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牺牲的爷爷

▢艾键

我一直想从孙辈的视角对爷爷做一个描述，但我发现有太多东西表达不出来。这么多年来，在父亲反反复复的讲述里，爷爷的形象具体却又模糊，有感情但又没法深刻。更多地，是我想为父亲表达一下他对他的父亲那种独一无二的情感。思来想去，我觉得可以站在我父亲的角度，以儿子对父亲的强烈感受去刻画他的父亲，才可以对我的爷爷的一生尽情去表达。下面我以父亲的视角去写。文中的我就是我的父亲，文中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

绕过了这个弯儿，就该步入正题了。

父亲，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本能又自然的感情，毕竟有从小到大的陪伴，养育和血缘等不能切割的感情因素。我却和别人不太一样，父亲，长久的于我来说，只是一个词，一个杂糅了太多寄托，太多情感的词。回忆这么多年我走过的路，每每在我需要他的时候，尤其是我和母亲都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如黑夜里遥不可及的灯，看得见他若隐若现的光，却难以照亮我。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端详母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想从她的脸上或者目光里寻找一丝父亲的讯息，毕竟他们朝夕相处过。没有人比母亲更了解他，我也曾仔仔细细地端详自己，还有我的孩子们，试图从遗传的因素里找出一点他的存在。我还试图从亲朋好友尤其是长辈的描述里搜寻关于他的记忆，以便让他清晰地显现，可惜都是残缺不全的。

1980年8月，母亲去世了。

按照习俗，应该把父亲迁出村西边那个孤独的睡了近40年的墓地，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墓穴被打开了，和普通人的墓穴没有什么两样，但当他的遗骨暴露在天日之下，尤其是当我看到他的明显被子弹击穿的头骨时，我无语地瘫坐在一边，很多人一再诉说的情景，真真实实地出现了。那个不大但却有些刺眼的弹孔分明在告诉我。我的父亲，离开我，真的是一个突然。

人哪，糊里糊涂地过也许更幸福，知道得多了，不见得是好事，或许还是祸源，这是我的认为，不知道对不对，至少从我父亲这儿是这样的，这些年我从事着和父亲一样的职业——教书，回忆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我的学生们，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教授他们知识，以便让他们改变面朝黄土的命运。父亲却和我不一样，他并不安心于教书，而是把教书当做掩护，进行着不为常人所知的事业——革命。一段时间里，我无法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革命，我自认为平庸，到不了他的境界，为什么要去革命，为什么？

我常年的心绞痛不允许我往更深处想，就到这儿吧，还是从头开始吧。

平原城东40里处的艾庄，这里南邻津浦铁路，东南是禹城，北接陵县，东北部和临邑接壤，四县交界的地域本属于典型的偏远农村，文明对于这个地方就像阴天下雨才可以听得到火车的鸣笛声一样，虽不是遥不可及，但也不是踮起脚尖就能够得着。

艾传宝，1918年出生在这儿的孩子，一开始肯定不会有这种名字，有的只是土得不能再土的小名。可惜我不知道，我的爷爷奶奶也从来没与我说起过，从我的童年生活状况可以想象他那还要艰苦的童年。从一个光腚娃娃到接受基本教育的褴褛少年，因为成绩优秀，可以再接受教育，上到中学，这个时间，是他在离家20里以外禹城和平原交界的张庄镇附近的崔庄国立中学。他度过的是他一生中最单纯最快乐的青少年阶段。又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化，他被聘为平原城东张士府完全小学的教书先生。一个不错的受人尊敬的职业——教书育人。接下来是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比起一般人来已经不错了，还要怎么样呢？

1937年的10月，日本鬼子沿着津浦铁路来到了平原县，侵略者占城镇，修炮楼，罪恶的足迹踏遍了乡村的角角落落，野蛮的行径令人发指，普通的乡野村夫看见日本兵的高头大马和闪亮的刺刀一定会避之不及，惊慌失措地到处乱跑，谓之“跑鬼子”。可父亲却不一样，短暂的惊恐之后他那受过教育的不安分的心一定是被激怒了：这些禽兽，他们是谁，凭什么跑到我们这儿来撒野，中国那么多的部队为什么阻挡不住他们，以至于才三个多月就让他们从卢沟桥打到了这儿？既然腐败了的军队和政府无影无踪了，那就我们来吧。

于是，秘密的加入正在进行抗战的共产党就变得相当的自然。

无从得知那个叫刘子明的共产党的干部是怎样看上了父亲的，或许他们是一拍即合，自自然然地凑到了一起，走上了一条他们认为光明而乡村人不能理解的路。

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出众的组织领导能力让父亲在共产党的部队如鱼得水，每一次秘密行动的成功一定增加了他的信心。乡下有的是地窖、柴草垛、猪圈、坟地，这些地方一到下半夜就成了隐蔽的好地方，便于他们发展壮大队伍，然后拉着队伍在夜的掩护下窜出好几十里地去伏击敌人，再神不知鬼不觉得把队伍拉回来分散隐蔽。

我曾经研究过中国人民那段抗战的历史以及我们当地武装进行抗战的形势，随着敌我双方如拉锯一般你来我往，不仅有大力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共产党人，连日本鬼子、地痞流氓、土匪顽敌都纷纷培育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的地盘互相交错，相互仇视，虎视眈眈，半明半暗地进行着争斗，目的都是消灭对方壮大自己。而且这种情况到了1941年前后局势更加的复杂。

抗战时的平原五区到底在哪儿？县志上说是在平原西南的腰站一带，可老人们却说是在父亲经常活动的县城东北的张士府北部，我宁愿相信老人们的解读，反正抗战第五区是父亲的“工作单位”，他是区长，基本上待在“单位”，只能任由他的妻子抱着孩子去看他。他偶尔会神秘地在半夜回到家，骑着马，带着警卫，在母亲的描述里，骑马带警卫意味着父亲区长的职务不小了。尽管是这样，但仍然让母亲担惊受怕。谁会在乎一个女人的感受呢。

可怕的1941年夏的某一天到来了，那一定是个闷热难耐的一天，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焦躁和某种阴谋，父亲却浑然不知，也许是即将到达的抗日平原县县长的任命书让他兴奋地放松了警惕，也许是他忽视了自己的队伍里同样混杂着个别贪婪而且贪生怕死的家伙。危机降临了！得到情报的日本人从附近炮楼以及陵县、临邑、平原各县城调来机枪、汽车和钢炮。平陵交界处一个叫徐庄村里某个农家院最终准确无误地成了被包围的目标。关键时刻他没有察觉，一直保护他的警卫兵也没了踪迹，人们连个信也没法报给他，等他听到动静时，数不清的黑洞洞的枪口已然架在了墙头上。

那一天的阳光一定会很刺眼，那一天的空气也一定很窒息，父亲被刺眼的阳光和窒息的空气阻挡了逃走的路线，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从他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他应该看到了从枪口喷出的火光，和火光后面邪恶的眼神。

我无法想象当时的一切！

敌人扬长而去，一切又恢复了静寂，父亲卧在了墙边，血像小蛇一样在他躯体下爬行。许久，一个农夫探头探脑地走到父亲身边，他不忍心看他暴尸天日，抱起一些柴草盖在了父亲身上，然后踉踉跄跄地把这个不幸的消息散开了去。

半夜，父亲回家了，陪伴他的没有了高头大马和警卫兵，被鲜血浸泡的衣服又板又硬，千疮百孔，他的身体被无数的子弹穿透了。我还小，还在睡梦里，不知道母亲的伤悲有多大，哥哥也小，仅2岁，也在睡，他也听不到母亲压抑的哭声和家中低低的嘈杂声。父亲被按照农村的习俗连夜匆匆埋葬了。

麻木，是他们那一代人最直接的态度，不仅是一张张麻木的脸，更有一颗颗麻木的心，这麻木来源于死亡的威胁，来源于绝望的生活，抑或来源于现实中太多的无奈。对于父亲的身后事，不仅父亲的爹妈，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麻木，村里的老少乡亲们也麻木。短暂的骚动之后生活似乎很快恢复了平静，所有人开始审视母亲、哥哥和我这个残缺的三口家庭，他们怀疑年轻的母亲是否改嫁，甚至有的人竟觊觎我家那点可怜的家产。我的童年的记忆真真切切地处在这种眼神的裹挟里。

可母亲不，我伟大的母亲，她配做父亲的妻子，她倔强的性格支持着她，她要生存，她要抚养自己和丈夫的两个孩子，她从为数不多的亲情里汲取着力量，把那些猜忌和贪婪挡在了小小的院落之外。无法想象她受的痛苦有多少，每每端详那张照片，都能从她的慈祥的脸上读出苦涩的坚毅。我真心的不是在表达对母亲的感情，我情愿把这看成是父亲的延续。

我和哥哥长大了，成家立业了，有了一大帮孩子。逐渐摆脱了阴影的家庭开始正常人的生活，可母亲没有走出来，这从她逢年过节就一个人脸朝里侧卧在炕上不肯早起就能看出来，她一定是在怀念父亲，一定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丈夫诉说。偶尔，她也会把对生活的无助转化为怒火发泄到惹了祸的孩子身上。

这么多年来，越是随着年纪的增大，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怀念的不光是母亲，对父亲的怀念也在由抽象变得逐渐具体，而且与日俱增。我常常给成长中的孩子们一遍一遍重复这个家庭的一切，他们的爷爷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的奶奶是多么地不容易，以及我小时候的艰辛，为的是把父亲的精神传承下来，这对于增强他们的自豪感，增强他们爱党爱国走光明的人生之路有好处。

村北面的麦田里，父亲和母亲静静地躺在地下长眠，坟前有我和孩子们给他立的碑，按照农村的习俗接受他的子孙们的祭奠，不知道这是不是与他的初衷相去甚远。但这一切足够了，父亲越来越清晰地在我们和孩子们的心里，这比什么都重要。

随着我的年纪越来越大，我渐渐读懂了母亲，读懂了她艰辛的一生。可我却始终不曾读懂父亲，我从22岁的年纪上匆匆而过，这个年纪的男人，正是大好年华，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事业和生命绑在一起，如果人生有再来过的机会，他会后悔吗？他还会把被抛弃的感觉长久地留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吗？

我的猜想是：会。因为他是男人，是他们那一代为国为家不可逃避的责任。

续——作者的话

我的眼泪就是你的功绩

过罢了年的正月十六，老家所在的地方政府委托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给父亲打来电话，说年前计划的烈士坟墓修葺工作过罢了年就开始，第一站就来咱艾庄。

我们便行动起来，尤其是父亲，情绪明显起了波动。

为散落乡间没有进入公墓的抗日及解放战争期间的烈士树碑立传、修葺坟墓，这是当地政府部门年前就定下了的。这些烈士里面就包括了我的爷爷。年前就有几位工作人员专门来到家里了解核实情况，实地勘察。

于是我们就一直盼着，年后盼着，终于盼来了确切的消息。

父亲一个劲地催促我们早点行动，最好去他那儿住下，语气里充满了激动。我们不敢怠慢，早早就从县城接着他回老家。

老家的哥哥们就等在门前了的，村党支部书记是我们的兄弟，辈分上并不远，为了和施工的人员协调处理，也一块陪着，一同到坟前。

农村的习俗，新碑立起来，旧碑要砸掉，还要烧纸祭告。

忙忙碌碌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父亲，看到他的时候，年迈的父亲已经趴在爷爷奶奶的坟前失声痛哭了：爹呀，娘啊，政府一直没有忘了你们，给你们立碑了……

我们是有所准备的，就怕他激动。毕竟80多岁了。可感情这东西，一旦爆发出来就极感染人，在场的我们弟兄几个，无不动容，一边赶紧拉他起来，一边随着他一起飙泪。

碑是黑褐色，大理石的材质，烫金的雕刻，大气而又庄重，上面也刻上了奶奶的名字，背面简要地介绍了爷爷的事迹。爷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牺牲在1942年，年仅22岁，撇下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我以为，爷爷的事迹不逊于任何一个抗战题材的故事，我曾在我的一篇文章里以我父亲的身份用第一人称专门写到过，同时记录的还有我的奶奶以及大爷、父亲的艰辛。

之所以变换了身份来写，实在是我们从小就听惯了父亲、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我的大爷、大娘也是，一遍又一遍地给他的儿女也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们讲述着。于是我们姐弟十多个关于爷爷奶奶的印象就都是一样的了。我不过就是一个代笔、润色、把零散的东西规整了。

儿时起，就感觉到自己的家和别人不一样，小伙伴们都有爷爷、奶奶或多或少的呵护，可陪伴我们的就是一个深沉的故事，尽管这故事并不遥远，却总也没有切身的感受，少了抚摸的温暖。父亲也是，他们弟兄两个都没有享受到这种深沉的讲述，他的母亲一直到去世也不愿去揭开那撕裂的伤口。只能从乡亲和亲戚们的只言片语中得到些零散的信息。于是，我们爷儿几个只能内心孤冷地生活着，对外人却可以骄傲的显摆：我的爷爷是烈士，而且是当时的抗日县长！

奶奶是有抚恤金的，尽管来得晚了些年。

父亲和大爷上学是免学费的，政治上是光耀的。

孙辈的我们是可以骄傲的。

我们家是光荣的，每年过年生产队都会为我们家贴大红的春联。

可这一切都是前面那个男人生命的付出！

临近中午，老家的哥哥嫂子说什么也不让走，也拒绝了我们去饭店的建议，他们说，你们啥时候回来啥时候有家，就得在家吃。于是，就在温暖的屋里坐下。阳光照进来，暖得人心里发慌，我的眼里浸满了眼泪。

父亲恢复了平时的状态。这个80多岁的老头儿，在我几十年的记忆里，随着年龄的老去，少了好多的威严，不苟言笑，变得和蔼了些。年轻时可不这样，有庄户男人的顶天立地，有做学问的严谨务实，尽管也包含了农村人惯有的粗暴。他有着为大家庭，为子侄们料理好一切的愿望和能力。无论是婚姻，还是前途或者纠纷。还好，不管情不情愿，都不逆着他。如今，我们反反复复的咀嚼那些过去，觉得竟都是大道。

酒杯端起来，几个哥哥就先后都哽咽了，这个节点，感慨爷爷的不平凡，感谢奶奶的艰辛抚养，也感慨来自父辈的管束。父母亲年纪大了，为了他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两年前便不叫他们在老家了，让他们搬进生活方便的县城去住。没想到，家族的侄孙们惦记他们的程度竟不逊于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老两口也想老家的他们，不顾我们的警告偷偷回家好几回。甚至于堂侄又一次说：过年，你们不在家，不热闹。

惦记竟如一根绳儿，两头牵挂着。

那一天的酒，从中午一直喝到天要擦黑，车轱辘话没完没了，反过来复过去，有滋有味，爷儿几个哭了笑，笑了哭。可母亲却说，他们都不是没出息的人！

可是啊！都是生性矜持的人，从来没见过他们哪一个如此放浪过，如此开怀过。几十年没见过。

全赖于老一辈的付出，下一辈感悟，然后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