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次交公粮
□邓吉收
近几年，一到麦收时节，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年家家户户争先恐后上交公粮的火爆场面。
时间回到40年前——上世纪80年代初的麦收时节，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前所未有调动起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粮食连年大丰收，农民喜上眉梢。农民丰收不忘国家，麦粒一旦晾晒好，就踊跃上交爱国粮，人们习惯称“公粮”。
这期间，我就亲身经历过这么一次。
那是1981年麦收季的尾声。一家人刚把麦粒晾晒透，村里的大喇叭就吆喝开来，提醒人们交公粮。还是父亲最有数，他说，早晚也得交，不如早交，早点交上心里就不挂念着它了。当天晚上，父亲对我说，明天咱爷儿俩一块去，天不亮咱就走。我正好也放了麦假。当晚，爷儿俩就把七八百斤小麦提前搬上地排车——满满当当的一整车，再备好牲口吃的草料、雨披和打气筒等，只等第二天一大早上路。
从我家到公社粮所有六七里的路程，全是土路。天晴还好说，只是颠簸得难受，若赶上阴雨天，麻烦可就大了。
第二天，外面还黑乎乎的，父亲就把我叫起来。爷儿俩匆忙扒拉两口饭，套上灰毛驴，就直奔粮所。父亲坐在地排车的前面，吆喝着毛驴，我则坐到了粮袋子上面。一路上，车子像喝醉了的酒鬼，摇摇晃晃，父亲反复叮嘱我，要坐稳，有几次，险些把我摔出去。
当东方地平线泛起鱼肚白时，我们就来到了粮所驻地。只见前面早已排起了前来交公粮的长长车队，一眼望不到头。父亲见状，让我先排上队，他上前面探听一下情况。好大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他说前面人特别多，估计要到中午才轮到咱。咋办？只有慢慢排队等候。
没过多久，我们的后面也接起了长龙。
当大火球弹出地平线，升至树梢时，开始收粮了。我们紧跟着前面交粮的队伍，蜗牛般地一点一点地向前蠕动着。大火球快要转到头顶时，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仍清晰记得，一个穿着制服的男验收员，右手拿着验收棒——那铁皮做成的验收棒可能是使用久了，已磨得亮闪闪的，像是三八大盖枪上的刺刀，只见他冲着地排车上的袋子挨个捅了个遍，有的袋子可能他还不放心，就连捅了好几次，每次都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每捅一次，他就把取出的麦粒倒入左手，然后放进嘴里咬一下，这一系列动作都是相当娴熟的，都是在眨眼间完成的。父亲在旁边赔着笑脸的同时，我分明观察到每次那验收棒捅进袋子里，父亲的面部表情就会瞬间抽搐一下，我想，那是父亲在担心小麦过不了关。
当验收员点头示意合格后，接下来就是上称称重。那时候，粮所还没有地磅，称重时，要将小麦从地排车上一袋袋搬到磅秤上。称过重后，再扛起一袋袋小麦倒入粮仓。
要扛起百十斤袋子上粮仓，那可真是个力气活。
那年我刚好18岁，自认为劲头十足，可父亲却说我气力还不够，为了安全，不让我扛。当我看到已年过半百的父亲，扛着百十来斤的袋子沿着狭长的“独木桥”似的木板梯子、艰难地爬向粮仓时，不知为啥，我心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酸楚。再看磅秤上那些袋子，心想，若这样下去，父亲还得来回跑五六趟才能完成。等父亲扛起第二袋子走开后，我实在坐不住了，索性也扛起了一袋子。当百十斤小麦扛上肩的一刹那，我眼前顿感一蒙，身子骨儿还觉得前后左右晃动了几下，旁边的人都劝我赶快放下，别逞强。此刻，我哪听进去他人的“闲言碎语”，一咬牙，蹒跚着小心翼翼地走向那“独木桥”。我前脚刚踏上那“独木桥”，也许是胆怯，也许是气力不支，腿突然发软，一下子趴在了那木板上……
人们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父亲这时也心急如焚地跑过来，一边擦拭着我额头上的汗珠，一边责怪我的鲁莽。还好，我只是额头上跌破了一层皮，起了一个大包，并无大碍。
这时的我，只能是乖乖地坐在一旁，眼看着父亲把剩下的麦子一袋袋扛完。这时候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民，勤劳质朴；还像是一位大将军，威武雄壮；更像是一个大力士，能撼动任何事物。
交完公粮，算完账，头顶上的大火球便开始散发出一天来最强的光和热。父亲气喘吁吁，即热又累，他那白色的背心全都湿透了，且紧紧地贴在了他的前心后背，头上豆大的汗珠，吧嗒吧嗒地滴在地上，那黝黑的肩膀也泛起了红色。他看了我一眼，顺手从裤兜里找出一张皱巴巴、潮乎乎的一角纸币钱，让我去买两根儿冰棍。
爷儿俩一人一块，一边慢慢地品尝着那凉飕飕、甜兮兮，既解渴，又解暑的冰棍，一边瞭望那熙熙攘攘正在排队的人群——即使现在回想起来，那冰棍实在是太好吃了。忽然，头顶掠过一片阴影，继而又刮来一阵风，人们在顿感凉爽的同时，人群中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不好，上来天了！”排队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爷儿俩赶紧整理好地排车，也来不及去小餐馆吃午饭，就踏上了回家的路。真乃是：夏日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当我们行驶到半路上时，榆钱般大的雨滴就随风而来，紧接着是更加密集的雨柱从天而降。父亲赶紧拿出备好的雨披——说是雨披，其实是一大片塑料布——罩在我们头上。只是那灰毛驴受委屈了，在倾盆大雨之中，吃力地拽着我们一扭一扭地艰难行驶。不知是路滑，还是毛驴没看清路，只听“哐当！”一声，连驴带车滑进路边的沟里，险些翻了车。我和父亲慌忙跳下车，冒着疯狂的雨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驴和车从沟里赶上来。
回到家后，那狼狈的样子可想而知。父亲来不及回到屋子换衣服、喘口气儿，赶紧卸下落汤鸡似的毛驴，牵到牲口棚，点起一堆柴火，给它暖身子。过了一会儿，那毛驴发出了“嗯啊！嗯啊！”叫声，继而又狠狠地打了几个响喷嚏，父亲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然后又上前抚摸了几下驴的额头，好像在说：“让你受委屈了！”也难怪，在那个年代，一头牲口干起活来常常能顶好几个人呢！
说起交公粮，我很佩服村里刘二爷和王三哥。刘二爷交公粮贪早，他为了不耽误白天干活，常常是捎着被褥半夜里就去排队；而王三哥则相反，他贪晚，往往是差不多最后去的，用他的话说，晚去一是不用排队，二来那麦粒也晾晒透了，不会再返工。
陪着父亲交公粮一事，虽已过去了40多年，每每回想起来却如在眼前。那也是我唯一一次经历交公粮。
2006年，国家正式宣布将全部免除农民的“皇粮国税”，从此，交公粮成为了历史。这对千百年来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当然，像现在的麦收全是机械化了，农民好像当起了甩手掌柜，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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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玉友
审核｜冯光华 终审｜尹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