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砺忠诚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以无限忠诚为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人们！

第一章　挺纵进乐陵

危险的端倪①

萧华到达冀鲁边区后，跟方方面面进行了广泛接触，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他认识到当前冀鲁边区的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必须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指挥统一、行动协调、快速灵活的战斗体系，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对敌斗争。经萧华提议，八路军总部很快对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做出调整，原书记马国瑞到延安学习，萧华兼任书记，委员有符竹庭、邓克明、孙继先、曾国华、李启华、杨靖远、邢仁甫、李宽和等人。

于是，22岁的萧华成为冀鲁边区集党政军一把手于一身的“第一人”。由此，这位年轻的军事家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巅峰期：正是在冀鲁边区的一年多里，他的政治才华和军事才干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他运筹帷幄，合纵制衡，围歼突袭，把一盘看似举步维艰、险象环生的“苦局”运营得大开大合、风生水起。

萧华针对冀鲁边区的实际，确定了“巩固津南，发展鲁北”的方针，立即着手干了四件大事：一是统一整顿整编部队，发展抗日武装；二是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三是大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友军，共同抗日；四是开办党校和抗日军政干校，培养抗战急需的干部。

部队整编如期进行，原在冀鲁边区活动的三支队伍被编入了挺进纵队：津浦支队（即孙继先支队）改编为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孙继先，辖4个营，约3000人；一二九师永兴支队（即曾国华支队）改编为挺进纵队第五支队，司令员曾国华，辖3个团，约4000人；平津支队改编为挺进纵队第六支队，司令员邢仁甫，政委王叙坤，后由周贯五接任，副司令员冯鼎平、杨铮侯，参谋长程正杰，政治部主任崔月楠，副主任陈德，辖3个营和1个特务连，一营营长刘子芳，教导员李逸民，二营营长李子英，教导员姜靖海，三营营长杜步舟，教导员关星甫，特务连连长路牟班，约2000人。

整编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

这天，六支队司令员邢仁甫走进位于乐陵县城北关史家宅的挺纵司令部，找到萧华，沉着脸说：“萧司令员，我有个问题想向您反映，不知当讲不当讲？”

萧华热情地说：“革命同志，哪有这么多避讳。”

邢仁甫说：“部队整编后，我六支队士气高昂，人心大快。但也有个小不愉快，感觉跟人家四支队和五支队相比，肩膀头不一般高。”

萧华“咦”了一声，问：“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邢仁甫说：“问题出在我支队战士的臂章上……”

原来早在八路军先遣部队曾国华部和孙继先部进入冀鲁边区前，邢仁甫领导的三十一支队已对外称呼“八路军”了，但战士们佩戴的臂章上多了“游击”两个字，当然“八路”两个字就被压缩小了。整编后，这一细节一直被忽略。于是，在老百姓嘴里就有了“大八路”和“小八路”，或“老八路”和“土八路”的分别。六支队的干部和战士听到耳朵里总觉得不爽，似乎被看低了一般。

萧华笑笑说：“仁甫同志，你反映的问题看似小，实际是关系战士们荣誉的大问题，处理不好还真会影响积极性。我看，立即下令，把六支队的臂章改为同四支队、五支队相同的式样。”

邢仁甫说：“这样最好了，我现在就去办。”

送走邢仁甫，萧华立在一株合抱粗的国槐下，眉头微蹙沉思着。这次整编队伍工作虽然最终顺利完成，但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最突出的是外来部队与本地部队的关系非常微妙，团结无小事，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冀鲁边区的抗战大局。他已经耳闻有人把延安来的干部叫作“山上派”，把当地成长起来的干部叫作“山下派”，这种别有用心的划分极易造成干部之间的相互抵触，决不能听之任之，一定要引导大家拧成一股绳，把心思放到抗日大业上。

萧华的担心不无道理，外来部队与本地部队的关系问题不独是冀鲁边的问题，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许多抗日根据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个问题，只不过有的捂在桌子底下，有的则端上了台面。

不久，萧华叫来六支队三营营长杜步舟谈心。杜步舟是乐陵县杜家寺人，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杜步舟说话很直率，嘎嘣脆，不藏不掖。萧华问他对改编的意见。

杜步舟说：“这次部队改编，战士们和指战员从心里拥护，能进入八路军正规军序列，心里爽快，过去三十一支队打着国军的招牌，那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为了借势吓唬周围的顽军和土匪，还为了跟国民政府方面要点军饷。”

萧华说：“听说你们三营全是乐陵子弟兵，很能打硬仗，你这个营长了不起啊！”

杜步舟说：“关键是我们三营的党员带头带得好，冲锋陷阵，党员一马当先，战士就嗷嗷跟着往上冲，哪有打不赢的？”

萧华笑吟吟地看着他，说：“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步舟同志，我正想问问你党员的情况呢。”

杜步舟一愣，说：“我们营的党员不少是我介绍入党的，个顶个的瓷实。”

萧华说：“据我了解，你们营里的党员很多，有的党员还当战士呢，有没有这回事？”

听话听音，浇树浇根，杜步舟也是经历过风浪的人，一下明白了萧华的意思：“萧司令员是不是想抽调我们营的几个党员，随便要，我绝不攥着！”

萧华瞅着他：“恐怕你到时候就心痛了。”

杜步舟拍拍胸脯：“俺老杜说话可是板上钉钉，绝不心痛。”

萧华说：“我想调出你营50个党员。”

杜步舟像屁股被马蜂蜇了似的跳起来，嚷道：“这些党员可都是俺营里的骨干，能讲演能打仗，不能给你那么多，给那么多俺就垮了！”

萧华大笑起来：“老杜啊，谁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这才几分钟啊，就要不认账。”

杜步舟弄了个大红脸，挠挠脑袋：“这下子可是把俺三营抽空了，身子骨瓤了，还怎么跟人家掰手腕？”

萧华说：“杜步舟是谁啊？乐陵的‘孙猴子’，你那些传奇的事都灌满我的耳朵了，天底下还有难住你的事？我调走这些党员，你一吆喝就又来一拨，立马就能补充起来了。”

杜步舟瞪瞪眼：“萧司令员啊，说得轻巧，榆木疙瘩削转尜儿，老费劲呢。”他话一转，问：“你拿走我这么多党员，去哪儿排兵布阵？”

萧华说：“我想让他们到地方上工作，能当县长的当县长，能当区长的当区长。”

杜步舟眨眨眼，问：“那你给我个啥官职呢？”

萧华说：“你继续当你的营长啊！”

杜步舟老大不情愿地说：“那我比他们还小啊？”

萧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们的官儿就是当到省长，还不都是你培养起来的嘛！我们都是党的干部，好钢用在刀刃上，你老杜这块钢就适合跟敌人真刀真枪地干，让你整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不得憋闷死你啊！”

杜步舟哈哈大笑：“萧司令员怎么这么了解我啊！”

这50名从三营调出来的党员被萧华分配到新开辟的地区，有的当县里的领导，有的当了区长、副区长。后来杜步舟经常跟人说起此事：“那是个什么阵势，呼啦一声，三营出了这么多高级干部，大家瞅着眼珠子都红了，咱知道萧司令员这是为了培养当地干部，给我们这些‘本地造’吃颗定心丸。”

有个姓王的党员战士被派去当副县长，一下子蒙了圈，赴任前找到萧华，一脸窘相地问：“萧司令员，这个县长怎么个当法啊？”

萧华说：“你可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因为我也没当过县长呀。”

“准副县长”的脸腾地红成一块红布，嗫嚅着：“我，可是，我，连个班长都没当过呀。”

萧华说：“没有谁生下来就是当官的。”

“准副县长”问：“当县长，是不是每天都要断案子？”

萧华笑了，说：“我的同志哥啊，你是看包公戏看多了！断案子的事可能少不了，我看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发动群众打鬼子。怎么发动群众？走到群众中去，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至于县长怎么干，你干上一段时间就知道了，不会就学呗，鼻子底下的家伙可不是光吃饭的喽。”

这位姓王的战士心里有了底气，咚咚咚地上路了。后来萧华一打听，他在当地干得还挺出色。

此次萧华对本土干部的破格使用，让许多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整编队伍告一段落，萧华主持召开了军政委员会会议，传达了北方局和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的指示：冀鲁边区是个战略区，将来要划归中共山东分局统一领导，军区建制隶属一一五师。在一一五师开进山东之前，暂属一二九师管辖，地方则由冀南区党委代为领导。目前的工作方针是巩固津南，发展鲁北。

大家认为，津南的形势因为挺纵的到来已经初步打开，而鲁北则面临重重困难，最大的障碍是国民党的土顽刘景良、薛儒华、张子良、曹振东的部队，他们在惠民、商河、阳信、沾化、无棣、滨县建立了政权，形成了对我宁津、乐陵一带根据地的半月形包围；而且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因在聊城无法落脚，也将移驻鲁北。沈鸿烈对我党领导的抗战抵触情绪很大，因而我方下一步的工作阻力更大。

经过讨论，大家达成一致的意见：我方一方面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国共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在鲁北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尽快在陵县、平原、禹城一带开辟游击区；在津南地区，则利用日伪顽势力暂时较弱、我根据地比较巩固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培养大批干部，成立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以及农、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

冀鲁边这出大戏的剧情，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陡然走高：根据地的范围迅速扩大，乐陵、宁津、盐山、庆云四县几乎全在我军控制之下，成为比较坚固的根据地，德平、阳信、商河、无棣、沾化、陵县、禹城等地也成为我军的游击区；成立了由杨靖远任专员的津南督察专员公署，除吴桥县外，津南其他七县均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军队实力得到迅速增长，扩建了七团、八团和运河、津南、商河等几个支队，兵力猛增到15000人；党员由抗战初期的200人发展到25000人；在三十一支队和先期到达冀鲁边区的曾国华支队所办的抗日干部培训班、军政训练大队的基础上，仿照延安“抗大”的形式，创办了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由符竹庭任校长，共办５期，培养党政军干部2000多人，走出了辛国治（新中国成立后任海军南海舰队副政委）、王猛（曾任广州军区政委、国家体委主任）等干城之将；成立了战时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马振华任主任；边区各县都拉起了县大队，农会、青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回救会、抗日自卫团等群众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938年10月底，秋风萧瑟，木叶飘飞，一支国民党的部队车辚辚、马啸啸地进入了冀鲁边的惠民县，并挂出了白底黑字的“山东省政府”的牌匾，一脸恓惶之色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弓身钻出轿车，除下黑色礼帽，推推金丝眼镜，打量着这块几天前还悬挂于聊城的牌子，心情颇为抑郁地走进了那所阔大而阴冷的院子。

长空雁唳，黑云压顶，小小的惠民县城灌满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风声……这位赫赫有名的“反共专家”，在雪亮的瓦斯灯下紧盯着墙上的地图，嘴角浮出一丝阴恻恻的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