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的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轱辘轱辘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蘸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儿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因难。”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摘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这时，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摘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快想法隐蔽起来!”

可是怕连累了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间变得严肃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街上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儿里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儿？”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翻了一阵，忽然一个家伙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拔着咸菜，问：“这咸菜是哪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嘛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別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这是我听到她最后的一句话。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

当天晚上，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

黄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在黃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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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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