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全厂的义务理发师

□王长印

1982年，我摘掉了“副厂长”的“副”字，成为平原县糖厂（后改称平原县啤酒厂）的厂长。当副手时大家都叫我王厂长，转正后还是叫王厂长，个人没觉得有什么变化。但是大部分工人，特别是老工人，这些老伙计们都说我变了，究其原因竟是：王长印这小子，一升官就不给我们推头（理发）了，厂里男职工一百多号人，还都等着他推头呢！

从1971年进平原县糖厂，我就是厂里的业余理发员，本职是机修车间主任。建厂初期，七八十号男职工的脑袋瓜儿绝大部分归我“修理”。那时候的人好侍候，以“短”为主要标准，讲究点的加点要求叫“齐”。有特别要求的是正谈恋爱或想找对象的，要求高点，要“平”。没人求快，把推头当成享受。再高的要求我也不怵头，不就是个“短平齐”嘛，不像现代的“短平快”。后来当厂长时，一听到“短平快”就头皮发紧。

我的推头手艺，可以上溯到1963年考入平原一中。我班男生30多人的脑袋都由我承包了，外加其他班的老乡同学也来“加塞”。甚至在“非常年代”，女生兴留分头，我也是俏姐靓妹的“抢手货”。除去上课，我的所有时间不是在推头，就是在推头的路上。那时，人穷钱少时间紧，大家都心甘情愿地把头交给我任意处置。没标准，没要求，整成“丑八怪”也没人投诉。我衷心感谢我的发小、学友，他们把“头等大事”交给我，让我练功夫长才艺。

有一段时间，我无学可上，作为回乡知青回老家“修理地球”。轮到上河工，我啥也干不了，却讨了个美差——在治河团部当理发员兼管宣传。这个活既能顶一个河工（不用再出钱顶工），挣整劳力的工分，还管吃管喝，真应验了现代名言“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到糖厂工作后，我把在学校和农村用过的旧推子，花钱到县城车站街的三八理发店修理磨快，把折了把的推子让焊工焊上（只是有点磨手），刀子、剪子、刷子焕然一新，长把梳子换成牛角的。我自我炫耀：“把式把式，全仗家什！”很遗憾，当时买不到“锯齿剪刀”，给女士理发的野心只好作罢。

推头这活儿，在旧社会属“下九流”，因为“要推头的坐着，推头的站着，推头的还得围着人家团团转”。但工人们一个锅里抡马勺，谁也不嫌谁。大家不管我升多大的官，都习惯性地对我喊：“王长印，凳子准备好了，快过来！”我就知道那儿肯定聚上好几个“刺头”了，于是屁颠屁颠地赶过去。夏天在房后，冬天在太阳底下，数九寒天在锅炉房里——一般不让我进宿舍，一是一理就是一大帮，没人愿占自己宿舍；二是怕恶作剧把头发渣子塞被窝、衣兜。这种事经常发生，结果都是“查无此人”。

我在头上“雕刻”“绘画”“书法”，级别都是幼儿园小班的。有的人脑袋“歪瓜裂枣”，得用发型纠偏；开玩笑时，就把“劣势”夸张化，大不了10天后再返工。

张万玉是我的电工师傅、班长，性情开朗乐观，爱说笑。他头大且满是沟壑，理发时像听说书似的围一圈人，逗得他前仰后合，让我拿不稳推子。理他一个头耽误三四个人，可大家乐此不疲。我趁机在他头上“创作”一番。

第二天，他揪我衣领去“返工”。第三天，他发现后脑勺留了个“把式毛”，全厂人都看到这滑稽发型。第四天，我在他耳后留了两个“黑眼圈”，他得了个绰号“前后眼”。

我在糖厂工作24年，干过18个项目，是“民办厂长”——以工代干推举出来，政府相中后任命的。是否跟理发有关，不得而知。但工友们说：“当工人时给全厂推头，当科长时给白班推头，当副厂长时给相中的人推头，当厂长后谁也不推了！”可当我抽出时间给大家理发时，没人好意思让我理发了。

后来厂里招聘了专业理发师，设了理发室，职工每月领两张理发票。

如今，老糖厂拆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我的理发家什锁进箱子当了古董。近年买了电动推剪，却再也没有了那份“冲动”。

临近耄耋之年，回忆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忽然记起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名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作者简介：王长印，1949年6月生，平原县人。曾任平原县啤酒厂厂长、山东省第八届人大代表。山东省劳动模范。国家高级职业品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