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次高考纪事

□赵乃明

1977年10月，我作为学徒工，正在山西省左权县的大山里参与水库前期地质勘探工作。那天，收音机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却也只是一动——身处太行山深处，手边连一本中学课本都没有，那个藏在心底的大学梦，似乎遥不可及。

一个月后，机组冬休，我们返回河北岳城水库基地。看到几位年轻同事都跃跃欲试地准备报名参加高考，我心底的火苗才真正被点燃，开始正视这个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母亲也及时来信鼓励，还寄来几册油印的复习资料。我们一群人挤在宿舍里，抱着书本日夜苦读，却引来一些老职工的冷嘲热讽：“高考是百里挑一的难事，几个钻探工想考大学，简直是异想天开！”

凭着不到一个月的临阵磨枪，我们六个青工结伴返回老家德州，走进了那场改变一代人命运的高考考场。我报考的是文科，或许是抱着放手一搏的心态，反倒没有太大压力。语文试卷里有成语解释、《鹬蚌相争》今译，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恰巧我曾写过一篇记录工地生活的散文，素材信手拈来，写得格外顺畅。政治、史地科目也考得得心应手，这都得益于平日喜欢读书看报的习惯。唯有数学是我的软肋，看着试卷上的公式和演算题，我手心直冒汗，感觉考得一塌糊涂。但估算完其他科目的得分后，心里还是悄悄藏了些许期待。

考试结束，我们兴冲冲地回到基地，等待我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因家庭出身不好，我平日里一向谨小慎微，此时却和另一个爱好文学的同事李明一起，被冠以“偷听敌台”的罪名，不由分说地挨了整。

不久后，高考成绩公布，我和李明都过了录取线。可还没等我们高兴起来，队里就下了通知：不准我俩回德州参加体检。队支部书记在大会上公开说：“你们就算侥幸参加了体检，政审这一关也绝对过不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父亲连续三个夜晚守在火车站出站口，迎着刺骨的寒风，凝望邯郸方向驶来的列车，在下车的旅客中焦急地寻找我的身影。

这对刚满十九岁的我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一击。不仅梦寐以求的大学机会化为泡影，连学徒工转正也被延期半年。我翻来覆去想不通，人性为何如此阴暗，队领导为何如此冷酷，长时间陷在苦闷的漩涡里，怎么也走不出来。

1978年开春，勘探队转移到聊城黄河边作业。我们把钻机固定在木船上，在波涛滚滚的黄河上开展工作。四月的一天，黄河两岸沙尘弥漫，狂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精神恍惚的我在船台不慎一脚踏空，直接滑倒在运转的发电机上，左臂瞬间被卷进飞速转动的皮带。一阵剧痛传来，我的左胳膊已是粉碎性骨折。

队里找了附近村里的民间医生，用土办法给我接骨。十天后，父亲闻讯从德州赶来，看着我肿得像馒头一样的胳膊，心疼得直掉眼泪，坚决要求送我到正规医院治疗。辗转来到德州139医院后，军医重新为我接骨，并打上了厚重的石膏。住院近两个月，胳膊渐渐康复，可心里的创伤，却像一道疤痕，怎么也抹不去。

七月流火，带着心灵的创伤和低落的情绪，我再次走进了高考考场。这一年的语文试题变了模样，不再是常规的命题作文，而是要求缩写一篇文章。毫无准备的我一下子蒙了，对着试卷愣了半天，稀里糊涂地写完，心里已经凉了半截。由于心态失衡，其他科目也发挥失常，最终以十一分之差，再次与大学失之交臂。

十月，我重返工地，常常一个人坐在黄河边，望着滔滔东去的河水发呆。转过年来，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我和李明等几位被延期转正的青工，联名向上级写信申诉，诉说不公的遭遇。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终将来临——我们不仅按期转正，还补发了工资。更令人欣喜的是，我通过了广播电视大学的考试。父母劝我去上电大，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地勘队。我犹豫了几天：一来是对电大的理科专业实在没兴趣，二来心里憋着一股气，非要考上正规大学不可。

最终，我咬了咬牙，放弃了上电大的机会，决定背水一战。从那以后，只要下了班，我就钻进集体宿舍，把自己埋在书本里。昏黄的灯光下，我一遍遍地啃数学课本，一道道地做练习题，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征服这个“拦路虎”上。累了，就趴在桌子上歇一会儿；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清醒过来再接着学。

第三次高考如期而至。记得考试前一天晚上，天热得厉害。我吃了几块西瓜，或许是太兴奋，又或许是太紧张，怎么也睡不着，夜里起来跑了好几趟厕所，把母亲也折腾得没法安睡。她关切地问我：“要不要吃一片安定？”我摇了摇头，就那样睁着眼睛，挨到了天亮。起床后只觉得头沉得厉害，走进考场时，我强打起精神，才慢慢进入状态。三天的考试还算顺利，考完最后一门科目，我彻底放松下来，连着看了好几场电影，把积攒的压力全都释放了出去。

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午睡，忽然听见李明在院子里大喊：“考上了！我们考上了！”原来他刚从教育局看榜回来，手里攥着两张纸条，满脸通红地跑进来告诉我，我的分数超过本科录取线37分，他比我高出1分！

奇怪的是，听到这个消息，我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异常平静，只觉得浑身疲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心里最担忧的，还是政审这最后一关。填报志愿时，我更是举棋不定——想报政法院校，又怕家庭出身再次成为阻碍。我已经输不起了，思来想去，最后还是选择稳妥起见：第一志愿填报了山东师范学院，第二、三志愿才敢填报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

八月底的一天，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大声喊我的名字。当我接过那封印有“山东师范学院”字样的录取通知书时，手指忍不住发抖。拆开信封的那一刻，积攒了两年的委屈、不甘和坚持，全都化作泪水涌了出来——我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左邻右舍纷纷向我祝贺，父母也为之扬眉吐气。我和李明苦尽甘来，都被山东师范学院录取，我进了中文系，他去了历史系。

这就是我一波三折的高考经历。如今回首往事，依然感慨万千。高考，确实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大学毕业后，我当过中学教师，从事过文秘工作，一步步走上央企中层领导岗位。李明也学业有成，后来成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所以说，我们人生攀登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当年那段咬牙坚持的岁月，都始于那个充满荆棘与希望的起点。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难，最终都变成了照亮前路的光，让我们在往后的人生里，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有勇气坚持下去。

作者简介：赵乃明，水电十三局退休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