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  台

□刘树芬

初遇村台，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那年我12岁。

我从小生长在内蒙的东北地区，1971年夏天，父母调回山东老家工作，我自然跟随父母回到了家乡。

从德州火车站下了火车转乘汽车，在回家乡的途中，放眼眺望，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与陌生，不见高山峻岭，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垠的黄土地，上面的庄稼随风摇曳，貌似向我们招手致意，迎接我们回到了家乡的怀抱。

一路上我欢欣鼓舞，不住的问这问那，“这一片是什么庄稼？”“那一片又是什么呢？”，“这一片是谷子，那一片是黄豆。”父母回答着我的提问。

个把小时就到了老家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底宽约十来米，顶宽约五六米，七八米之高的梯形长龙，把整个村庄圈在里面，东西南北各留一个出入口，我迫不急待的问起父母这又是什么呢？父亲告诉我是用来防水灾的。我依然不解，这条圆周形的“长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疑惑重重。

没过几日，我被转入本村的小学读书，有一天课间我又向老师问起了“长龙”的来龙去脉。老师是本村的民办教师，亲身经历过抗洪防洪的“战役”。他说：“1962年至1963年家乡闹了水灾，洪水来势凶猛，我们这一带又是泄洪区，为了确保天津铁路畅通无阻，顾全大局，当洪水泛滥时，就要开闸泄水，地处低洼的村庄都被洪水淹了，我们村就是其中一个村庄，那年房倒屋塌，满目汪洋，地里的庄稼也被水淹，几乎没有收成，百姓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待洪水稍泄，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号召每个村庄的年壮劳力，马上破土动工，把支洪的村庄都修建起村台，使整个村庄都安卧在里面，不再受洪水的侵害，确保百姓安居乐业。”老师的一番话，使我对村台有了崇敬之情，村台没有高山的雄伟，没有丘陵的延绵，更没有黄河堤坝的壮观，但村台饱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辛勤汗水，它就像一排排的战士列成坚固堡垒，肩负着保家卫民的神圣使命。怎能不为之动容呢？

后来的几年里，政府采取了新的举措，拓宽了运河，再有水灾，水可以流向运河里面，再也用不着村台防洪了，这时，人们开始在村台上面种植了一排排的杨柳树。到了春天，“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使家乡的春天特别明媚；夏日，杨柳成荫，晚饭后，忙完一天活计的人们，手提马扎，三五成群的坐在村台上面，一边聊着天一边纳凉，知了的叫声不绝于耳，给炎炎的夏日增添了另一番景色；秋天到了，枯黄的杨柳树叶开始飘落下来，人们开始用竹条做成的耙子把树叶耙在一起再装进柴筐里，背回家烧火做饭。村台上面有被大雨冲开的“廊沟”，里面藏积了许多树叶，记得我放了学，背起柴筐去村台上面捡柴的时候，每当看到 “廊沟”里面的树叶时，如获至宝，用手取出来放进柴筐里，背一大筐回家，可以得到父母的表扬，心里甜滋滋的，非常惬意。冬天来了，花草枯萎，树叶凋零。一阵寒风吹来，没了叶子的杨柳树条发出沙沙的响声，村台依然刚强不屈，傲骨嶙嶙，坚守着自己的使命，保护着家园。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村台完成了它的使命，被人们推平，在上面盖房修屋。如今，城乡差距越来越小，很多村庄合并为一，盖起了楼房，喝上了自来水，用上了地热取暖，天燃气烧火做饭，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见了村台已有多少年，但它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一抹永不褪色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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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