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  亲

□张世增

在汉字里，“娘”字由“女”与“良”组合而成，“女”彰显母亲的身份，“良”体现善良美好的品质。“娘亲”这一古老称呼，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内涵，亦是家庭中温暖亲切的象征……

母亲生于1925年，那时姥爷经营着一家小油坊，生活上能吃饱穿暖，但却难以挣脱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束缚与歧视，所以母亲一天学堂都没进过，只在新中国成立后办的扫盲班里认得几个常用字。不仅如此，她也未能摆脱缠足对肉体的摧残。后来我问母亲：“看您的脚不像是缠过的呀？”母亲抬起头，面带一丝笑意说道：“那时你姥爷忙于生计无暇顾及这些，你姥娘给我裹脚后，我自己偷偷放松裹脚布，你姥娘心疼我，就装作没看见。”母亲的这双大脚，为母亲后来几十年吃苦耐劳奠定了良好基础。在生产队劳动，母亲挣得工分常常高于平均数。说起母亲，最令我刻骨铭心的还是40多年前的一幕，每当想起，总是让我清泪长流。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年，那时我16虚岁，正在夏津一中读书。一个冬天的星期天我放学回家，40里的路程，我骑着自行车，归心似箭，50分钟便到了家。一进门，就看见母亲躺在炕上，用被子蒙着头。我小声问父亲：“母亲怎么了？”父亲说：“你娘冻着了，发高烧。”我本能地走到炕前，摸了摸母亲的额头，滚烫滚烫的，她还时不时喘着粗气。我问父亲是否请了大夫，这时母亲轻轻抬头看了我一眼，面带微笑却难掩病痛，说道：“不要紧孩子，刚吃了‘安乃近’药片，出了汗就好了。”接着，她又看着我说：“你身上穿的棉袄怎么这么脏呀，像打铁的一样。”母亲眼中闪过心疼的目光，便不再言语。

傍晚，母亲高热稍稍退下，便拖着病躯，佝偻着身子，用鸡蛋给我烩了馍馍，还煮了30多个鸡蛋。那时，白馍是我的“特权”，这些鸡蛋更是母亲两周的时间积攒下的，在当时，30个鸡蛋可是家庭“银行”的一部分。看着这些，我心里泛起阵阵酸暖交织的感觉。

饭后，我和父亲说了会儿话，便上炕睡着了。拂晓时分，我醒来，正想问母亲身体好好些了么，却发现炕上没了母亲的身影。只见母亲偎在灶前正用烧火棍在灶膛里拨动着什么。我披上父亲那件露着棉套的旧棉袄下了地，看到灶膛里的柴火已烧成暗红色，没了火苗，木制锅盖在热气中若隐若现，灶口处伸展着袖子的棉袄，宛如在袅袅烟云中舒展翅膀飞舞的雀儿。母亲粗糙的手指沾着棉絮，指甲缝里嵌着墨绿的布丝。不知她几时起床，已将我的棉袄拆开洗净烘干，还把褪色的蓝布里子翻过来缝成新面，又添了一层不太厚的棉花。我蜷缩在灶膛边的矮凳上，看着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大忽小地摇晃，就像胡同口那棵在秋风里簌簌发抖的老槐树。

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透过泪水，我模模糊糊看见锅盖边缘滑落一滴水珠，在余火未尽的灶台上化作白烟。母亲踮起脚取下烘了大半夜的棉袄，带着阳光般的暖意，开玩笑似的披在我头上。当旧面贴在脖颈时，我闻到蒸腾的米香里混着淡淡的皂角味，那是母亲连夜搓洗蒸干留下的味道。

门外北风呼啸，啃噬着窗棂，檐角的冰凌折射出幽蓝的光。母亲鬓边的银丝被热气洇湿，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母亲出汗了，烧或许退了，我心里想着。这时，我忽然看见母亲手背上皴裂的纹路里还粘着几星棉花白。

当檐角冰凌开始滴落第一缕晨光，灶膛余烬在母亲掌纹里成为最后的火种，那件吸饱草木清香的棉袄，自此成为长在我皮肤上的第二层血肉。在每个北风乍起的清晨，都会从针脚处涌出母亲的手涂染上的皂角芬芳。

此晨的一幕，在我心里已发酵了40余年，是我余生最绵长的痛与暖。母亲的恩情笔墨难尽，千言万语，最终都汇成两个字——娘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