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临邑县教育部门主抓扫盲工作——

人人认字忙  处处是课堂

□霍兴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5亿多人口，4亿多是文盲，全国文盲率高达80%，农村文盲率更是达到惊人的95%。有的地方，十里八村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明确提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此后，一场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并于1952年、1956年和1958年掀起3次扫盲高潮。从1949年至1964年，十几年间，我国有1亿人摘掉文盲帽子，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群众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学习中。王德胜 供图

1954年2月18日，包括我在内的48人自平原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临邑县。这一年，我20岁，刚参加工作就加入到了扫盲这场惠及亿万民众的运动中。

一边包村一边办农民夜校

参加工作后，组织先是安排我到临邑县城区周边学校进行观摩。不久，我被分配到曹店区李寨完小任高级班教师。

在李寨完小十几名教师中，只有我是才入职的新人，而且家属不在身边，无家务羁绊，所以，任课最多，工作最累。除了教五年级算术、六年级语文和全校6个班的体育、音乐外，还担任了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和团区委委员。每天三四节课，加之语文、算术作业又多，每天晚上备课和批改作业，一直干到夜间十一二点钟。由于我备课认真，方法得当，两门主课都收到良好效果。

仅过了3个多月，5月下旬，我被提拔为李寨完小教导主任。7月23日，我又被调到曹店区公所负责小学教育和扫盲工作。

曹店区公所原有一名扫盲干部和一名文教助理，两人常驻村里做催收催种等中心工作，扫盲工作一时处于无人抓的窘况。那时区里杂七杂八的事特别多，一时间扫盲工作进展不大。我有些着急，在区公所住了没几个月，就要求组织把我安排到菅寺完小驻地辛集村，一边包村一边搞扫盲教育工作。辛集村党支部书记毕圣敬把我安排到田功大爷家住宿，吃饭在乡政府。不久我又搬到朱明云大爷家住。我和朱大爷睡一个炕，他知道我年轻饭量大，加上在乡里每天只吃两顿饭，于是，每天晚上在炕洞子里烤块地瓜或者饼子，待我工作回来充饥。

为把扫盲工作做好，我利用驻村的有利条件，在辛集村办起了农民夜校，组织了百余名青壮年，分男、女两个班，利用晚上时间学文化、学政治。每班由一名村干部任政治辅导员，一名男教师和一名女教师分任男、女班的文化辅导员。每班还配备了两名教师，协助教学工作。很快就在全村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另外，一般性的工作也不再另开群众会，夜校班下课后讲一讲布置一下即可，村干部也觉得挺省心。区委、区公所看到这个做法好，很快对我们创造的“辛集经验”加以推广，在全区近百个村庄都开办了农民夜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农闲多学，农忙坚持学，休息期间拼命学”等口号迅速叫响，到处呈现出“人人认字忙，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喜人景象。

扫盲经验在全县推广

1955年7月，在临邑县文教科半年工作会上，我介绍了曹店区的做法和经验，后在全县推广。一个月后，我被调到县域中心的五里庙区主持全区的小学教育和扫盲工作。说实话，虽然组织上的决定必须服从，但能否在五里庙区站住脚并打开局面我是有所顾虑的。当时临邑教育界流传着一首歌谣：“五里庙区，教育难干；教师难领导，工作难开展；说慢了不听，说紧了对着干；气走了文教助理，扫盲干部撂挑子不干。”我思虑再三，去之前向县教育科马济民科长立下军令状：3个月改变面貌，干好了留在那里，干不好卷铺盖走人。就这样，我去了五里庙区。

为扭转被动局面，我首先召开了全区小学教师大会，会上亮明了态度，表达了决心，拿出了办法。对不参加大会的个别教师我先补课，补课未到再登门，使我在教师会上讲的内容人人皆知。随之吸收各完小校长、中心校长和部分教师代表参加，经反复讨论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学校管理规章制度，高标准，严要求，一视同仁，奖罚分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以比学校秩序、比教学质量、比教师出勤上课和批改作业、比农民夜校办学质量为中心内容的“五比”活动。一段时间后，全区教育工作面貌有了初步改观。此后，县里抽调我搞了一段时间外调，1955年底，调我到县文教科任社教科员，具体负责全县的扫盲、机关干部职工的文化教育工作。

自编扫盲教材，学员人手一套

来到县文教科，我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上下一条心，众人一股劲，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方面工作做到齐头并进。按照当时国家的扫盲任务目标，45岁以下人员要认识1500字以上才算脱盲。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临邑县涉及11个区、900多个村庄、近15万名青壮年，这部分人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提升他们的识字数量和文化水平，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全县的各类夜校增加到425处，学员11083人。

1956年初，临邑县成立扫盲协会。当年秋，在县教育局（1956年初，原文教科文化、教育分署办公，设教育科，同年6月，教育科改称教育局）设立工农教育教研室，配备了12名工作人员和3台油印机，由我兼任教研室主任。当时尚无统一课本，为增强扫盲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我组织工农教育教研室自编《农民识字课本——记工识字课本》上下两册作为识字教材。教材立足广大农民日常需要，内容几乎涵盖了全部农事活动。钢板刻字油印，32开本，参加学习的农民人手一套。一时间，教研室歇人不歇马，日夜加班赶制教材。

1956年11月25日，临邑县教育局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右一为作者）

1957年3月至1958年1月，在宿安乡徐楼村搞“三快”（时间、教材、质量）识字教学法试点，其特点是同音字集中识字，历时303天，授课260个学时，全部教完《农民识字课本——记工识字课本》，学员37人，全部毕业，达到识字1500个的目标，能阅读《农村大众》及通俗读物。经惠民专署（1956年3月，临邑由德州划入惠民专署。1958年10月30日，临邑划归聊城专区。1961年7月，德州专区恢复，临邑重归德州专区）抽查验收，确认参加学习的学员由此告别了“睁眼瞎”，试点经验值得推广。

为加强对全县扫盲工作的组织领导，我充分发挥22名基层专职干部的作用，并由工农教育教研室一名专职副主任具体督导检查，推广试点经验；对于机关干部职工业余文化教育，由机关夜校校长负总责，教员分工划片，具体组织动员，确保有更多的人到夜校学习。经过采取种种措施，我分管的各项工作搞得都比较出色，县委宣传部和县教育局领导都很满意。

1958年7月，我离开了教育战线，调《临邑大众》编辑部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动，完成了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教育普及，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