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初中的那些事儿

□马清水

我的初中是在家乡商河县第五中学读的，从初一二班读到初三二班。那时候读书一直是被父母和老师称之为“念”书的，能够“念”到初中也已经算是“书底”很深的人了。那时候也还不太懂得记年份，高中报考大学的时候，需要填表，往回推才确定读初中的年份应该是1978年的9月到1981年的7月。

新世纪又过去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时光，工作中在每一次需要填表的时候，尘封在记忆深处的读初中的一帧帧音画光影就迅速在眼前闪回，像极了同事们在非线性编辑机房编电视片子时情形，高清晰度的或者是压缩版的，无论黑白彩色匆匆掠过，年代感十足，艺术感也十足。

第一天走进商河五中大门的情景是最清晰的。父亲推着自行车，和曾经同事过的一位老师说着话，我在旁边跟着。一条笔直而平坦的土路通向绿树掩映的红砖房，路两侧是两行墨绿的景观柏，差不多和我一样高，修剪得方方正正，一阵阵奇异的香味也随之扑面而来。就是那两行方方正正的景观柏，后来不断在同学们的梦里出现，不断被同学们追忆。路的东边是操场，操场北侧令我想不到的是一个苹果园。西边则是好像是菜地和麦田。再向里走，路过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办公室，一排排红砖砌成的教室、学生宿舍、教工宿舍，从初一到高二，都是尖顶的高房大屋，最北面是学校食堂。教室之间的甬道也都是土路，其间连片成行的有杏树、松树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树（后来知道有些是核桃树），高大甚至有些威严。我不仅想起，从一年级到五年级，课桌从青砖泥垒到古墓石碑，教室先是旧社会财主家的老屋，后来辗转借用下了东北的四叔家的小东屋，那没有门的门楣上还写着我们读作“吉大门安”的毛笔字。从居无定所的小学堂到庄严肃穆的大校园，前所未有地被震撼到，一种崇敬甚至是敬畏油然而生。

校长办公室向西再向北就是我们的初一二班。班主任韩老师师范科班刚毕业，教我们语文，很高很帅，头发黑亮黑亮的，洋气的留着我的大哥或是叔叔们没有的分头，说话却是非常的和蔼。第一次语文考试我好像得了83分，韩老师高兴地表扬了我，说不同老师有不同的教法，我转学而来第一次就考出这样比较好的成绩，很难得。

老师的和蔼、同学们的热情消除了我对新学校的陌生感和畏惧感，我很快融入这个新的集体和红砖碧树的大校园。上课当然是全神贯注，课间则尽情释放打闹嬉戏，从初一二班读到初三二班，年岁在长，学习成绩不断进步，读书和校园里一切经历都越来越成为一种快乐享受。课程开得很全，有英语居然也有音乐，体育课很正规，灯光明亮的晚自习纪律也很好。食堂统一给同学们热饭、做菜，宿舍虽然是木板大通铺，房子门窗却很新。校领导开大会、作报告，表彰每次数学竞赛的优胜者并发奖，我经常很诧异有的校领导在放学路上能够叫出我的名字，还鼓励我。

回想起来，无论老中青当时的教师都很敬业，很儒雅，上课很有水平，有些还是学历很高的“右派”落实了政策重新回到教学岗位的。韩老师调到县里以后，继续当我们班主任的那位老师很负责任，适逢边疆保卫战，她每天给我们读报纸，李成文等英雄的事迹让我们热血沸腾。初二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张老师，说话慢条斯理，讲课很清晰，学校的苹果熟了，张老师给全班分苹果，大小搭配，很是公平。初三是教物理的马老师。三年初中，教我们时间最长的应该是教英语的刘老师，年轻美丽，初一时曾经被比老师还高的同学气哭过，许是毕业以后的同学们最想念最亲切的吧。图书馆戴眼镜的徐老师曾经在上课铃声响了以后，笑眯眯地催促我放下小说，赶紧去教室。教生物的赵老师，对每一位同学都是很谦逊。难得的几节音乐课，学会了音阶，但父亲坚决不同意我参加军乐队吹小号，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只能很羡慕地看同学们吹奏现在还激扬在耳边的进行曲……

那时我个子矮，课桌都是在前排，觉得后排男同学都很高很帅，特别是班长篮球打得好，每次上课前喊“立起吆”更是别具一格。而许多女同学已经很漂亮，我不敢直视，更不敢说话。男同学宿舍开始好像在进来校门的西侧，两间小屋，后来搬到统一的学生宿舍。我是走读生，记得有次下雨的时候，同学们热情地邀我住他们的木板大通铺。

上学的路大约有一公里远，那段柏油路磨破了我几双布鞋底后，父亲便剪了旧车胎给我订上鞋掌。放学的时光很欢乐，可以和同学们神聊、唱歌，可以用弹弓打电线杆上的麻雀，也把在学校偷摘的核桃在路上砸了吃，绿汁溅到背心上，总也洗不掉。

工作了很多年，小学的教室已经寻不见，去过高中时的校园，回过大学的校园，但我们读初中的第五中学却没有进去看过。仅有一次来到校门口，很惊诧没有看到那两行墨绿墨绿的景观柏，里面则是一幢幢崭新的高高的教学楼，那已经不是我们经常回忆刻印在心底的校园了。

——于2024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