条沟就能困住八路军，他们不知道咱们冀鲁边可是武术之乡，个顶个的飞檐走壁。”一阵压抑的笑。众人不敢久留，迅速转移到附近村子里。
张白水找到了振华县委书记刘干、县政府行政科长何克，宁津县委书记关器、县长李光远，众人相见都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或许跟鸿沟的隔离有关。
张白水说 ：“日寇对根据地的封锁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从欧洲战场传来消息说，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碰了一鼻子灰，苏联红军一举消灭了纳粹 30万军队。希特勒的失败不远了，日本帝国主义跟希特勒是一根线上的蚂蚱，没几天欢实头儿了。”
刘干说 ：“这次组织上派你来算是选对人了，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何况小鬼子开始江河日下了！”
张白水说 ：“我来之前，地委刚传达了山东分局的指示，分局针对边区的斗争形势，要求我们坚持‘分散隐蔽、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方针，决定将振华县、宁津县、鬲津县南部合并为振华县，由我兼任县委书记，刘干同志调东光县，关器同志留在沟内任县委副书记，李光远同志任县长。”
大家表示支持地委的决定，随后一起讨论了如何开展沟内斗争的问题，制定了“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斗争为辅”的斗争方针，确定了“控制伪军，指挥日军，建设灰色根据地，积蓄力量，粉碎‘囚笼’，准备反攻”的目标。
要想站稳脚跟，必须先粉碎敌人的“保甲制度”。敌人在各个村都设了伪保长、伪情报员，要求他们每天到附近据点报送是否有八路军活动的报表 ；实行一户收留八路军，如被查实，全甲遭牵连的连坐制度。敌人这是想从根本上铲除八路军游击队的生存土壤，所以张白水和李光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破坏日伪的“保甲制度”。
他们的办法是，伪保长的人选必须经过抗日民主政府同意，工作得听抗日民主政府安排，对不服从的坏分子，进行警告、孤立和镇压。首先，有党员的村，做通党员的思想工作，尽量由党员担任保甲长 ；没有党员的村，由区政府选派适当的人担任，未经区政府批准的人不能任保甲长。未经抗日民主政府批准担任伪保甲长的人，将严重予以惩戒。其次，以原抗日村为基础，建立村政委员会，由原村长或支部书记任主任，保长任敌工委员。村委会负责做伪军、伪机关人员工作，对于敌人的敲诈勒索，能抗则抗，能拖则拖，能骗则骗。绝大多数伪保长成了“红心白皮的萝卜”，表面看是为日伪统治服务，实则是八路军的工作人员。伪保长们每天把写着“今天无事”的报表送进据点，趁机带回敌人的动态和消息。敌人为了巩固保甲制，给老百姓照相办“良民证”，他们刚发下来，抗日区
政府工作人员就全部收缴上来。随后，伪保长或伪情报员就跑去向敌人报告说，夜里来了很多八路军，将良民证统统收走了。日伪再给老百姓照相，再发。区政府再去收缴，伪保长和伪情报员再去报告。如此反复几次，敌人也没了脾气。
一次，敌人在宁津镇到大柳镇的公路上遭到我游击队的伏击，打死打伤了几个汉奸。正巧公路附近马庄村的老村长也是伪保长，去大柳镇办事，被敌人撞见，把他扭到据点里。伪军头目暴跳如雷地骂他私通八路，八路来了也不报告。老村长说 ：“我村子里没有住八路，没有就是没有，难道没有事说成有事吗？不信你们去看嘛！”敌人急火攻心，抄起一根棍子，向着老村长的头脸猛打，打瞎了一只眼，血流满面，但他始终没承认村里住过八路军。其实，那天伏击敌人的游击队就住在马庄。这种“两面派”村长、保长、情报员在边区很普遍，有的人甚至宁死不向敌人吐露半句真话，表现了凛然的民族气节。
日伪费尽心机的“保甲制度”就此瘫痪，“模范县”的一根顶梁柱倾斜了，最终倒掉的日子也快要到来了。
“开锁”的最后时刻——解决伪军问题。
整个宁津县虽然被敌人装进了“囚笼”里，据点、岗楼鳞次栉比，但真正的日军并不多，只有县城和长官镇驻有日军，其他均为伪军，人数在一个连队以上的有 20 多个。说白了，这个“囚笼”的铁锁绝大多数是由这些汉奸队伍守护的，只有瓦解掉伪军，才能彻底打碎“囚笼”。张白水、李光远、关器详细分析了宁津县伪军的情况，认为县大队的工作重点是加强政治攻势，争取敌伪人员，打击死心塌地认贼作父的铁杆汉奸。当时在宁津县最有名的铁杆汉奸是伪县警备二大队队长鲍秀祥，这个毫无中国人血性的家伙带着手下人肆意妄为，无恶不作，气焰嚣张。另外，日军从冀中调来一支以叛徒为骨干的“铁心队”，配合扫荡和强化治安，其以对日军“忠心耿耿”、对同胞心狠手辣而臭名昭著。这两部分伪军是县大队的主要对手，也是县委确定的绝不能手软的目标。李光远和县大队副大队长李俊卿、副政委孙东耀等人曾多次埋伏在县城到保店镇的公路上打伏击，甚至有一次，李光远带着县大队一个排打得数倍于己的伪军狼狈逃窜，一直将他们追到长官据点，生擒了伪警察所长等人。
这时，县里成立了敌工部，由县委委员、民运部部长马克勤兼任部长，设立了县级敌工站，各区设敌工干事，分别由县长、区长亲自抓。他们通过发动群众，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广泛宣传当汉奸可耻、没出路，形成人人鄙视和仇恨汉奸的氛围，如大柳镇的老百姓编了这样的民谣 ：“大柳街本是穷，西街出了个李显亭（维持会长），自从事变称英雄，发洋财称己能，认贼作父周建平（地主、大汉奸）……”对伪军家属和上层人士做工作，让他们规劝自己做伪军的亲友早日回头，不要与我军为敌。有的父亲这样数落儿子 ：“你看看人家八路军说话办事多好，看看你们整天价狗子猫子的算个啥？！”敌工站主要负责伪军排以上军官的争取工作，他们通过一些上层人物的介绍、疏通，利用“拜把子”或参加“青红帮”等方式，跟伪军军官交朋友，进而借机对他们进行形势前途教育和民族气节教育，宣传我军的伪军政策，促使他们的思想发生转变，暗中帮助八路军做一些有益抗日的事情。
当然，这些争取工作是以武装斗争为后盾的，县大队对铁杆汉奸队的连续打击把他们打怕了，才使得一些伪军愿意向我方靠近。
特别是那些分散在岗楼和小据点里的伪军中小队长，更对八路军游击队的袭击和伏击怕得肝儿疼，私底下跟县大队达成协议，决不为难我方。有的伪军参加日军组织的“扫荡”，进院子搜查前，往往大声吆喝“里面的八路快出来投降”，其实是通风报信，叫我方人员赶紧转移。
有一次，敌工部部长马克勤到东部开展工作，路上遇到一伙伪军将他拦下，要把他抓走。马克勤哈哈大笑，沉着地说 ：“不错，我是八路，我就是马克勤，你们想怎么样？”
伪军久闻马克勤大名。马克勤兼着县农会主任的职务，大多数伪军家在农村，农会对他们的家庭都有关照，加之他又是敌工部部长，谁不知道这是个“替阎王爷跑腿儿的活”？于是，伪军们堆着笑脸，连忙鞠躬道歉 ：“马主任，我们早就知道您的大名，再给我们几个胆儿，也不敢太岁头上动土啊！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我们送你一段路吧！”
马克勤也变得客气了 ：“不用送。你们都是中国人，要像《三国演义》里的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当铁杆汉奸，给自己留条后路！”
伪军们纷纷点头称是。
这一时期流行于边区的“红黑点”成了伪军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所谓“红黑点”，就是给伪军们建功过簿，凡祸害百姓、对抗游击队、破坏抗日事业的，记黑点 ；凡掩护抗日军民、打仗主动缴枪、帮游击队的，记红点 ；有黑点无红点，或者黑点多于红点的坚决予以惩罚和打击。
“红黑点”等于伪军的生死簿，等于在伪军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张白水和李光远将收集上来的“红黑点”统计了一下。
张白水说 ：“咱振华县的汉奸比别处猖狂，以为抱着日本鬼子的大腿就能为所欲为了。”
李光远说 ：“选几个典型，敲他们一家伙！”
张白水说 ：“我看行，把这些坏典型、黑点多的，写下来，贴到电线杆上，或据点附近的树上。”
李光远说 ：“给他们来个直接的，有的伪军目不识丁，干脆找个木匠做上一批小棺材，挂到那些该杀的家门口。”
张白水拊掌大笑 ：“光远啊，你这个书生也很强悍嘛！”
1943 年，振华县党组织利用内线关系和敌人内部矛盾，以合法形式告发了日本敌特八木，借“皇军”之手于 7 月间将其枪毙。对日军石黑领导的“铁心队”采取警告、教育和打击相结合的方法，县大队大队长李光远亲自同“铁心队”队长刘长起接过一次头，晓之以理，改变了他认贼作父、与人民为敌的态度。对其中冥顽不化者毫不容情，坚决铲除。一天深夜，振华县九区手枪班化装潜入长官据点，打死了伪军队长，吓得伪军有两个多月没人出头干队长。
1943 年一年里，振华县严惩汉奸、特务、敌探等 144 人，大大地震慑了伪军。龙潭、王圃囤据点的伪军跟县大队签订秘密协议，伪军保证不向群众敲诈勒索，作战时枪口朝上，不逮捕、不迫害抗日军人家属，时机成熟反正起义。
尖锐的斗争仍在继续。
一天夜里，振华县八区政府助理员阎成住宿在双碓据点附近的程庄，第二天一大早，突遭敌人的伪警备大队包围。阎成是老军人出身，枪法了得，他不慌不忙压上子弹，注视着院门。敌人刚拥进门来，“啪！啪！”冲在前面的两名伪军中弹倒地，再也没人敢贸然进来。伪警备大队大队长李振标见两个部下毙命，大为光火，挥枪督促喽啰往里冲。阎成照旧不慌，先解决掉进屋的两个家伙，接着
又把进院的伪军全部撂倒。李振标急得直踹墙，死了这多人，怎么向日军交代啊！还有几个躺在院子里的伪军，死的挺尸，活的哼唧哎哟，叫李振标更是脸上无光。他想出一计，叫人向屋里的阎成喊话，说只要让他把屋里院里的伤亡人员抬走，他就收兵走人。阎成能不知道他的鬼主意？也不搭腔，掏出烟斗点上，坐在炕头上笃定地过烟瘾。见天色渐暗，起身搜出屋里两个伪军身上的子弹，以备不时之需。李振标见阎成不吭声，就亲自上阵，高声吆喝，以人格作担保。阎成约莫再过一阵天就全黑了，能拖就拖，便答应李振标说可以进来抬人，但屋里的不能动。几个伪军战战兢兢进院，抬走了几具尸体和半死不活的伤员。李振标当即翻脸，要阎成立马投降。
阎成冷笑一声，摸出身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顺着李振标声音的方向甩出了院子，“轰”的一声，把得意扬扬的李振标炸了个三佛出窍。
敌人爬上房，准备打洞，阎成扬手一枪，把上面的伪军吓得扑通扑通赶紧跳下屋顶。最后，李振标捂着被炸伤的半边脸，指挥手下往院子里扔柴草，准备烧死阎成。敌人边扔边喊叫，继续威逼阎成投降。
这时天色已经黑下来，阎成从房门口的柴草缝里钻出，匍匐着爬到院角，正好有棵小树，两手抓住就爬，突然一阵剧痛，撒手昏在树下。
原来不知什么时候阎成的手臂受了伤。过了片刻，他醒过来，定定神，咬牙再爬，终于爬上墙头，绕了几个弯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李振标见里边好久没有动静，就让伪军扔进一颗手榴弹，点着火。
他们紧紧盯着火光，侧耳听着里边，房梁被烧塌了，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到底没听到阎成痛苦的叫喊，他们以为阎成眼见无望，开枪自杀了。殊不知，这时阎成已经回到八区，卫生员正在帮他处理伤口，他依旧神情淡然地咬着烟袋杆。
阎成一个人打败敌人一个团的故事，传遍了冀鲁边区，抗日军民说起来无不眉飞色舞，好不酣畅！
经过艰苦的工作，宁津县这个“大囚笼”里的斗争形势开始扭转，伪军对群众的骚扰减轻，多数伪军、伪工作人员为自己找出路，给八路军送情报，售子弹，巧妙掩护抗日军民，我方夜间出入封锁沟，伪军据点、岗楼放下吊桥帮助通过。至此，鸿沟高墙围困，沟内碉堡林立，公路纵横交织，保甲制度严密，伪情报人员密集的振华县，变成了一块“外灰内红”的游击区，一个特殊条件下的抗日根据地诞生了。
关器在《回忆在宁津工作五年》的文章里，对 1943 年的斗争感触良深 ：“1943 年是我们抗日军民在囚笼中与敌人展开你死我活斗争的一年，是宁津县抗日最困难、最艰苦的一年，是环境最险恶、抗日同志牺牲最多的一年。但是，我们抗日军民怀着抗日必胜的信心，踏着战友的血迹，奋不顾身地顽强斗争，艰苦地度过了这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日军费尽心机在华北平原打造的“强化治安模范县”彻底破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