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刚刚收到省里寄来的获奖证书和奖杯，因为疫情原因，这次颁奖没有邀请济南之外的获奖者参加。”11月24日，齐河县文联主席赵方新，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前不久，山东省第五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举办颁奖仪式，赵方新凭借《血砺忠诚》获奖。

《血砺忠诚》由作家高艳国、赵方新历时3年创作完成，近50万字的篇幅，是国内首部全景式反映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纪实作品。作品以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主线，采用以人物带事件、以事件写人物的方式，围绕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合并，展开宏大的历史叙事，塑造了以萧华、周贯五、王卓如、牟宜之、马振华、杨靖远、龙书金、杜步舟、黄骅、崔兰仙、余志远、武大风、常大娘等为主的血肉丰满的立体化的英雄群像。

“我们要填补一段历史空白”

鲁北、津南，深藏在渤海湾背后。抗战期间，在中共领导创建的大大小小数十个抗日根据地中，冀鲁边区是个“异数”。

“七七事变”后仅7天，这里便成立了华北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拉起了华北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发动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最早的农民抗日武装起义——乐陵县黄夹镇起义，建立了山东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乐陵县民主政府，打响了共产党在山东抗击日军的第一枪——阳信县流坡坞阻击战。

此后，萧华率东进纵队挺进冀鲁边区，合纵连横，东征西讨，创造了一个个平原地区游击战的奇迹。1939年，1.5万冀鲁边区子弟兵撤离边区，转战鲁西，开辟鲁南，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山东抗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遂有“先有冀鲁边，后有沂蒙山”之说。

冀鲁边孤悬于华北腹地，牵制日伪军数十万之众，四面受敌，屡现危局，历上万次战斗，先后有县团级以上干部90多人壮烈牺牲，10多万军民流尽最后一滴血。彼时，冀鲁边行政上隶属山东省战工会，是当时山东六大抗日根据地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民族解放、为新中国建立作出巨大牺牲、取得了不可磨灭功勋的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神秘”消失了，史籍罕载，知者寥寥，甚至很多亲历者讳莫如深。

时间跨越到2015年，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作家高艳国和赵方新偶然了解到冀鲁边抗战的一些故事，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感染了他们。最初，他们计划挖掘20个典型人物，以点带面，呈现出冀鲁边区的恢弘历史。后来，他们了解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报告文学，留有很大空白，为新的文学书写提供了足够大的自由度。在乐陵当地朋友的建议下，他们重新采访、搜集资料、写作，计划写一部全景式展现冀鲁边历史的大书，工作量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

赵方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近年来一直耕耘于报告文学领域。他感慨道：“可以说，冀鲁边区抗战史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光辉写照，最应该大书特书。但遗憾的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玩笑过后，我们才清醒了，虽然晚了点，总算还好。”

“这部书的采访是很艰难的，因为绝大多数当事人已经离世，他们带走了无数的历史细节，这是非常遗憾的。”赵方新说，关于冀鲁边的档案残缺，很多史料自相矛盾，“乐陵市作为冀鲁边区的中心区，老区的人民对那段历史饱含深情，他们说起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就像在说昨天刚刚发生的故事。但他们对其中的许多事情的言说，更倾向于一种民间的姿态，掺杂了许多个人的情感。他们无数次跟我们说，希望我们还冀鲁边区历史一段真实，一个公平。”

“作为一个当代的写作者，通过采访，通过与一段活生生的历史对话，深刻地感到了自我的渺小，深刻地理解了大地的情怀，人民不再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群，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也是采访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感受。”赵方新说。

历时3年，行程上万公里，高艳国更是拖着重病的身子，奔走在调查采访的旅程中。最终，依靠众多采访对象的回忆录、残缺的档案、地方史志，先后搜集各项资料5000万字，从中精耕细作，创作出这部近50万字的大书。

赵方新不无遗憾地说：“这是一段残缺的历史，我们尽最大努力完成的这部作品也难以避免‘残缺’；这部作品虽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却也提供了一个深入那段历史的视角，我们通过这次创作，努力填补一段历史空白。”

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整部书稿即将付梓之时，主创者之一高艳国却于2018年5月不幸逝世。这位山东文学界的长期耕耘者、优秀的诗人、扶植后辈的文学工作者，带着对文学的挚爱离开世界。

两人从2011年开始合作报告文学，至今已有5部，包括广受好评的《中国老兵安魂曲》《中国农民书》，前者于2018年获得中国报告文学界最高奖——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谈到《血砺忠诚》的创作缘起，赵方新回忆道：“是高兄的历史责任感和家国情怀所致，他曾对我说：‘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该对历史有种分担精神。’他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人，他的生命必将在文字里氤氲而永恒。”

“特殊党员”牟宜之

牟宜之是日照人，同盟会元老丁惟汾的外甥，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任命的乐陵县长。这位“白皮红心”的著名民主人士，也是共产党方面承认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尽一切可能为八路军的生存发展提供条件。

《血砺忠诚》中有一段描述：

“对于乐陵人来说，牟宜之是个说不尽的传奇，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述说时眼里都闪耀着骄傲之色；有点夸张地说，你在今天乐陵市的街头随便拉住一位上年纪的人，他都能跟你唠上几句关于牟宜之的话题。”

赵方新说：“甚至老区人在有意无意中已经将这个人物神化了。为什么？因为牟宜之具备了这种神化的所有条件，国民党的县长为共产党办事，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能作诗，能杀人，所以他就像一个矿藏，可以任人开采。但牟宜之最大的特点还是他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他敢说真话，有牺牲精神，有信念。他是早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后来秘密入党了，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接受采访时指出，牟宜之还是最早的山东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和颁发者。他被称为“国士”，是随着他前些年的诗集问世获得的称誉，还是赞扬他的为人之正、骨气之硬。

“叛变者”的真实人生

1943年，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被刺身亡，司令员邢仁甫叛变投敌，导致了冀鲁边区抗战形势恶化。1944年1月11日，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成立新的渤海区。从此之后，冀鲁边区消失于史籍中。

作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在根据地的初创和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不少作用，作出了贡献。然而后来，他不服从党的调动，嫉恨黄骅的到来，竟然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的道路。

可以说，“邢仁甫事件”是导致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长期被掩盖、被遮蔽的主要原因。这个事件牵涉到了边区的方方面面，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就事件本身而言，现在还存在许多自相矛盾的说法，笼罩着许多迷雾。

“探求历史真相，从来都是报告文学写作者的最大诱惑。”这也是两位作者在写作中没有回避这一事件的原因。

赵方新说：“邢仁甫是冀鲁边区历史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一个复杂人物，自有其‘文学的魅力’。我们在处理‘邢仁甫事件’时是非常谨慎的，是本着不给人物随便下定语的原则写作的。”

他们曾到邢仁甫家中采访他的后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农家，跟其他农民家庭没有任何区别。但他的后人明显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对这段历史很敏感。在他们心里，父亲是一位英雄，或者说曾经的英雄，他们也不愿意让父亲背负过多的骂名，而想给父亲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

最终，《血砺忠诚》中关于邢仁甫的部分，除了采用当事人的回忆录，还采用了《罗荣桓年谱》中的往来电报，最大程度地真实地表现那场复杂的斗争。“关于这个事件，是个遗憾的书写，因为目前还没有看到公开档案，尤其是当时的审判记录。但上世纪80年代，德州市党史办曾经走访了不少当事人，好在那时当事人都健在，能够说出一些实际情况。这个材料给了我们写作许多帮助。”

两位作者对“邢仁甫事件”的书写，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的肯定：“这是作者秉承客观历史的态度，也是一种敢于接触敏感话题，恢复完整历史面貌的积极健康举动，值得赞赏。在这部分书写中，两位作家用客观冷静的笔调，调动大量的原始材料，再现了那场极为诡谲多变的斗争，尽力呈现我党的优秀干部在面对危险境地、面对背叛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决的斗争性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评论家张丽军指出，叙事结构的精心搭建，是《血砺忠诚》最大的艺术特征：“作品共形成了内外三层叙事结构：大时代的发展趋势作为时间顺序，构成整体结构的外壳；内部以具体事件为轴，多条线索同施并行，支撑起作品的内部架构；各具体事件又再以时间为动力，凝聚为内在的叙事逻辑。”

坚定信仰，见证忠诚

此前写的多部作品都是历史题材，是否提前谋划？

赵方新说，并没有刻意谋划，可能对家国情怀的执着是一个内在因素。报告文学在当下是广受非议的文体，想通过自己的书写，用报告文学自身的承担功能，承担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重量，也为报告文学正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不忘初心，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呢？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冀鲁边区那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在面临死亡时，都毫不犹疑地选择了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他们当时只要将手中的武器一扔，就能活命，就能荣华富贵，但这些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忠诚于自己的信念。这是令人震撼的。信念是什么？他们给出了最好的回答。”赵方新说，这本书展示出的共产党人的情操和情怀，我觉得是“古典主义”的，带有一种朴素的美感。今天需要重新回头拾起这种信念。没有信念的人是缺钙的。现在乐陵市有一座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希望大家都去看看，看看才知道当时环境多么惨烈，我们的共产党人多么伟大。可以让人在穿越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生命坐标。而且，我们也不能仅仅把冀鲁边区共产党人的精神作为一个党的财富，它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财富。

报告文学创作从“小”处着手

如何理解文学的虚与实？如何把握报告文学写作中的想象？赵方新说，文学的虚构在报告文学中是允许的，但要严格把握住一个度。《血砺忠诚》作为一部全景式反映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作品，需要大量的史料支撑，但即便这样，也会有“叙述的黑洞”，不钻过去，就没法推进，所以这时候就得进行必要的虚构。但这种虚构决不能违背历史真实，不能是对重大事件的乖违，还得遵循报告文学创作的原则，“大处不虚，小处不拘”的原则。

如何看待当下的报告文学写作？赵方新说，当下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困境写作，因为报告文学的主流已经转到了客观书写，既不是过去的批判式写作，也不是完全的歌德式书写，它需要的是一种更高的视野、更广阔的拥抱，而习惯于过去的报告文学态势的读者，还在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种文体，其实报告文学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

赵方新告诉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有责任担当，必然要触及社会方方面面，有好的，也会有坏的，好的要歌颂，坏的要批判，难免会遇到很多意外状况。前段时间有一位外省的报告文学作家，她写了一篇关于家乡河流被污染的作品，牵涉一些人的利益和不满。作品发表后，这些人不断骚扰这位作家，以致她最后精神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家都是抱持着一份公心来写作的，不会说谁有私心，为了揭露而揭露。

“因为报告文学创作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真实。写小说可以闭门造车，靠自己原有的文学积累，但报告文学不行，任何一个失实的地方，哪怕几个字也不可以。比如写一个人愤怒地拿起杯子砸到另一个人的头上，那么这个杯子是瓷的，玻璃的，还是塑料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赵方新表示，报告文学创作绝对不能虚构细节。

当然，人们通常认为报告文学作品必然只关注那些焦点事件和人物，但赵方新却表示，小题材同样可以写，因为搞文学创作不要只挖坑，还要挖井，“如果你写奥运会、写中国高铁，那么影响肯定很大。但很多报告文学作家，写了很多小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依然和剪刀一样，锋利无比，以小见大。我们再放眼全世界，有些外国报告文学作品，咱们做田野调查，他们就做社会调查，一本书采访几百人，就为了证明一个小细节。所以写报告文学不一定非要写大题材，如果有好的小题材，也能写。”

此外，赵方新表示，也并非必须写大部头著作，动辄几十万字，“七八千字，一万字都可以。文学创作不要只挖坑，还要深挖井。要就一件事情挖深了写，这才能完成一部好的报告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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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石少军 通讯员|段慧

审核|胥爱珍 终审|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