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和那台老缝纫机

□ 李慧善

在我家老宅子里，有一台“蜜蜂牌”老缝纫机。缝纫机的铁踏板早被磨出了铜色，像月光下粼粼的河面。我总记得大姐坐在这条“月光河”边，穿针引线，脚踩踏板，“嗒嗒嗒”的声音响起，如同奏响一曲欢快的旋律。

大姐在家排行老二。九岁那年，为了照看弟弟妹妹，学习成绩优异却只上了一年学的她，无奈辍学回家。一天，大姐在三婶家偶然看到一本缝纫书，爱不释手。悟性极高的她借回家，拿废报纸当布料裁剪起来，周围邻居都夸赞大姐天赋异禀。1973年冬天，年仅14岁的她，揣着包袱皮裹着的玉米饼子，只身前往济南学习缝纫。一年后学成归来，在邻居三婶的缝纫机前，她将裁坏的布头叠成小褥，在无人处拆了又缝。我总疑心她指腹的茧子就是那时结下的，硬得像老枣树皮，却能敏锐地摸出缎子布上一根倒戗的绒毛。

学过裁缝后，大姐梦想着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缝纫机。那时，平常人家购置一台缝纫机并非易事。一方面是经济拮据，另一方面，即便有钱，没有缝纫机票也无法买到。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大姐带着我们弟妹三人没日没夜地拔草、采柳条、攒蝉蜕卖钱。全家人忙活了整整两年，才攒够200元钱，委托在济南的四叔帮忙买了一台当时颇有名气的“蜜蜂牌”缝纫机。

有了缝纫机，大姐如虎添翼。生产队安排她在家做衣服，一件衣服计十个工分，相当于三角钱，本生产队的人来做衣服付工分。由于各生产队工分标准不同，其他生产队的人来做衣服只能给钱，一件衣服三角钱，若是好的布料或者难做的衣服，有时会收五角钱。

因为大姐待人态度和善，做工精细，遇到贫困家庭做衣服还会免收费用，所以深受大家喜爱。这台小小的“蜜蜂牌”缝纫机，终于能够为家庭带来微薄的收入。

那时，我年纪尚小，常趴在缝纫机台面上，一边数纽扣，一边看大姐做衣服。她左手推送布料，右脚轻踩踏板，布料便像温顺的溪流，在压脚底下蜿蜒成漂亮的裙裾。“当心针头。”大姐偶尔抬头提醒我，铜顶针在阳光下闪过微光，我慌忙缩回快要碰到机针的手指。

大姐总能将家里的布料物尽其用。父亲穿了多年的绿军裤，经大姐浆洗后打上补丁，翻过来给我改成绿军裤，这成了我在那个时代向小朋友炫耀的资本；大哥穿小的衬衫被裁成我的背心，就连母亲磨破的棉裤拆开后，也被她拼成厚实的椅垫。最令我佩服的是，那些边角料在大姐手里总能变出花样：暗红拼浅灰的书包背带，藏青配米白的袖口补丁，针脚整齐得仿佛是用尺子量过一般。

1975年，我们公社成立刺绣厂，大姐带着她的缝纫机入厂，很快就成为业务骨干。听说，大姐的绣品还远销海外，为国家赚取外汇。一天，母亲带我去厂里找大姐，我惊奇地发现大姐绣花就像在白纸上作画：一块白布、一个圆撑、几绺彩线、一枚缝纫机针，就能“画”出花红叶绿、蜂飞蝶舞，“画”出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那时，我家套屋的门口挂着一道白色门帘，上面绣着莲花、牡丹，最显眼的是“喜上眉梢”，遒劲的梅树，艳丽的红梅，喳喳叫的喜鹊，寓意吉祥喜庆，十分讨人喜欢。记得大姐绣过一幅“鸳鸯戏水”枕套，图案复杂，配色繁多，针法也颇具难度，极具挑战性。

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的家乡。那时，刺绣厂关闭，大姐带着她的缝纫机又回到了村里。当时生活虽有所改善，但我们弟妹三个正在上学，大哥也准备高考，日子过得依旧紧巴。大姐敏锐地察觉到市场上学生蓝棉大衣十分紧俏。说干就干，大姐在院子里支起门板当作裁案，新弹的棉花粘在她鬓角，倒像是早生的华发。她俯身剪裁时，后颈凸起的骨节像枚青杏，在晨雾里若隐若现。那些年，集市上飘着糖炒栗子的焦香，而那些被父亲卖掉的棉大衣里，絮着大姐剪碎的光阴。

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大姐正在给二姐缝嫁衣。红绸映得满室流霞，她忽然停下手中的针，从樟木箱底摸出三个红绒布包。上海牌手表躺在绸布里，秒针追着缝纫机的节奏跳动。“要戴着它看时辰。”她说这话时，窗外的泡桐正落下淡紫的花瓣。

去年清明，我们在老屋收拾当年的老物件。三块手表静静躺在立柜的橱窗里，分秒不差地走着。大姐摸着缝纫机斑驳的漆皮笑道：“早该换个电动的了。”可我们都明白，有些针脚只能用手工细细地纳，就像光阴，总要有人一针一线地缝补。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古人总把亲情缝进衣衫，大姐也将半生光阴都缝进了缝纫机的针脚里。那些细密的线迹，那些改了又改的袖口，是她与时光抗衡的温柔魔法。她让旧物重生，让日子有了经纬，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成为不可复制的光阴故事。

二姐、三姐常握着大姐的手，帮她把线穿过针眼。大姐的手掌不再柔软，却依然温暖，她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缝进同一块带着阳光味道的布料里。那台“蜜蜂牌”缝纫机，依旧“咯吱”响着，在大姐有节奏的踩踏中，哼唱着属于我们家的光阴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