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至1974年间，郭澄清在郭皋村创作《大刀记》时，郭澄清和妻子刘宝莲在家中
《大刀记》是这样“炼”成的
——郭澄清创作在家乡
□王有金
1971年春天，在山东省文化局任职的郭澄清亲自向省委书记请了假，放弃了济南的优越条件，回到了老家宁津县时集公社郭杲村，创作他的三卷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刀记》。
回到村后，他首先向村领导班子报到，说明了回家创作的原由与愿望。其实省委和县委都给他安排了舒适的写作环境，但他坚持回故乡搞创作。他说老家是他的生养地。树有根，水有源，回到故乡接地气，思路清，干扰少。
他决意回故乡搞创作，是经过好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清楚地知道在农村的艰辛，生活条件差，将会遇到的冬寒夏热、家事缠身等问题。但他更知道大刀队是在农村形成的，梁永生是一个纯朴的农民孩子，而他领导的大刀队始终战斗在农村，生存在农村，发展于农村，成长壮大于农村。他在城市创作农村形成的大刀记题材，离开农村的现实生活，怎么能写出真实的、活生生的大刀队呢，怎么能把梁永生的高大形象写真、写实、写生动呢。
农村有田地，有树木，有庄稼，有与人相伴的生灵，有表述不尽的沟沟坎坎，坑坑洼洼，这些都是大刀队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自然环境。离开这些因素，不可能写出好的人物，好的题材。庄稼靠肥料，大树要有深土，离开农村的大环境、好条件去搞农村题材的创作，不就成了浮土地面种庄稼，浅土里面植大树了吗。
1971年至1974年间，郭澄清在郭皋村创作《大刀记》时，经常给来家中串门的村民讲外边的新鲜事
故乡人欢欣鼓舞，盼望郭澄清回乡创作能给老家带来生机，带来新气象，带来生活的新动力。
他找人修了四间小北屋，总计40平方米，单间10多平方米，墙是土打的，断墙是旧砖砌的。人们都说：“澄清修房土打墙，没砖没瓦又没梁，胳膊粗的檩条不够长，睡觉头脚顶着墙”。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了三年的写作生活，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创作。
他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条件差，只求踏下身子，静下心来，搜集素材，尽快把《大刀记》写好，让读者满意，叫组织满意，再现当年大刀队那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
他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中调查研究。他到烈属李金贞老人家，请她讲述儿子郭德林战死在抗日前线的壮举，述说儿子的性格特点、精神境况。他找老同学郭书森的父亲郭连品，请郭连品讲述儿子郭书森十六岁从学校报名从军，从渤海军区直接西征，不远万里去新疆的艰难历程。这些，都作为写《大刀记》的情节素材。
他还专程找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八路阎成，请他讲解抗日战争的激情岁月、艰难历程。对了解到的情况，尤其是细节，他都细心静听，写入书中。
1971年至1974年间，郭澄清在郭皋村创作《大刀记》时，村民经常来他家串门
因为在那抗日烽火的年代，大刀队不能与日军正面冲突，只能东藏西击，昼伏夜出，出没于林间庄稼地，慢慢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郭澄清常常请村医郭治明陪同，去村北边的庄稼地，远看近瞅，高站望远，时而走走看看，时而站站停停，还常常两眼呆呆地望着庄稼陷入沉思。每到这时，郭治明就不与他说话，保持一定距离，不打扰他进入角色。
他早晨出去散步，都是到村北边的田间小路上，因为那里安静，有少量本村田地，大部分是北村寨子的，认识人少，便于创作构思。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逢人说话。他知道自己回乡的主要任务是创作，把长篇小说《大刀记》写好，而又不能久拖下去，必须抓紧时间。
他写作的时间大多在夜间，因为夜深人静，少有干扰。他常常身边备些花生米、饼干、干馒头，身边放个暖水瓶，写到三更饿了往嘴里放几粒花生，吃几块饼干，用开水泡点干馒头，缓解饥饿。
那些年，冬天冷得大地开裂，连院中盛水的瓮里都冻成厚冰。他的小屋就更寒冷了，他脚踏厚棉鞋，上身穿着妻子刘宝莲做的棉衣，还时而后背上再搭上一床厚棉被，以减少身上的热量散发。
夏天，屋内闷热，空气流动差，蚊子飞来飞去，咬这咬那，他边写边与蚊子战斗，边打蚊子边写作。
1971年至1974年间，郭澄清在郭皋村创作《大刀记》时，白天和村民一起出工参加生产劳动
有时遇到复杂的构思情节，就停下笔，坐在椅子上，头靠后墙静思，也有时时间长了进入睡眠状态。他的头与后墙长时间摩擦，竟出现了一个黑黑的、亮亮的圆球痕迹，故乡人说澄清头磨出一个小月亮。
他在故乡创作的那几年，晚上写到半夜三更，第二天想睡一下，结果又来了不少客人，有领导来看望的，有同事来慰问的，有学者学习请教的，有来求帮助指导的。他有求必应，从不冷落怠慢任何人。这样，白天几乎都是与客人会面、谈话、交流，根本没时间写作。所以文学界都说，当时的郭杲村一下成了文学圣地，各地的热血青年蜂拥而至。他们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徒步行走。他们来到村后，有的请教问题，有的想把带来的作品叫郭澄清看看，获得指点，也有的是想拜郭澄清为师的。村民形容说，郭澄清在写《大刀记》的那几年，家里天天就像修房忙喜事似的，客来友去，热闹非凡。
他的妻子刘宝莲，简直成了招待员，一天到晚不住脚，迎来送往，沏茶倒水，忙个不停。村中邻居们都说：“刘宝莲这是过得什么日子，像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成天忙来跑去的，没个站脚的时候。”
郭澄清有时写到半夜三更，需到院子里吸口新鲜空气，伸伸腿脚，活动一下。刘宝莲赶紧起床，以为他饿了，要给他做点吃的，郭澄清说：“夜间你不用管我了，有馒头、饼干、花生，有壸开水就行了，你一天到晚也够累的，你跟我够辛苦的啦”。刘宝莲知道自己丈夫的心境和不易，他从来也没说过泄劲儿的话，只能推着小车往前走。
1971年至1974年间，郭澄清在郭皋村创作《大刀记》时，白天和村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
郭澄清是带病搞《大刀记》创作的。据村医回忆，当时郭澄清回村时，身上就有明显的三种病：陈旧性心梗、慢性肺病、慢性阑尾炎。按当时的情况，他不应承担写《大刀记》这样重的任务，可他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愿意用自己的笔，来反映梁永生从被压迫中走出来，进行反抗，投身革命，组建大刀队，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直至投奔延安，走向胜利的整个过程。
他这种构思早己形成，决心己定，不然他怎么能放下工作，离开省城，直接和省委书记请长假回老家搞创作呢。
郭澄清写《大刀记》的三年，生活十分艰苦，工资多年没调，家中人口又多，除了抚养四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外，还有父亲、两个老叔叔和一个婶子，他们都己七八十岁，也多病在身，吃药打针是常事，更需要生活保障。那时农村大集体的分配制度是“人七劳三”，老人们不能下地干活，挣不来工分，只能分固定的粮食、柴禾，年终分红没有，更谈不上积累，只能年年分粮年年光。
他常常对身边的郭书廷、郭德水说：“我是瘸老病瞎，十口之家呀”。可见他的难处、苦处是什么样子，真是心境难述，苦言难表。
他把仅有的工资用来支付一大家人的吃穿用，还要保障几位老人的吃穿用、疾病医治和儿子上学，还时常挤出钱来给村中的烈军属买药，买营养品，还要买烟、买茶用来招待客人。所以，他和刘宝莲一年到头很少添件衣服鞋袜，只能翻来覆去的轮换穿。在他身上，春夏不分、秋冬混穿的事是常有的。
他和刘宝莲的日常穿戴，和普通村民的穿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一九七六年，他病后在德州住院，郭向杰带大女儿到医院看望他，并在医院门口与他合影留念。他和刘宝莲粗布鞋、粗布裤，上衣也是自家做的。这张照片郭向杰保存了四十多年，常常望照联想，叫孩子们好好向这个纯朴的家乡大爷学习，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本色。
1976年冬天，郭澄清在宁津县郭皋村的家中
在郭澄清身上，谈不上什么享受，他的全部精力，整个身心，都用在了创作与帮助别人上，他丝毫没有自己，他除了对老人的孝敬关照外，对自己的妻子、孩子也根本顾不上。孩子们都是散养的，自我成长的。
据他的孩子们说，他在老家写作的那几年，家几乎没有个家样，我们在外回到家，想跟父母坐下来说个话，拉拉家常都没有机会，只有过年初一吃顿饺子，算是了事，那种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家庭生活，说说笑笑的美满氛围，只是一种愿望，等到《大刀记》出版后，爸爸又成了残疾人，又带他到处看病治病。
郭澄清的四叔去世后，村民在给老人换衣服时，从他的旧衣里发现有一百多块钱，村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郭澄清和刘宝莲几年中给老人的零花钱，他们总怕老人缺着，断不了给个3元5块的，老人舍不得花，知道侄子侄媳生活节俭，所以留攒到100多元。那个年代100多元可不是个小数字，那是郭澄清刘宝莲两人合起来月工资的总额啊。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收入每天只能用分和角计算。老村支书郭金忠交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当年他当村党支部书记时的工作记录，其中有一页是1979年年终给村干部、生产队长和专职人员的年终奖金分配情况。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年终奖30元，副队长、会计、保管20元，其它专职人员5元，电工郭万成30元。郭澄清和刘宝莲几年中给四叔100多元零花钱，他是多么的孝道啊。
老烈属家是他常去的地方，老退伍军人是他最关心的人员，谁家孩子老人有病他都牵挂在心，安排诊治。他还把乳名叫狗儿、生活不能自理的郭德林送进养老院，使其老有所养。
他在老家三年创作，年年关注村里的生产和村民生活，给村干部提建议合并散块地，帮村里安电，买电视、拖拉机、化肥农药，帮助研究打深井、植树造林，并率先把自家的院落种上了一排排小树。
他还关心学校建设、副业生产、两湾养殖。老村党支部书记郭金忠在回忆中写到：全村1500多亩地，块块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
郭澄清在创作的征途上，坚忍不拔，力求完美，也确实获得了丰硕成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不关心自己的身体，春夏秋冬，生活太没有规律了，以至于严重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最后导致半身不遂，更增加了生命后13年的痛苦。
郭治明是他的邻居，也是他多年的保健医生。据他回忆，有一次郭澄清感冒发烧，体温到了39℃，在给他打针时，他一边欠着屁股，一边还在稿纸上写作，感动得治明流下了眼泪。
他喜欢抽烟，一颗接着一颗地抽，几乎根根相连，中间无断。这已成了他多年的习惯，也是为了创作提神。他爱喝浓茶，也是为了兴奋精神。
妻子刘宝莲小他六岁，是他的学生，而先于他去世一年，死于肺癌，终年才54岁，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他们长期吸烟或反复吸二手烟有关，当然这是后话。
郭澄清长期夜间写作，睡眠时间不足，白天与来人说话，耗费精力，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不休闲，不放松，所以文学界称郭澄清是保尔作家，父老乡亲说他是累死的，不是没有道理。文学界都说郭澄清不是在创作，而是在拼命。
他还有很多的烦心事，几个老人在跟前，老了事儿又多，也叫他挂心。几个儿子都大了，又得找工作，还有成家的大事得一件一件办，村集体、村民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找他，求他帮忙处理。
那些文学爱好者、各级领导、学生、亲友、同事，都来关心探望，他又是个爱面子的人，不见不好，见又耽误写作，左右两难。浩然创作《艳阳天》时，是躲在宁静的北京八大处作家创作基地，而郭澄清回到了生养地老家，回来了又走不了，躲不了，藏不了。
社会各界都知道他回老家写《大刀记》了，盼望着的，等着的，盯着的，使他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
文学界有的说他长篇不如短篇，长篇的前部好于后边，不无道理。他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写书，在心中装满杂事的情况下去完成他的大作，没法静心，旧事没处理完，新事又来了一大堆。
他把面子看得非常重，村民和邻里提出的任何一件小事，他都得有个回复，有个交待，人哪有那么多精力呀。
他的父亲郭芝堂又有个老脾气，也时而对他发号施令。郭澄清是个孝子，不得不听老子的话，碰到难办的事，有时头都大了。
他和妻子刘宝莲有时也吵嘴，有不同意见和见解，别人都知道闹别扭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两人从不说，也不能说，更没法说。村事、乡事、家务事，事事不大，但都是难事，烦心事。
对于回到家乡写《大刀记》，是好是坏，利还是不利，只有刘宝莲知道，只有郭澄清自己明白。
知情的村民说，郭澄清回来写书，困难真比办法多，压力更比动力大，他自己心中最有数。
我1973年和1975年两次从部队回家探亲，两次到他家，两次见到郭澄清，印象中他是在乱境中写书，整个家院就像天天忙事，这环境怎么能写书呢，怎么能静心构思呢，心静思路广，乱境难出章，这是我当时的感触。
1976年冬天，郭澄清在德州住院治疗，村民郭向杰等人来医院看望他，在医院门口合影。左起：郭向杰、郭澄清、郭治明、刘宝莲、郭澄清三儿子郭洪庆、郭澄清四儿子郭洪林，前小女孩为郭向杰女儿郭国峰
他的身体状况也差了，长期熬夜，吃饭不规律，哪能受得了，书写完了，人也累倒了，像长跑运动员，到终点了，人也站立不住了，一个道理。
后来，我给郭澄清上过三次坟，我总觉得他委托我说话，叫我写东西，说他在天堂很好，不那么累了，也不那么难了。
他的家族大都是长寿的，父亲和叔叔都活到八九十岁，而他只活到六十岁，比长辈们少活二三十年。生活条件好了，反而没能长寿。
郭澄清创作的《大刀记》1975年出版后，先后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加工成连环画、评书等，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与称赞。实现了他的初心愿望。
宁津县委县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与愿望，在宁津文化艺术中心专门设郭澄清《大刀记》纪念展室，供人们怀念敬仰。他的人格品德，他的精神境界，同他的作品一样，将永远留在世间，留在人们的心中，留在他的故乡郭皋村，成为鼓舞青年人，引领教育后辈人的生动教材与精神动力。
（本文于2017年11月24日完稿，2021年2月3日立春夜修订）
王有金，德州银行系统退休干部，1969年参军，原籍山东宁津县时集镇郭杲村，与《大刀记》作者郭澄清为同村人。
德州日报新媒体出品
编辑 ｜ 李玉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