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鹿”的诱惑

□崔建民

上世纪70年代，父亲有一辆“大金鹿”，这是我家唯一的交通工具，当时人们都习惯称之为“洋车子”。

“大金鹿”自行车并非舶来品，它产自于山东青岛。之所以称之为“洋车子”，与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国情有关。最远可追溯到洋务运动，从那时起，火柴、煤油、布匹等一些日常用品等大都依赖进口，因其从大洋彼岸漂泊而来，老百姓习惯加一个“洋”字。后来，很多东西国内已经能够自主研发和生产了，尤其到了上世纪50年代之后，永久、飞鸽、凤凰、大金鹿牌自行车均已国产化，但这口头语已相沿成习，根深蒂固，一时很难更改。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洋”字才在人们的口头上逐渐消失。

“大金鹿”体型要比其他自行车笨重一些，但结实耐用还实用，既可载人又可载物，为那时外出、购物兼而有之、不可多得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每逢走亲访友，前面的横梁上还可加坐一个小孩，虽三人同载，但腰一哈，双脚一用力，蹬跑起来也挺快，一会功夫就把毛驴车、牛车甩出老远。宽大坚固的后车座利用价值特高，除载人外，更多运用于重物运输，凡是能搬上后车座用绳子固定住的东西皆可驮运，我最多驮过200斤面粉，而农村人则达到300斤，甚至有传言说只消将车把稳住还能负重更多。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机械十分罕见，为此，“大金鹿”更受农村人青睐，到了手里既是工具也是农具，使其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在那个时代，能买得起自行车的家庭毕竟还是少数。“大金鹿”当时的标价为一百五六十元，按现在来说，这样的价格微不足道，可放在过去就不同了。那时候父亲每月工资70元，收入也不算低了，但不吃不喝也要化掉将近两个半月的工资。我记得，父母靠平时省吃俭用，刨除一家六口日常生活必要开支，每个月最多能攒下十块钱。按其计算，把这辆“大金鹿”赶回家起码得等十五六个月之后。因为价格贵、稀少，才显得弥足珍贵。有者一年半载骑不上几回，骑完后必定好好擦拭一番，然后打油层层包裹起来，又担心受潮，就成年累月挂在墙上；更有甚者达到视车如命的地步，甭管是谁绝不外借，对死缠者直接一句话堵死：车子不能骑，要骑就骑我吧！

我家倒是不抠门，每到逢年过节“大金鹿”就成了“公用车”，东家走亲访友，西家红白喜事，只要上门来借推走便是，连自家出门办事也要提前给人家打好招呼。节日后就不能再公用了，因为父亲要到离城五十多里地的东李官屯、雷集供销社上班，一个月回不了几次家。七六年调到城南栾庄供销社，虽然离城近了，中午不可能再骑车来回跑。因而，这辆“大金鹿”实则为父亲工作的“专车”，即便我们兄妹挨不上号，只能靠步行上下学。起初父亲自己擦拭自行车，后来把这个活交给了我们兄妹，并且还要用抹布把辐条一根根擦抹出来，费时费劲不说，验不上工挨一顿训是免不了的。我这个人粗心大意，常常因擦拭得不干净而被父亲责令返工。

好在擦车也有奖励，奖励嘛，就是父亲给我们兄妹提供练车的机会。练车先要学“溜车”，即，双手掌稳车把，左脚踏上左车蹬，用右脚踩地向前发力一步一步移动。待操纵自如后再把右腿骗过大梁踏在右车蹬上，身体坐正坐稳后就可以“左右开弓”“蹒跚学步”了。初学咋练，最好有两个人在场，一人在前骑车，一人在后抓紧后车座掌控平衡。“溜车”、上车、蹬车几个步骤练得就是平衡性和协调性，手脚、身体、眼睛既要各司其职，又要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经常见到一名才八九岁的小孩骑着车子，跑来跑去给大人打酱油、打醋，因个头小，够不到车座，就把右腿从大梁下掏过去踩右脚蹬，乍一看，身体如同悬挂在马肚子上一般，可见其平衡性、协调性掌握得够好。这种骑法适合于车把上设置有前后闸的轻便式自行车，“大金鹿”车蹬往后一蹬即停，刹车绝，身体协调不好就会因失衡挨摔。

高中毕业后，我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因此才有了渴望已久的专属“大金鹿”，并陪伴我走过了那些难以忘怀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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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