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春节将至，每逢佳节倍思亲。母亲离开我已有十四个年头，岁月流转，思念却如涓涓流水，从未淡去。她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每每念及，万般心绪涌上心头。写下这些文字，纪念我平凡又伟大的母亲。

母亲生于1917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她的一生，亲历了近百年中国的动荡起伏、内忧外患，走过了世间无数湍流坎坷。母亲娘家在桃花店村，姓赵，听说祖上是从二里地外的赵庄迁来。姥爷过世早，我从未见过。母亲姊妹六人，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在那个女性地位卑微的时代，母亲没有自己的名字，按着旧俗，只该称作赵氏。后来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要记工分、分东西，没有名字实在不便。因我二姐名王庆兰，生产队会计便随口喊母亲赵庆兰，这名字便这样被大家叫开，成了母亲相伴一生的称谓。

十六岁，正是豆蔻年华，母亲嫁到了我们村。我家祖辈世代务农，家境贫寒，日子过得紧巴，常年是半年糠菜半年粮。家中男人日日下地劳作，母亲则守着家里，日夜纺线织布。婆婆性情严厉，若是纺线、织布少了，母亲便会受到责备，甚至遭指桑骂槐。母亲常常纺线到深夜，漫漫寒夜，孤独与疲惫常伴左右。为了解闷，邻里的媳妇们晚上常聚在一起，边摇着纺车，边唠家常，驱散夜的冷清。母亲年纪最小，夜深了，有时手摇着纺车便打起了瞌睡。这时，年长的姐姐便会点上烟袋，轻轻递到她嘴边：“抽上一口提提神。”天长日久，袅袅烟缕里，母亲渐渐学会了抽烟——那是长夜中一点暖的、醒着的陪伴，也是那艰难岁月里，为数不多的慰藉。

1942年，旱灾与战乱接踵而至，河南、河北、山东一带爆发了大饥荒，颗粒无收，民不聊生。为了活命，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随父亲逃荒到了东北。在吉林省德惠县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安顿下来，借住在一个农户家里。父亲在砖厂做工，母亲在家照看孩子。一天夜里，一伙强盗闯进了房东家，房东老汉性情刚直剽悍，抄起木棍与强盗厮打起来。棍棒的击打声、怒骂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母亲在隔壁，吓得紧紧搂着孩子，浑身发抖。房东老汉凭着一股勇猛，竟将强盗打了出去，还追出去很远。房东一家忠厚善良，对我们漂泊他乡的一家人多有照拂，这份恩情，母亲一辈子都记在心上。

在东北的那几年，母亲曾独自一人回娘家探望姥姥。一路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走到离家仅剩三里路的曹庄村南，高粱地里突然窜出一伙劫匪，她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十块大洋，被洗劫一空。那是一家人的活命钱，母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一边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一边失声痛哭。走到村子后街，恰巧遇上了本村的许海洲。许海洲是大户人家子弟，为人侠义，在当地结交甚广。见母亲哭得伤心，他忙上前询问：“婶子，您回来了，这是怎么了？”母亲哽咽着诉说了遭遇，许海洲一听，当即说道：“婶子您别哭，我知道是谁了，这帮人刚在这儿喝过水，不会走多远！”说罢，便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往北追去。约莫一个时辰后，许海洲满头大汗地赶回来，把大洋递到母亲手中：“婶子，钱追回来了，给他们留了一点——这帮人都是抽大烟的，留点活路。”母亲握着失而复得的大洋，千恩万谢。为了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母亲感恩了一生。

在东北熬过最难的日子，躲过了家乡的灾荒，后来在舅舅们的劝说下，约莫在1945年，母亲跟着父亲，带着孩子，一路辗转，终于回到了故乡。

母亲是位伟大而勤劳的女性，记忆中她仿佛永远不知疲倦。

我们姐弟七个，加上父母，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手操持。一年四季，全家人穿的衣服、鞋子，从纺线、织布，到裁剪、缝制，皆出自母亲之手；一日三餐，从磨面、轧碾，到烧火、做饭，件件都离不开母亲的操劳。儿时的记忆里，每当夜晚我躺在被窝里，伴着睡意进入梦乡时，母亲还在煤油灯下做针线，一针一线，缝补着家人的冷暖；清晨醒来，首先听到的便是母亲在灶房忙碌做早饭的声响。她究竟何时睡下、睡了多久，无人知晓。遇上阴天下雨，不能下地干活，母亲便把布铺在炕上絮棉花、做棉衣，或是支起案板糊袼褙，做这些费工夫的活计；利用零碎的时光，纳鞋底、缝鞋帮，手中的活从未停过。为了儿女，为了这个家，母亲就像一台上了弦的机器，昼夜不停地转动，默默奉献。后来，两个姐姐渐渐长大，分担了些家务，母亲的肩头，才稍稍轻松了些。

母亲是个有格局、有胸怀，心底无比善良的人。

记得我上小学时，班里两个同学拿着棍子打闹，我从旁路过，不巧被一棍子打到头上，眉毛处划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浸透了衣衫，至今额上还留着当时的疤痕。那段日子，我在家养伤，闯祸同学的家长登门探望，心中满是愧疚。母亲纵然十分心疼，却半句责备的话也没说，反倒笑着宽慰对方：“没事没事，小孩子愈合得快，几天就好了。你家孩子也不是故意的，千万别责罚他。”对方带来的慰问礼品，母亲更是执意不肯收，又推了回去。

我们姐弟几个若是在外面受了别人的欺负，哭着回家告诉母亲，她从不火上浇油，也从不让我们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她总会问道：“是不是你自己做错了什么？不然人家怎么偏偏欺负你呢？”若是知晓对方并非有意，便会摸着我们的头说：“孩子，人家不是故意的，别往心里去，忍一忍就过去了，今后还是好伙伴。”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姐弟几个都养成了谦和忍让的性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日子平淡乏味。乡亲们唯一的消遣，便是闲暇时互相串门，唠唠家常，说说村里家长里短的琐事，或是讲讲老辈人留下的故事。母亲性子温和，通情达理，待人真诚，所以从村东到村西，来我们家串门的人格外多，母亲从不嫌麻烦。无论来人德高望重，抑或平凡卑微，在母亲眼里，没有贫富贵贱，来的都是客，她总会热情相待，从不轻慢，让每个登门的人都能心情舒畅，开心而来、高兴而去。对前来求助的人，她总是设身处地为其出主意、想办法；对想不开的事，她苦口婆心、婉言劝导，帮助对方打开心结，用赤诚之心温暖他人。母亲与乡里乡亲相处，遇事总是礼让三分，一辈子，我从未见过她与人吵过架、红过脸。

母亲对儿女的疼爱刻在骨子里，深沉而炽烈。

疼爱孩子是女人的天性，可在母亲身上，这份疼爱表现得尤为真切。母亲的爱藏在点点滴滴的细节里，温暖了我们一生。

儿时的农村，卫生条件极差，家里孩子又多，不是这个闹病，就是那个生病，头疼脑热更是常事。哪个孩子若是发烧感冒，母亲首先把孩子搂进自己的被窝，连头一起蒙住，让孩子捂汗，直到捂得大汗淋漓，她才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若是普通的风寒，烧往往立马就退了，效果立竿见影。记得二姐和弟弟小时候，都得过淋巴结核——如今这算不上什么疑难杂症，一般情况下都可治愈，可在那个缺医少药、科技落后的年代，这却是棘手的大病。母亲带着孩子四处求医问药，到处打听土方偏方，跑遍了十里八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经周折，终于将孩子的病治愈。

虽说日子清贫，可每到过年，母亲总会千方百计让每个人都能穿上新衣服。往往是老大的衣服拆洗翻新后给老二穿，老二穿完了，再整理一下给老三。整个寒冬，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不停地拆洗、缝补、裁剪。除夕夜，当我们姐弟几个都进入梦乡时，母亲从柜子里拿出一冬天赶制的新衣服，一件件检查、整理，把漏缝的扣子、没钉的鞋带一一补好；将崭新的棉袄、棉裤，小心翼翼地盖在每个人的身上，盼着我们一早醒来能有个惊喜。随后，她再把每个孩子的旧衣裳收起来，一件件叠好。等这一切都忙完，窗外已然响起了辞旧迎新的鞭炮声，母亲顾不上歇息，又走进灶房，抱柴烧锅，为一家人煮饺子。从我记事起，母亲的除夕夜，就是这样度过的。如今每每忆及此景，我总忍不住潸然泪下——心疼母亲为了子女吃过的苦、受过的罪。

母亲是个天资聪慧、充满智慧的女性。

母亲虽没上过一天学，不识字，可她聪慧灵秀，悟性极高，是个有智慧的人。她有一手做农家饭的好厨艺，普通的农家菜，只要经她的手简单翻炒，便变得鲜香可口。这大抵是因为母亲对各种调料的用量、搭配，以及火候的把控，都有着自己的考量和心得。她做的肉饼、烩饼、炒白菜等，皆是家常味道，却别具特色；包的包子、煮的水饺，馅料饱满、味道醇厚，让人吃了便忘不了。那时候，只要有上级部门的领导来村里办公，需要安排就餐，村里都会请母亲出面掌厨，由生产队记工分。这般一来，便是很多年。后来母亲年纪大了，体力渐渐不支，多次推辞，却总也推不掉，可见母亲的厨艺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母亲年轻时，爱忙里偷闲玩上几局纸牌。遇上阴天下雨没法下地干活，她偶尔会去邻居家凑个热闹，打上一会儿。她打牌心思缜密、十分精明，总是赢多输少。到了晚年，母亲又迷上了麻将，常和比她年轻的乡里乡亲一起玩。彼时的她，虽已头发花白、步入耄耋之年，却头脑清醒、思维灵活，打起麻将来，依旧是赢的时候居多，牌艺不输年轻人。

时光荏苒，到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经过十多年的打拼，我们姐弟七个的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生活渐渐富裕起来。而操劳了一生的母亲，已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母亲晚年一直跟着农村的弟弟生活，弟弟和弟媳十分孝顺，将母亲照顾得妥帖周到。时间长了，母亲也会到城里的儿女家住上一段时日，我们姐弟几个都尽其所能，给母亲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让她安享晚年。可母亲总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不愿给儿女增添负担，默默守护着子女的体面与安心。

我从十四岁就离开家，在外求学、当兵、工作，一生对母亲少有陪伴与照料。母亲走后，这些年，我一直身怀愧疚，这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痛。假如人有来世，我愿意再做母亲的儿子，不留遗憾！

母亲的一生，平凡而普通，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不畏磨难，用一生的勤劳、善良与坚韧，撑起了一个家，养育了七个儿女；用言传身教，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她的爱，如春雨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如明灯般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如今，母亲虽已远去，可她的模样、她的教诲、她的爱，早已刻进了我们的骨血里，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往后余生，思念长存，母亲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最伟大的信仰。

纸短情长，笔墨难尽。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愿她在远方一切安好！

作者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