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爷

□王立荣

前几天回娘家，我嘱咐哥哥说，大爷生前有一幅画像，是他在上海当兵临赴朝鲜战场时请人画的，应该作为传家宝收藏起来，把大爷的故事讲给下一代的孩子们听。

哥哥随即去了大爷那空无一人的家，画像仍在大爷的墙上挂着，哥哥将它带回家。

我仔细审视，画像里的大爷那时约摸二三十岁，英姿飒爽。

整个画像是黑白颜色的。大爷的军服板板正正，袄领严丝合缝，袄领的内侧两端都有约一指长半指宽的长方形标志。左边的口袋儿上方的压线处有一个标志，上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志的内侧，还有一个标志，上书“警备”，其中，备是繁体写的。大爷戴着大盖帽，特帅气，帽子正中间镶着五角星。侄子说，大爷的眼神儿和我有点儿像呢。我仔细看了看，果然这样。

大爷比较木讷，很少说话，他每天总是笑意盈盈，眼角嘴边都是慈祥，好像他从未经历过风雨，更没有经历过战争，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大爷其实命运挺坎坷的。

大娘死得早，过世时才30多岁，并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听说大娘和大爷领养了一个孩子，已经长到好几岁了，或许是因为大娘去世的原因吧，那个孩子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家。从此大爷孑然一身。

大爷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家乡的集市，每五天一个。每逢集日，大爷总会走着去赶集，又拖着满满的一大黑皮包水果回来。他并不先回家，而是直接上我们家，把各种水果分给我们吃，大爷买的面甜瓜，花皮儿的，又面又甜，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母亲是个极有善心的人。每逢过年过节，她总是说，你大爷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过年。不知道在屋里偷偷哭过多少次呢？提前把他叫咱家来吧。

平常的日子，我们总把各种好吃的给大爷送过去。炸的香椿、包的饺子，好吃的水果。大爷也不说话，总是笑眯眯地接过去，然后招呼我们喝凉粉，吃西瓜。大爷拌的凉粉，酸溜溜，辣滋滋，我们就在他家的大榆树底下吃凉粉，滑滑地吃到嘴里，好像我们吃的不是凉粉，而是开心和快乐。

我们上班后，大爷总是盼着我们回家。他总在村大街的墙根儿下穿着那件军绿色的大衣晒太阳。“大爷，快家来吧。”只要我们一招呼，大爷便远远地迎接我们，和我们一块儿吃饭，随我们一起喜怒哀乐。

小时候，看着大爷的画像，我总爱问:“大爷，这是你什么时候的照片儿呢？”大爷说:“这不是照片，这是画像。那时候我在上海当警卫员，抗美援朝时，我也去朝鲜了，这是去朝鲜之前的画像。”

“你也在朝鲜战场上打过仗吗？”我追问。“没有，我们乘火车刚到朝鲜，就说仗已经结束了。我们就又乘车返回来了。”大爷后来复员回乡当了农民。

我总觉得，当过兵的大爷就是和别人不太一样，有时候甚至有点傻。

大爷的傻，最典型的就是表现在交公粮上。

改革开放后，家家户户交公粮。

大爷没有车辆，没有干活儿的牲口。他也不求任何人。为了早交上公粮，他总是顶着毒辣辣的太阳，一个人去收割麦子。我心疼他，就悄悄地跟着他，帮他拉麦子。一个小推车上装了满满的麦子，大爷在后边推，我就拴上绳，帮大爷在前面拉。大爷穿一件白背心，脖子上搭一条湿毛巾，光光的头晒得都流油了。大爷不喊一声累，又一遍一遍地轧场。

在炎热的夏天，大爷一锨一锨的扬场，浮皮潦草、砖头瓦块、小土块，哪怕一丁点儿，大爷也要蹲下来，用手扒一扒，一次一次地捡出去。挑的时候，嘴角也总是笑眯眯的，总是那么耐心。好像他收拾的不是公粮，他在收拾一件心爱的宝贝。

后来我才明白，大爷交公粮，其实交的是一位军人火辣辣的爱国心呢。

大爷生前没吃过一粒药片。他活到84岁，无疾而终。去世前的那几年他总说，他的眼睛看到的到处都是水，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央求，他硬是不肯看医生。

大爷去世的时候是个冬天。他是穿着我给他买的羽绒服样子的棉袄和我给他买的黑条绒的棉鞋离开我们的。哥哥说，村里人都夸你呢。

大爷去世一个星期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大爷，挽着裤脚，腰上缠着红绸子，围着他新埋的坟一圈儿一圈儿的跳，很开心的样子。

大爷这是在告诉我，在天堂里很快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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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