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人家

□程玉合

“我就生在船上，58年，我3岁，一大家人才搬到岸上。”当我问起郑连生师傅运河往事的时候，生于1955年的他，颇有点自豪地说。

“他水性可好哩，那么高的台子，他一个猛子就扎到水里，游好远好远，才冒出头来。”旁边的郑师傅的妻子，插话道，语气里也满是自豪。

郑师傅一家算得上真正的运河人家了。郑师傅说自己家原是天津，自己现在讲话，还带有一点天津味儿。“我家一直生活在运河，上岸之前，都是终年生活在船上的。”但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郑家开始住在船上，郑师傅说不清楚。

说起他们家上岸前的船，郑师傅的回忆变得好像有点不准确。“我家的船，是木船，10米长吧，能盛30吨货物。”旁边郑师傅的儿子郑勇插话:“我觉得可能不会这么小，30吨呢，10米哪放得下？”郑师傅乐了，“我那时还小呢，怎么清楚？反正觉得是个大船。”

说起当年，某种快乐，洋溢在郑师傅的脸上。当年，他是孩子呢，在一个孩子的眼里，10米的船，怎么不是大船呢？“船头、船尾、船舱，都能住人。”

说起船上生活的境况，郑师傅现在的回忆充满不确定，“也不是太难吧？现在想，应该也不容易。我家共8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二叔三叔，还有姐姐和我。”

一家三代，8口人，天天生活在一条船上，居住条件可想而知。“那时，谁家的条件也不好啊。”郑师傅的妻子，在旁边说道。

1958年，政府推行公私合营，郑师傅一家的大船归了公司，郑师傅的父亲还有二叔，被招工到枣庄航务局，郑师傅跟着爷爷奶奶三叔还有姐姐上岸了，他们也就成了德州人。

“那时，爷爷、三叔他们单住，我们家租住了工人新村的一间半房子住下来。没有自己的船了，爸爸的那点工资，怎么够一大家子花销啊？我妈妈便做点零活养家。”

在特殊的时期，为了国家，郑师傅一家其实也是做了牺牲。“国家叫怎样就怎样呗，那时谁家的日子不是紧巴巴的啊。”郑师傅说起这些，呵呵一乐，倒很轻松。

“他爸爸，人们都喊他郑大炮。”

“我爸爸是近一米八的个子，不怕事，别人不好说的事，他敢。大炮，也是夸他哩。”郑师傅谈起自己父亲的这一节，眼睛一亮。

提起父亲，郑师傅的话多起来。大运河能通航时回来还多，德州段不能通航了，父亲一两个月也回不了一趟家。自己何时工作的，何时结婚的，一一说来。

当问到怎么被郑师傅“骗”到手时，郑师傅的妻子乐了：“别人介绍的，都是差不多的家庭，也没太在乎他家是河里上来的。”

问起当初为什么没有搬到枣庄时，郑师傅笑了，“慢慢地姐姐我包括妹妹也都陆续工作了。德州住习惯了啊。都是德州人了，走不了了。”

“父亲在运河一辈子。”郑师傅感慨。“我们对运河也有感情啊。”

想当年，郑家一家子生活在运河上，自己的船，自己的生意。运煤运粮食，通过一家人的勤劳过自家的生活。某个时刻，郑家的船正好泊在德州，郑家也就上了岸，成了德州人。

像郑师傅家一样的运河人家，不止一家。现如今，他们散布在德州，散布在各地。

“工人新村现在没有了，那块就是德州汽车站啊。我们家的生活也今非昔比了。”郑师傅和我一起回忆他家的历史，有过叹息，但始终微笑。“我也快70了，老了，好在孩子还很努力，发展不错。”他一指不远处的孙子：“这小子学习也挺好的，以后差不了。现在我挺知足的。”

“爸，过两天，我带你俩到运河广场和胜利桥看看去。”郑勇笑着对他爸爸妈妈说。“咱带着你媳妇、你孙子一起去。”郑师傅应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