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董倩：此时此刻问天在天上做什么？你们一定非常密切关注它们。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已是进入到了两舱组合体的状态，除了机械上连接在一起，现在我们的通信网络、信息网络，还有整个环境控制已经融为一体。现在相当于我们叫问天成了两舱组合体的一部分，是这么一个状态。
王翔，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7月27日，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的展览馆里，《面对面》栏目采访了刚刚从文昌发射基地返回北京的他。
记者 董倩：您是总指挥，空间站这个工程还有总师，总师和总指挥之间怎么互相协调起来、配合起来工作？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共同要为这个工程来负责或者做好工作的，那么总师是作为技术负责人，更侧重技术的一些分析、决策，作为总指挥是要进行整个统筹、协调、组织。
问天实验舱舱体总长17.9米，直径4.2米，发射重量约23吨，是我国目前最重、尺寸最大的单体飞行器，相关指标比天和核心舱更高，可以为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和开展空间科学实验提供更舒适的环境和更优越的条件。同时，它也有为天和核心舱提供备份的功能。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对于核心舱来说，我分配给它的任务就是它作为整个平台的控制中心，而我分配给问天的功能就是第一它要作为整个空间站系统级备份，核心舱万一不行了，那么问天实验舱要把整个管理权接管过去。
按照任务时间表，中国空间站的另一个20吨级航天器——梦天实验舱将在今年10月发射。届时，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舱形成“T”字基本结构，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将最终完成。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按我们规划，到今年年底，实现我们第一次航天员在轨的交接班，从这一时候开始，就进入正常的人员轮替的阶段，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天上的人就不间断了。
空间站的故事
中国空间站的建成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里程碑，意味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最终实现。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代号“921工程”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就在前一年，王翔考入清华大学的工程力学系。
记者 董倩：当时去考清华力学系的时候就预想到未来我想从事跟这些方面相关的职业吗？还是说命运一步一步遇上了，所以进来了。哪儿吸引你？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当时学这个专业肯定是希望干类似相关工作，航天、航海、航空类似的。就是本身这些东西给你一种现代科技的感觉，你能设计一个东西，它真能实现，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
从1992年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步历经10年磨砺，这期间，王翔在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并在2001年前往德国马普金属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03年5月他回到清华。
2003年10月，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飞上太空，中国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取得关键性进展。
记者 董倩：这件事情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航天员都上天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可以判断出来，肯定不会是一个短期的、一次性的行为，肯定后续是一个飞船也好、空间站也好，它是一个大的长远的发展，而且那会才刚刚实现一个人上天，那后面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要投身到这样一个地方还是值得的。
距离清华大学十几公里远的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是中国主要的空间技术及其产品研制基地，带着航天梦想，王翔来到这里递交求职信。2003年年底，他如愿进入航天五院总体部。当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处于第一步和第二步交接的时间段，第一步的关键任务是实现航天员安全往返，而即将开始的第二步要突破并掌握出舱活动与交会对接技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就是正好赶上二期在进行论证这么一个阶段，当时是叫神舟八号的研制，实际上是交会对接工程的研制，所以以神舟八号为载体，基本上是把交会对接经历了一个完整过程。
空间站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受制于一个国家整体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水平，而在交会对接技术研制的初期，研发所需的硬件和软件与需求并不匹配。
记者 董倩：如果硬件不支持，怎么能够完成你们的目标呢？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我觉得这恰恰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比如说我以我的力学专业，当时我们做这个有限元分析、做仿真、做这个力学的计算，如果我的硬件条件差，我可能就做不了特别复杂的模型，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反倒是对我们的锻炼。越是这样你越得利用你的力学知识把它简化成一个更简单，但是又不失它的本质特性的一个模型。通过这些锻炼，我不但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我觉得这个是对后面工作最大的一个好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工作习惯。
研发初期，技术团队需要通过大量的地面实验来获取交会对接技术所需的各项实验数据。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包括把这个设备装在汽车上，两个汽车互相跑，装在飞机上，两架飞机一前一后间隔几十公里，一直到飞到相隔四五百米，然后把整个测量过程给测出来，实际上是对我们整个测量方案做了一个物理验证。算是一种“土办法”，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阶段之一，就是你总是在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有一个长远的、远大的目标，我们每天都在向着这个目标往前走，在走的过程中我们排除了障碍，我们克服了困难，而且我们又获得了新的知识，我们又获得了新的长进，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事情。
2011年11月1日，神舟八号飞船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后开始执行与已经在轨运行的天宫一号交会对接的任务。身为副总设计师的王翔和团队经历了长达两天的煎熬。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那次给人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好多事情不确定，所以每一步那真是小心翼翼，干一步得仔细地去评价这步干得怎么样，那步干得怎么样，能不能正常地走下一步，而且它又不等你，它是一直在往前飞，所以基本上那两天两夜没怎么睡觉。
空间交会对接被形象的称为“万里传真”，是一个国家航天技术实力的集中体现。两天之后，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对接时刻。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最后一下撞上了，恰恰就是我们期望的、想要的那个状态，实际上那一次很多人很激动，但是我觉得我在当时那个现场，它真正飞到最后的时候，一步一步反倒让我最后更清醒了，它真的是照着我们的设计预期一步一步走向目标了。你让我回想就是说，我可以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付出，所有之前做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值得的。
什么是航天强国？
自神舟八号以来，11年中，“神舟”系列飞船成功实施10次交会对接任务，中国已经做到了世界领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当时有一个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的这么一个国家，他们的一些参研人员跟我们有一次这个技术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就讨论他们那个舱上去以后交会对接的这个过程，安排飞行程序的时候，这件事必须多少多少秒要干完，我就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就是神六、神七那会儿有这个感觉，那会儿全靠地面测控站，地面站的测控时间特别短，每个站几分钟就过去了，就这种约束对我们特别大，就是一种秒秒计较的这种感觉。结果他也这么说，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说为什么你们这个事情非得要有这个时间限制，再延长一段不行吗？他说可以，但是我们有个测控资源的约束。那我就更奇怪了，我说你们不是有TDRS就是美国的中继卫星，整个空间站是在这个体系下完成的。他说那个东西我们是要交钱的，他说论秒算钱的，所以虽然理论上有非常充裕的测控条件，但实际上真正对任务实施的时候，仍然有着非常严格限制。他说你们有没有这个限制，我说我们曾经有过，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中继卫星以后，我们这个星是自己的，我们可以按我们的需要来用这个资源，就不受这个限制了。
中继卫星相当于天上的数据中转站，从2008年4月发射天链一号01号星以来，我国已经建成了拥有全球覆盖能力的中继星卫星系统，为我国的载人航天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包括谁航天强谁航天弱，我觉得强的一个体现在于你是不是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其实恰恰是有了一个非常完备的航天的体系，包括刚才说的测控的能力、全球导航定位的能力、地面支持的能力、火箭的能力、发射场的能力、回收场的能力等等。我们这个体系特别完备，而且完全是自主可控的。为什么说空间站是航天强国的标志之一？因为空间站它不是自己一个站在飞行，而这个站的背后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完备的、强大的航天体系的保障，所以空间站能在天上飞，而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独立自主干出空间站在天上飞，就意味着你真的是一个航天强国。
几代人接力 从梦想变成现实
2011年至今，王翔担任空间站系统总指挥，他带领团队完成了空间站型号立项综合论证、工程关键技术公关、全系统设计和各舱段研制，责任大、压力也与日俱增。
记者 董倩：当上整个系统的总指挥之后，最让您着急的有没有？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这个肯定经常有。比如说我们曾经有方案阶段很好的设计，都已经进入初样了，在过程中因为一些更基础的材料工艺达不到，结果造成方案翻车这种事情也有。那时候是很着急，但是光着急没用，始终得自己提醒自己，包括跟我们的团队一起，得正向面对这些事情。
记者 董倩：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件麻烦事觉得很烦，要把它解决掉很耗精力，但是对于一个系统的总指挥来说，肯定这些烦的事它不会一个一个地出现，是一波一波、一批一批地出现，当很多同时到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如果一个一个出来那就不叫问题，只有当若干个问题同时出现的时候才叫问题，但是我想这个事情并不可怕在于我们是一个团队在做这一件事情。
2021年4月29日，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天和核心舱，拉开了我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在轨建造的大幕。
记者 董倩：这个过程一点点像插积木一样，把它插起来的时候，作为总指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经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我想可能从我的视角来说，我不太愿意说是出现一些什么大的波折，需要怎么怎么样，我不太喜欢那种场景。我希望一切都是按我们的设计，按我们的预期一步一步能在天上实现。这次实验舱发射日当天，我们最后一次加电的时候，我跟我们的试验队最后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说我们这个实验舱从做出初样到正样，一共有5000个小时的测试，也在地面当时测了2907小时了，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像测试一样去飞行，这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场景。我特别高兴的是，我和我的这个团队把它做到了，实现了。
中国载人航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空间站逐渐从梦想变成现实。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已经着手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曙光一号”总体方案的设想论证，并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的专门科研机构507所，只是后来因为各方面科研在当时无法保证，“曙光一号”计划被搁浅，但中国航天人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停止。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那会儿我去查资料，查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一帮老先生做交会对接轨道的分析，当时的文件全是手写的。
记者 董倩：时隔多少年之后，在计算纸上跟他们的这种相遇对你有没有触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非常有触动。现在我有计算机了，我有什么了，但是是一位老先生拿着他手写的稿纸现在还在教我呢。真的是有这么一种感觉，他不一定能想到他能见到这一天，但是他也在默默无闻地，而且非常坚定地在做这件事情。
在天和核心舱总装测试完成后，航天五院专门把一些早期参与过载人航天工程的老前辈邀请到了现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当时很多老先生非常激动，就让我们在大厅里摆了一些椅子，说你们忙你们的，我们就坐这看看。三五个人就那么聊着看着，一直在大厅里待了很长时间。特别是有一位老师说，当年他就参加过863的论证，而且当时作为非常优秀的航天青年工作者，跟着一些航天的前辈们还出访过美国，看他们当时的自由号空间站，也就是现在的国际空间站前身，当时已经有地面模型、地面产品和一些展示。他说我当时就感慨，我们的空间站什么时候能建成，我这一辈子可能也见不着了吧，但是今天我在这我见着了，特别激动、特别感动。我们这个工程绝对不是说凭空起来的，真的是在这些老先生积累基础上，我们再往前发展的。他们是真正的巨人，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再往前走的。
中国空间站变身“太空母港”
据悉，中国空间站今年建成后，后续将迎来一个特殊的“小伙伴”——我国首个大型空间巡天望远镜。按照设计，巡天望远镜将与空间站共轨飞行，空间站将为它提供可以随时停靠的太空母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它的观测计划也是以10年计的，正常时间也是要对它的健康状态进行维护维修的，所以我们设计的就是每当它飞到需要人维护维修的时候，它就停靠到空间站上。
记者 董倩：这个母港就跟现在这个航空母舰似的，走到哪都可以进行补给。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是的，我们叫太空母港，这个模式其实是可以推广的，更多的类似需要维修维护的飞行器可以以这种形式跟空间站对接，把空间站在天上的作用、人在天上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为了充分发挥空间站的作用，科研人员还想方设法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在王翔看来，我国空间站的实际使用寿命远比它10年的设计寿命要长。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我们就把它设计成可拆卸、可更换、可维修的这么一个状态，又能通过更换的手段进行升级换代，这些办法都采取了以后，我们希望能延到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记者 董倩：那如果哪天它的寿命到期了，它是不能回收的，只能再入大气层销毁？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是的，但是它可以更新。它是一个可扩展的开放系统，我们是可以继续串联一个扩展舱，这个扩展舱可以带一个新的节点舱，我又能再扩展，老舱段、新舱段它是可以不断更替的，用这种手段也可以延长我们在轨工作和飞行的时间。
记者 董倩：这就可持续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 王翔：是，我们现在正在实现当初预期的，就是建造一个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中国空间站，我觉得我们正在实现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