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火的回忆

□李培勇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排在首位的不是巧妇难为炊的米，而竟然是柴，足见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取火做饭，是人类的一大进步，要是没有柴火，那美味可口的饭菜可就没了着落。

如今，农作物秸秆被打碎还田，路边的野草疯长，都快和人一般高了，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都是宝贝疙瘩。那时候，麦秸和玉米秸秆一收割完，就赶紧晒干囤积起来——这可是生产队大牲畜的美味口粮。社员们只能分得几垄玉米根，自己刨回家晒干当柴火，可就这点玉米根，没几天就烧没了。秋收一结束，人们呼啦啦地就涌到地里，争抢着捡拾那些遗漏的碎秸秆和碎叶子。如今随处可见的野草，在那时压根就找不着影儿。河坝边、田地头、道路旁长出的野草，都被人给铲走积了肥。小草刚露出个小脑袋，勤劳的农家人就推着独轮车，扛着锋利的铁锨，风风火火地赶到有草的地方，连土带草根一起铲起来，再推回家垫到猪圈、羊圈里。和猪羊粪便掺和在一块一发酵，就变成了上好的农家肥。老话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积肥还能换工分，所以人们那时的积极性很高，这野草自然就很难见到影子。每年生产队和学校都有拔草的任务，每人每天得上缴一定量的草，集体晾晒后，既能给牲口当口粮，又能卖了换钱，给生产队或者学校增加点副业收入。所以田地里幸存的一点野草也被拔得干干净净。

秸秆和草都喂了牲口，这下人们做饭没柴烧可就犯了难。春天一到，我们就跑到有树的地方去转悠，专门找那些不发芽的枯枝。要是瞅见了，那可得想尽办法给弄下来。我们那时的办法是，找根结实的棒子，锯成六七十厘米长，然后铆足了劲儿朝枯枝投过去，借助木棒的冲击力，把枯枝给打断。我们这儿把这叫作“投干棒”，“一棵树底下投干棒——谁还不知道谁那两下子。”这个歇后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有一年冬天，我跑到邻村同学家去玩。他父亲是做豆腐的。我一瞅，哎呀，他家院子外面有一垛茅草呢，可把我给羡慕坏了。这么多茅草从哪儿来的呢？做豆腐每天得用好多柴熬豆浆。同学的父亲告诉我，离我们家五六里远的钟楼村后有个洼地，那里头有好多茅草。我一想到母亲每天为做饭缺柴发愁的样子，心里就暗暗下了决心，周末一定得去割茅草。回家后我跟哥哥说了我的打算，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周末吃完早饭，我们拿着磨得锃亮的镰刀，拉着平板车就奔着目的地去了。到了那儿一瞧，嘿，果然还有好多呢，并且还有一些低矮的芦苇。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我们赶紧选了一处特别茂盛的地方就割了起来。茅草叶子的边缘就像小锯齿似的，不一会儿，我的手上就被划了几条细细的口子。我忍着疼痛，继续坚持着。那尖锐的北风呼呼地刮着，刮得我的脸颊又疼又麻，可身上呢，却不停地流汗。中午的时候，为了能多割点草，我们就没回家去。在地上用镰刀挖了个又窄又深的小坑，哥哥在里面点燃了茅草，把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饼子架在火上烤，一边烤还一边翻动。不一会儿，饼子就被烤得金黄，咬上一口，酥酥脆脆的，那叫一个香。吃完饼子，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又接着干。冬天天短，太阳很快就偏西了。看着身后那一大片割倒的茅草，我们心里那成就感呀，就像涨满的气球。哥哥抓起一把茅草，一分为二，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用手拧了拧，嘿，就变成了一根草绳。我们把茅草抱到上面，都打成捆，接着装车。这茅草可滑了，装车的时候得注意头尾搭配好，然后使劲压实，这样才不容易滑落，最后再用绳子扎得紧紧的。装了满满一大车。哥哥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路上要爬一条高高的河坝，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拉上坝顶，这时我们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又接着赶路。下坡的时候，哥哥把车把高高竖起，让车尾着地，通过车尾的摩擦力来减缓车子下坡的冲劲。到家时，已是掌灯时分。母亲出门接了好几次才看到我们。看到拉回来这么一大车茅草，母亲既高兴又心疼。我和哥哥也觉得能为家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心里美滋滋的，决定下个周末再去割一车。可等下次再去的时候，已经被别人给割走了，我们只能空手而归。

后来，农村都通了电，又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了，人们再也不用为没柴烧发愁了。如今，农业实行了机械化，村子里也没人喂牲口了，天然气也都通到了各村各户，那些作物秸秆都成了废物。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次割茅草的经历，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怎么也忘不了。

作者简介：李培勇，临邑人。1988年参加工作，街道广播站职工，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