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父亲

▢邓吉收

我的父亲是1976年农历五月十四因病过世的，那年我只有13岁。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既没文化，也没脾气，更不会说道，整日只知道忙忙碌碌劳作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也难怪，在那经济匮乏的年代，膝下养育了7个儿女，为了养家糊口，即使整日忙碌都不赶趟儿，哪还敢歇息。

父亲后来积劳成疾。病重时，多日躺在炕上动弹不得。这期间正值春末夏初，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多次有气无力地问我娘：“还有多少天就过（农历)五月十三啦？”这时，娘就抬起头来，瞅瞅窗外——好像那个日子，隔着土坯屋子，还有那低矮的院落，一下子就看到了，然后转向他安慰说：“快了。”

数日后，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娘一大早就郑重地告诉了病危中的父亲，还特意给他煮了一碗手擀面，端到他嘴边说：“这是才打下来的麦子面做的。”他好像是听明白了，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瞅了瞅那碗漂着零星油珠儿的面条，只喝了一小口汤，就摇头示意不再吃了。这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事儿，熬过了这一天，次日黎明，他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那时，我一直不解：为啥父亲重病后，一直期盼念叨这五月十三呢？后来，我从娘那里得到了答案。原来这一天，是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农民贺丰年、吃新麦子面的喜庆日子。是呀，在那生产条件极端落后，家家户户祈求温饱的年代，一家人能够吃到新小麦面粉，该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呀。怪不得父亲一直挂念着这一天哩。

从此，我知道了农历五月十三这一天的不寻常，也更容易记下十四这一天是父亲的忌日。

父亲在世时，我年幼无知，但通过记忆里的零散小事，父亲对孩子那份浓浓的关爱和殷切厚望，我还是能深切感受到的。尽管已过去半个世纪的光景，但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们村距县城10多里路，每逢农历的单日是县城大集。记得那时父亲每隔段时日，就背起那皱巴巴的背搭子，沿着春风河东岸，一路向北走着去县城赶集。父亲每次赶集回来，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如瓜子、花生、糖块等零食儿什么的。因此，临近中午时，我和侄子们就会一路小跑，到村后去迎接他。

见到父亲后，他总是顺手从背搭子前面的口袋里，掏出零食儿分发给我们。有一回，分到的是泛着金黄色的炒花生，每个人只分了五六个，但我们捧在小手里，依旧喜不自禁。我们前后簇拥着他，走一会儿，就细嚼慢咽地吃一个，不忍心一下子吃完。现在想来，那时的炒花生真是太香了，扒开咬一粒，满嘴里都充满香气，恨不得把花生皮也一块吃进去。

父亲对我们的关爱，不仅流露在生活上，还表现在学文化上。他一辈子不识字，没文化，但他对后人学文化却是寄予满满厚望。记得有一天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看到我后，随手将一张有些泛黄的纸张递给我，说：“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些啥，念书能用上吗？”我拿过来一看，是一张早就过期的报纸，已破旧不堪。那年代，能捡到印有文字的纸片，并不是件易事。因此，父亲才如获至宝带回家。有时，他还从外面带回来些旧包装纸，说割开订成本子，可写字用。

在我的印记里，父亲家里家外，一向待人性情温和，脾气好。但有一次，他却按捺不住、冲着我着起了急。

那是周末吃了早饭后，娘指使我打扫院子。我从偏房里拿出比我还高出半头的大扫帚，我几乎是笔直地站立着，就地应付着扫起来。我正慢慢地扫着，突然，父亲从我身后一把夺过我手中的扫帚，没好气地嘟囔着说：“哪有你这样扫地的——要这样子才行。”说着，他就弯下腰，用力扫起来。一会儿，他直起腰，把扫帚又还给我，说：“再扫扫看。”平时在家里，我很少扫院子，即使偶尔扫一次，也是蜻蜓点水，最后大人们还得再重新扫一遍。这一回，看来他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才过来指教我。从此，我知道了用扫帚扫地，需深深地弯下腰去，只有这样才能把场地打扫干净、彻底。

直到后来，我也做了父亲，才渐渐地体味出父亲当年夺过我手中的扫帚时的良苦用心:他是多么希望我做事踏踏实实，快点长大，早点成熟，从而担负起家庭的重任呀。

屈指算来，父亲离世已有47年。他在困顿的有生之年，一直千方百计，从方方面面关爱着他的孩子们，并寄予厚望，这是多么深沉、多么浓郁的父爱啊！

作者简介：邓吉收，临邑人，1981年参加工作。大专学历，中文专业，高级教师。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德州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省、市、县等报刊或融媒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