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下的乐陵更名往事
张帅
地名是回家的路。然而，如果现在有乐陵人意外穿越到西汉末年王莽称帝时期，多半会迷失回家的方向。原因在于，“乐陵”这一地名在当时的行政区划版图上已经被王莽除名，取而代之的是“美阳”这一称谓。这背后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渊源呢？
乐陵地名的短暂断裂
追溯“乐陵”地名的起源与传承，早在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乐毅伐齐时便筑起了乐陵城，以“乐”记功名、以“陵”彰地形，“乐陵”之名随之应运而生。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大一统大业，推行郡县制，乐陵正式设县。从那时起，“乐陵”之名如同不灭的火种，始终未易其名，一直传承至今，并跻身于山东省15个地名沿用超过两千年的古县之一。
不过，如果严格审视这段历史，“始终未易其名”的表述并非毫无瑕疵。在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后，“乐陵”这一地名曾无奈沉寂长达15年，直至历史的车轮转向东汉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话说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暗流涌动的西汉朝堂终于迎来惊天变局，身为假皇帝的王莽多年来蛰伏于西汉宫廷幕后，觊觎着那至高无上的皇位，此刻，他不再掩饰自己的野心，一举冲破所有束缚，终于如愿以偿地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新”，建元“始建国”，史称新莽，标志着西汉王朝的灭亡，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王莽篡汉事件。
既然打着“新”这个旗号，那么“新朝”就要有个新气象。于是，为了重塑天下格局，王莽依托儒家典籍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对官制、田制、币制、郡县地名以及民族政策等诸多方面，均加以改弦更张，致力于打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史称“王莽改制”。看似搞了一堆新政，实则多是复古，徒有虚名。其中，王莽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对全国地名进行了大肆更改。在《汉书·地理志》中，班固特意采用“莽曰”这一表述记录下了王莽对西汉原有郡县地名所做的改动。
《汉书·地理志》主要记载了截至西汉末年的全国郡县地名。据粗略统计，与西汉末年相比，王莽对八成的郡和近一半的县作了重新命名。在这场更改汉地名运动中，充斥着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游戏，这无疑与汉代盛行的谶纬符命之说有密切联系。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新莽职方考》附文中对王莽更名手法作了初步归纳，主要有反义、同义、加字减字、标榜道德、改汉为新等措施，诸如将“长安”改“常安”、“洛阳”改“宜阳”、“无锡”改“有锡”、“东昏”改“东明”、“辽阳”改“辽阴”、“江陵”改“江陆”、“宁阳”改“宁顺”、“安汉”改“安新”等等，不一而足。有的郡县地名甚至被多次更改，“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给社会造成极大混乱。
乐陵也是王莽此次声势浩大的更改地名运动的受害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单是平原郡下辖的19个县中，有11个县被王莽改了名字。其中，提及平原郡治下的乐陵时，原文记载：“乐陵，都尉治，莽曰美阳。”
另据《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可知，当时，王莽不但更易了“乐陵”的地名，还一手废绝了西汉后期徙封到临淮郡的史氏乐陵侯国。此乐陵侯国，源于汉宣帝于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所封的乐陵侯史高。起初，其食邑位于平原郡乐陵县，也就是现在的乐陵市，后徙封至临淮郡辖境内，大致在江苏南部一带，遂导致西汉后期的行政区划版图上出现了两个名为“乐陵”的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于是，经过王莽的一顿操作，两个“乐陵”一时间都消失了。乍看之下，西汉末年两个“乐陵”的重名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不料，“乐陵”被王莽改名为“美阳”后，却又造成与扶风郡美阳县（今陕西省扶风县附近）“撞款”重名，由此可见王莽大改汉地名的随意与任性。
王莽给乐陵改名的逻辑
王莽更改地名本质上不过是一场精制的表面文章，全然罔顾地名命名所遵循的客观规律，其目的在于炮制出一种虚假的变革图景，以填私欲之壑。但是，在众多被改动的地名中，王莽将“乐陵”更名为“美阳”这一案例却别有一番意蕴。笔者认为，王莽将“乐陵”改名为“美阳”，采取的是同义转化策略。
先说“乐”与“美”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中，“乐”字有着极为丰富深刻的内涵，既有音乐、艺术的外在形式，又包含道德、情感的内在精神追求。特别是在儒家“礼乐文化”体系中，“乐”与“礼”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个人修养与社会秩序的基石。
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表明“乐”的最高境界是美与善的和谐统一。在《论语·泰伯》中孔子发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感慨，认为人格的完善最终通过“乐”达成，即音乐能陶冶性情、升华道德。更进一步，正如《荀子·乐论》中所说，“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在此，荀子将音乐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礼乐相合，美善相乐，则天下长治久安。
大致来说，在儒家文化中，礼、乐、美三者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彼此支撑的有机体系，共同服务于个人修养、社会教化与国家秩序的需要。礼，通过仪式、制度等来规范社会行为与伦理秩序，强调“别异”；乐，通过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形式促进情感共鸣，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强调“合同”；美，则既蕴含于礼的庄重肃穆之中，又彰显于乐的和谐韵律之内，通过人内在的道德之美（里仁为美、尽善尽美）与外在的形式审美，达到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三者缺一，则“礼崩乐坏”，天下失序。
至此，“乐”与“美”的关系，可归纳为：“乐”为“美”之声，“美”为“乐”之形，即“乐”是“美”的动态表达，“美”是“乐”的静态外显，或者说“乐”是“美”的载体，“美”是“乐”的追求，二者共同彰显了儒家以“仁”为本、以“善”为归的精神要义。是以，乐即美也，美即乐也；心悦为乐，身修为美。
再说“陵”与“阳”的关系。
陵的部首为“阝”，由“阜”字变形而来，本义为大土山，是一个会意字，表示一个人沿着台阶登上土山。《尔雅·释地》称“大阜曰陵。”《释名》：“陵，隆也，体高隆也。”《诗经·小雅》则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总之，“阜”也好，“陵”也好，本义都是大土山、大土丘之意，即地形高亢。因此，“陵”字有攀升、登高、逾越、侵犯的含义，又专门引申为帝王陵墓。
阳也是“阝”部，说明与“阜”这种地形有联系，表示太阳升起，高处被阳光照得到的地方，也即土丘的阳面。《说文解字》：“阳，高，明也。”《尔雅·释山》：“山西曰夕阳，山东曰朝阳。”《释名》：“丘高曰阳丘，体高近阳也。”因此，除了表示太阳、阳光之外，“阳”字又引申出明亮、温暖、凸出、刚强等多种含义。
在我国地名学中，山南水北谓之“阳”，代表阳光直射的阳面，象征生机、尊显。我国古代城池选址大多选择风水俱佳的“阳”地，坐北朝南，为的就是更好地“采光向阳”或“向阳而生”。古人扎堆给城池起“阳”名，是因为“阴”地不宜建城，正如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所说：“盖面势在背，自难立国邑耳”，因此带“阴”的地名少之又少，带“阳”的地名则十分常见。
在儒家文化中，“向阳而治”与“南面而王”映射出基本的政治伦理与权力秩序，《易经·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左传·文公四年》：“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春秋繁露》：“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刑也。”诸如负阴抱阳的帝都格局、模拟自然山丘的帝王陵墓等，无不是为了彰显古代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陵，高也；阳，光也。陵阜之高，故易受阳光照耀，传递出新生、兴旺的美意，符合新朝气象。所以，“陵”与“阳”二字，看似独立，实则关联密切，既体现在自然地理与文字构型上，又渗透于文化观念和政治礼制中。
由此可见，王莽改“乐陵”为“美阳”，还是颇下了一番心思的。
在此，我们大致可以将“乐陵”转换为“美阳”的过程概括为“乐居美地，陵阜向阳”八个字，它勾勒出一幅民康物阜、守善归仁的和美画卷，这大概正是王莽美化统治、粉饰太平的用意所在。
通观王莽的改名运动，实为一场形式大于内容、名实相失的闹剧。窥一斑而知全豹，其种种改制非但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天下动荡，民生难以为继。终于，在绿林、赤眉等起义军的围攻下，新莽政权走向灭亡。
乐陵地名的回归
光武帝刘秀开创东汉王朝后，立即着手拨乱反正，对王莽改易的郡县地名都恢复为西汉旧名。同时，为减轻百姓负担，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省并县国（主要指侯国），涉及400余个县，自此绝大多数重名县从国家行政区划版图上消失，新的行政区划格局得以奠定。
在刘秀恢复汉地名与省并县国过程中，“乐陵”之名也得以再度启用。彼时，漂流至临淮郡的“乐陵县”自此销声匿迹，再未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不久，东汉开国功臣灵寿侯邳彤之子邳汤，于建武九年（公元33年）徙封为乐陵侯，“十九年，汤卒，子某嗣。无子，国除。”即东汉初年，乐陵再度被立为侯国，不过存在时间较短，仅传两代，随之重新编入汉县，依旧隶属于平原郡，并在后续漫漫历史长河中继续闪耀光芒，其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阳”只是王莽时期强加于“乐陵”的短暂伪托之名，但站在当下来看却也并非毫无价值，仍不失为一嘉名。总之，在地名研究领域，这一经过承载着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印记，为探究彼时的政治意图、文化逻辑等提供了独特的微观样本，同时在今后乐陵当地的地名命名实践中，“美阳”之名尽可活化采用。
德州日报新媒体出品
见习记者|李姝漫
审核|胥爱珍 终审|尹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