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八一”军旗红

——军营记忆

□刘庆民

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东去的流水，匆忙而不能往返。如果在人生的长河中，有几朵军营的浪花，记忆就会变得有几分光彩。我的人生中有16个春秋是在军营中度过的。现在虽然早已脱下那身心爱的军装，但每逢“八一”建军节，我总会想起在军营里那些难忘的岁月，眼前又会浮现出那面迎风猎猎的鲜红的“八一”军旗。

赣江滔滔军旗红

1968年夏天，江西境内连降暴雨，赣江水位急剧上涨，到7月初，赣江南昌段洪水滔滔，风急浪高，“啪啪”地拍打着堤岸，随时都有决口的危险。

抚河告急！赣江告急！

江西抗洪抢险指挥部向驻南昌地区人民解放军求援，当时驻守南昌的是济南军区某部。部队受领任务后迅速集结出发。我当时在这支部队的红四连二班当战士，入伍还不到半年，这也是我当兵后遇到的第一次抗洪抢险任务。红四连连长张忠武、指导员曾宪禹对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张连长在整装待发的队伍前高声动员：“我们连的任务是到南昌县蒋家巷公社保卫赣江大堤。”指导员说：“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发挥模范作用，保证人在大堤在。”连长一声令下，部队跑步行军，到赣江边迅速乘船向目的地进发。船在江面上一上一下颠簸着，我们这些北方来的 “旱鸭子”一会儿就被颠晕了，有的战士开始呕吐。等到达蒋家巷大堤险段时，战士们迅速地跳下船，在江边的大堤上集合。

这时，我们的师长马志荣已先期到达，他带领着师机关的几个参谋干事，正在观察着水情。等我们列队结束，马志荣师长亲自动员。这位身经百战的战将，解放战争时期曾是刘邓大军的营长。这时他目光坚毅，大手在空中挥舞着说：“同志们，赣江全线告急，你们的脚下是全线最危险的地段，江水已开始漫堤，堤外已有泡泉。赣江如果决口，几十万亩良田将全部被淹，南昌市也将受到洪水的包围。我把你们红四连放到这里，你们的任务就是保证蒋家巷段不决口，要人在大堤在，有没有信心！”“有！”全连官兵齐声回答。这喊声压过千顷波，这喊声盖过万重浪。

为了保证大堤的安全，全连官兵食宿在大堤上。这时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已全部撤离，只留下青壮年劳动力配合部队抗洪。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挑土筑堤，要从堤外用畚箕把土挑到大堤上，在大堤上筑起一道子堤。这畚箕是用竹篾子编成的，形状类似于北方的簸箕，用绳子串起来，一条竹子扁担挑起两畚箕泥土，足有百十斤重，然后从堤下挑到堤上。几趟下来我的肩膀就被压肿了，说实话，我在家一直读书，没干过重活，这挑担子的活更没碰过。一上午下来，肩膀火辣辣的痛。7月份骄阳似火，气温都在40℃以上，南昌这地方暑期不但炎热，而且没有一丝风，人就像在火里烤一样。到了下午，我就有些气力不支了，两手托着扁担，咬着牙坚持。当抬头望见插在大堤上的那面鲜艳的军旗，精神就抖擞起来。第一天下来，我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一样，用手在肩膀上一摸就脱下了一层皮，滋滋啦啦地钻心痛。可看到军帽上的那颗红五星，军装上的那两个红领章，就一声不吭地坚持下来。

夜幕降临了，远远望去，赣江中间好像起了鱼的脊梁背，看着脚下漫上来的江水，说实话心里真有些害怕，毕竟是新兵，从没见过这阵势。这时，连长、指导员陪着团首长到各班排看望大家，首长们说：“同志们辛苦了，咱们要发挥红军的光荣传统，爬雪山、过草地都不怕。眼前这点困难算什么，我们要让军旗永远在江堤上飘扬！”夜深了，轮到我和班长刘寿芝两个人到大堤上巡逻。我困得睁不开眼，从地上爬起来，迷迷糊糊地背上枪跟着班长就去巡逻了。班长刘寿芝1965年入伍，山东昌乐人，昌乐这地方盛产烟叶，班长吸烟是自己卷的“喇叭烟”，从来不抽烟卷。班长说吸烟有精神，他先卷了一支递给我，自己又卷了一支，点上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长长的一缕烟柱，我也学着班长的样子吸了一口，呛得立刻咳嗽起来，班长说小口吸，慢慢地吐，这支“喇叭烟”呛得我两眼浸出了泪花，赶走了睡意。我和班长在江堤上慢慢地走着，警惕地察看着江水的微小变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哗哗”的江水声真有些瘆人。班长对我说：“小刘啊，像执行这种任务，对我们当兵的来说是家常便饭，你刚刚当兵，今后锻炼锻炼就好了。”在巡逻回来的路上，我不知道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趴在地上就想睡，班长赶紧拉起我，说：“这时千万不能犯困，要睁大眼睛，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就这样，我们红四连在赣江大堤上奋战整整两个星期，我的肩膀上一天脱一层皮，血淋淋的鲜肉粘住了衣服，可是我咬牙坚持住了。洪水退下去了，乡亲们返回了家园，村里的群众自发地杀猪煮肉，端着香喷喷的红烧肉，还有刚刚煮熟的玉米送到了连队，一勺勺盛进战士的碗里，刚刚出锅的红皮鸡蛋塞进了战士的挎包里。村里的青年们燃起了鞭炮，敲起了锣鼓，庆祝军民团结抗洪抢险的胜利，分享军民鱼水情的喜悦。只见那杆鲜红的军旗牢牢的插在赣江大堤上，迎风猎猎，高高飘扬。

战士野营到井冈

1969年7月，师炮兵团组织到井冈山野营拉练，师司、政机关组成联合工作组随炮团行动。我作为师工作组的一员，被分配到炮团三营九连。我所在的这个师当时是全国的值班师之一，从1966年受命入赣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同时入赣的还有广州军区121师，这个师也是支英雄部队，其中“塔山英雄团”“黑山英雄团”“大石桥英雄团”等都在这支部队，还有南京军区的“叶挺独立团”。你仅看这些英雄称号就可以窥见入赣部队的分量。师炮团因是重装备，到1968年5月才从山东来到江西。这次炮团到井冈山野营拉练也有点给他们“补课”的意思，主要的是让他们尽快熟悉在江南水网地带重装备的行动情况，更重要的是到中国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来到九连，第一个认识的是周连长，他是山东聊城人，1960年入伍。他见我穿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军装和军帽，以为我是个老兵。我告诉他我是德州平原人，是1968年入伍的新兵，他瞪大了眼睛问我：“你怎么穿这么一身”？我告诉他草绿色的新军装让老兵换去了。他换了口气问我，“平原有我一个战友叫赵立清，是九连的文书，前几年复原回乡了，不知你是否认识？”巧了，赵立清复员后又复学到平原一中读书，分在了我们班，后来考取了平原师范。这一拉一说，我很快和周连长熟悉起来，为我们在连队的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从南昌步校出发到井冈山，全部是摩托化开进，拖着大炮的汽车拉成了一条长龙。当时的道路基本上都是沙石路，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一天下来，浑身上下全是尘土。部队拉练的第一个驻训点是永新县，在这里主要是学习“三湾改编”的光荣传统。

永新县的三湾村在一个群山环抱的山沟里，它地处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莲花、茶陵、永新、宁冈四县的交界地。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我背着挎包，怀揣着采访本，和九连的官兵徒步来到三湾村那棵大枫树下，听当地的革命老人讲述当年“三湾改编”的真实场景。在这些革命老人满怀深情的讲述里，我们知道了当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的不足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当时部队没有建立基层组织，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进部队存在的问题，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而且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主张，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经过毛泽东列举大量事实进行耐心解释，在微弱的油灯下，一直讨论到天亮。在三湾村大枫树坪下，毛泽东站在集合起来的部队面前，宣布了“三湾改编”的三项决定：第一，整编部队，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两个营十个连，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从而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第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破除旧军队雇佣关系，并初步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随即，部队开始整编。我边听边记边思考，从“三湾改编”到现在，因为有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有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保证，我们这支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是我上井冈山的第一个重大收获。

五百里井冈，茂林修竹，顺着依旧坑洼不平的盘山公路，野营拉练的部队从三湾向井冈山腹地茨坪进发。在茅坪，我们参观了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的旧居和众多革命旧址。特别是在那座“八角楼”里，在井冈山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毛泽东曾经在这里居住和办公，凝望着面前那盏小油灯，我思绪万千，就是在这盏油灯下，毛主席曾经写下了光辉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黄洋界，我们亲身体验了地势的雄伟险峻，山势巍峨。1928年8月30日，在这里曾经发生过著名黄洋界保卫战。在黄洋界哨口，我的耳畔仿佛又听到了当年那隆隆的炮声。在从宁冈通往井冈山的山道上，我们仿佛用看到了朱德同红军战士一起挑粮的情景，在大小五井，到处传颂着红军当年的故事。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受教育，红色基因在炮团的每个指战员的心中生根发芽。

1970年8月，我随江西省军区新闻代表团再次来到井冈山参加全省新闻工作会议时，和我同行的战友、著名诗人邢书第在车到黄洋界的时候，诗兴大发，他不顾汽车的颠簸，从座位站起来，用带着浓浓的山东莱阳腔的普通话给全车的同志朗诵了他即兴创作的一首诗《战士野营到井冈》，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几句，“麻绳小道缠山梁，战士野营到井冈，拍一拍钢枪大声喊：你好！雄伟挺拔的井冈山。”

我想，这是战士们最亲切的心声。

“红星照我去战斗”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一首插曲，他那优美抒情的旋律，那动人心弦的歌词，伴随着几代人的脚步传唱到大江南北。想起当年我采访某部六连协助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情景，至今心情依然激动不已。

1973年8月，我所在部队驻江西景德镇市的二营六连，接到了上级下达的一项任务，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闪闪的红星》。接到任务后，六连指导员张仕宏对全连进行了动员，全连干部战士群情振奋，大家表示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许多同志还向党支部写了决心书，特别是一些新战士感到协助拍电影很新奇，生怕落下自己。

电影《闪闪的红星》是根据济南军区创作室作家李心田的小说改编的儿童体裁电影。导演是八一厂著名导演李俊，剧中的主要演员潘冬子由10岁的祝新运扮演，冬子妈由八一厂的李雪红扮演，胡汉三的扮演者是著名电影演员刘江。看到刘江，干部战士们自然想起了“高，实在是高！”那句经典的台词，不禁哑然失笑。剧组1973年9月来到景德镇，外景拍摄地就选在了距景德镇20公里左右的鹅湖。第一次外景拍摄到11月份结束。1974年3月，剧组又二下鹅湖外景地，又拍了两个月。在前后5个多月的拍摄时间里，六连的干部战士和剧组的同志们都混熟了，对《闪闪的红》电影剧本的内容也很熟悉了。

在我采访的时候，六连的干部战士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也讲了他们受到教育后的实际行动。祝新运演潘冬子的时候才10岁，不太会演戏。有一天在拍摄冬子妈为掩护群众撤退被胡汉三还乡团烧死在破草房的一场戏时，剧本要求潘冬子要眼望着熊熊大火，强忍着悲痛、流着眼泪试图冲回去救妈妈。李俊导演在给祝新运说完戏，摸着小家伙的头说：“冬子，咱们可以开始吧？”祝新运点点头。拍摄开始了，可祝新运怎么也流不下眼泪。一位姓帅的演员拉着祝新运说了很多启发他的话，说着说着自己先哭了，可祝新运不但没哭，反而笑了起来。李俊导演虎着脸生气地说：“你看，阿姨都感动哭了，你还笑，好好演，再不好好演那可不行。”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冬子，北京来电报了，说你妈死了！”祝新运愣了一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从这个演员的怀里挣扎着往外跑。拍摄一次通过，拍完这个镜头，伯伯阿姨们告诉他，“刚刚骗你的，你妈好好的。”

在协助拍摄过程中，六连的干部战士多是帮剧组搬道具，做些服务性工作，同时也扮演一些红军、白军和群众演员。有一场戏是白军追赶红军时，从一座很窄的木桥上通过，红军突然炸断了木桥，扮演白军的战士要从桥上摔倒桥下的水里。导演组的同志考虑到战士们的身体情况，打算另外聘请专业演员来拍摄这个镜头。战士们知道后纷纷要求自己上。在实地拍摄的时候，战士们动作逼真，不怕危险，从几米高的断桥上先后有三四个战士摔到水里，其中有一个战士为此摔伤了腰，导演组的领导们非常感动，拍摄一次通过。之后，导演组向部队领导反映情况，表示感谢，要求给这个战士记功。在第二次外景拍摄的时候，战士们除了协助拍电影，还要搞好军事训练，管好连队的农副业生产。这时正赶上景德镇地区天气大旱，稻田急需灌水。六连的稻田在水源地上游，老百姓的地在下游。战士们看到拍摄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冬子妈入党后对冬子说：“妈是党的人了，不能让群众吃亏。”六连的战士们说：“咱们是党和人民的军队，办事不能让群众吃亏。”他们打开渠口让水汩汩的先流进群众的稻田，等群众的稻田浇完了，再浇连队的稻田。老百姓感动地说：“六连就像当年的红军一样，事事先想着老百姓。”我把在六连采访得来的故事写成了一篇通讯，题目是“红星闪闪照征途——记协助拍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某部六连”，福州军区前线报为这篇通讯配了两幅插图，刊登了一个版面。

1974年9月，电影《闪闪的红星》制作完成，10月1日后在全国上映。9月下旬，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同志和剧组部分演员携带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拷贝，从北京专程来到江西南昌，在江西农学院（当时部队机关临时驻地）大操场上举行了《闪闪的红星》首映式，对某部协助拍摄表示感谢。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一首首优美的插曲划破寂静的夜空在营房上空久久地回荡。

整党整风受教育

1975年3月，我所在的部队调防来到福建前线，师部驻地在宁德地区的某营房。这是1962年战备时的闽北指挥部。离开繁华的都市，开进偏僻的山沟。按照当时福州军区和军里的安排，从6月份开始，师党委带师机关进行为期两个半月的整党整风。

这次整党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整顿部队在“文革”中受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影响造成的政治思想混乱，作风纪律涣散、军事训练质量下降等大问题。军区和军组成了26人的工作组，正副组长分别由福州军区政治部庄正副主任和军党委副书记、军长田世兴担任，军区和军司、政、后机关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在政治学习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工作组按照事先梳理出来的11个重大问题，逐个进行调查处理。当时我在师政治部室宣传科当干事，同时担任宣传科党小组长。这次整党整风强调由各级党组织领导，宣传科的政治学习和作风整顿由党小组负责。这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严肃认真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活动。

在进入说明问题的阶段，在全师梳理的11个重大问题中，其中涉及宣传科的有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前一阶段是谁起草电报勒令军区《前线报》停刊？这一天田世兴军长带领工作组的9位同志来宣传科听取情况。田军长是1938年入伍的老同志，解放战争中济南战役时他担任主攻部队的团长，在战斗中一只眼睛被打伤，只剩下一只眼睛，战斗结束后他率领的这个团被上级命名为“济团第二团”。他伤愈后，就配了一副墨镜，常年戴着。“文革”中被迫害到农场劳动，落实政策后到新组建的福州军区29军担任军长。这次他亲自率工作组到我们宣传科听取情况，说明涉及到我们科的情况有点严重。在人员到齐后，我请示军长是否可以开始。军长先问我叫什么？哪里人，今年多大年龄，哪一年入伍，现在是什么职务，然后说开始。我按着工作组提出的要求，请大家把上边这个问题说清楚。我先请宣传科的刘科长讲讲情况，科长很不高兴，反问我：“当时你是科里的新闻干事，给军区发电报让《前线报》停刊，你应该最清楚。”我说：“科长，电报确实不是我起草的，也不是我们发的，谁起草的我不清楚。”科长进一步逼问我：“你是新闻干事，你不清楚谁清楚？”实际上这件事科长是知道的，可他为什么非逼着我说，我真弄不明白。这时田军长摘下墨镜面对着我说：“到底怎么回事？”这等于把我逼到了死角里，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于是我对军长说：“请你们等一下，我去拿个材料。”这时会议的气氛快要凝固了。

我的宿舍就在办公楼宣传科的同一层楼上，我到宿舍里找出一本硬壳的黑色的电话记录本，忽忽的赶到科里的会议室，当着军长和全体同志的面说：“这是当时我们的一本电话记录本。”我打开后有几页是用订书机订在了一起。我起开订书钉，翻到当时的一个电话记录，我对大家说：“这是当时的电话原始记录，当时师办公室一位干事给我们打电话，要我们起草一份给福州军区的电报稿，内容是勒令《前线报》停刊。我们回答，我们不知道前线报有什么错误，我们也不会写电报，这个电报稿我们不能起草。对方恶狠狠地说，早就知道你们是这种观点，说完就摔了电话。我感到事关重大，将来万一查起来怕说不清楚，所以就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当我把当时的电话记录读完以后，说：“至于是谁起草的电报，是谁发的，电报是什么内容，我确实不清楚。”

听完我的汇报，科长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田军长却高兴地说：“你这个小子觉悟还挺高，能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我回答：“军长，不是觉悟高，因为我们是搞新闻报道的，必须经常的和报社联系，搞好关系，我们确实不知道报社有什么错误。”军长说：“好了，这个问题，你说清楚了，没你的事了。”接着对科长说：“电报是谁起草的一定要查清楚。听说你们政治部还给这个起草电报的人记了三等功，不算数的，要从档案里拿掉。”军长这样一说，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了。通过这件事，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几天后，把我抽调到整党整风办公室，负责记录整理师党委会整党的材料。在师党委（扩大）民主生活会上，与会同志每人至少要给师党委提一条意见，而且要指名道姓，具体实在。民主生活会开了三天，每个人都发了言，提出不少尖锐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有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师司令部副参谋长发言，他个子不高，黑乎乎的，声音却很高。他说：“我给师党委提条意见，师党委干部路线有问题，有的干部像神经病一样，半夜爬起来说，‘吹一声哨，桃花都开了’，这种干部还提拔。”田军长挥挥手打断他说：“你这条意见提得不对，你说的那是诗，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有文化的干部我们是非常需要的，战争年代条件异常艰苦，写稿子还奖励小米呢！这样的干部干得好一样提拔。同时我们的干部也要学好文化，学好科技，才能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嘛！”这位副参谋长马上站起来说：“军长说的对，我没文化，瞎说，就这么一条意见，还提错了，没了。”说得大家都笑了。几天来的严肃气氛稍微轻松了一下。

二个半月的整党整风结束了，我的心灵又受到了一次洗礼。我们这支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党委只要能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的改正错误，不断地战胜自己，我们这支军队就会无往而不胜，我们的军旗就会更加鲜艳。

“今天我值班”

“叮铃铃……”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沉思中吵醒，这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我拿起电话问：“喂，请问哪位？”“我是主任，刚才军区政治部的电话怎么打到我家里？今天谁值班？”

“今天我值班”，我报上名字时，主任的口气缓和了许多。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位很负责任的干部，至于军区政治部的电话为什么打到军政治部主任家里，我确实不清楚。主任指示让我马上打电话到军区政治部，问清有什么重要事情。

“是。”我答应后，马上把电话要到福州军区政治部值班室。我问有什么指示，对方说：“明天上午九点，军区派直升飞机到你们军部送文件，请你们准备接机。”我问什么内容，对方说不清楚，并指示说，驻闽东地区的陆海空军就只有这一份文件，指示了传达的顺序和时间要求。我立即向主任报告了上述内容，主任指示我马上向军长、政委做了报告。

根据军首长的指示，由我负责向我军所属各师和代管的守备师下达电话命令。当时的通信设备还比较落后，我们军所属各部队住得很分散，包括福建泉州、晋江、长乐、连江、三山、江西的上饶等地。军总机把各部队要齐后已是凌晨三点多钟，我点完名后下达了军政治部的指示。不长时间，主任又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接文件的人员就是你和保密员小戴，不另换人了。”我回答：“是。”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上午8时30分，我和保密员开车去了军部大操场，不一会儿，军区的直升飞机就降落在大操场上。军区的同志交代完文件，飞机就开走了，我和保密员把文件送到政治部保密室，并请主任到保密室，由保密员当场剪开文件袋，一看文件的标题着实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达的边疆保卫战的命令。

军党委上10点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将中央文件传到师一级干部，中午12时前传达到团以上干部，晚6时前传达到部队基层连队。在文件传达后，我们部队马上进入战备状态，部队干部停止休假，召回营外人员，机关组成工作组深入作战部队进行战前动员和战前练兵。保卫处长韩道镇同志和我组成一个组，到驻江西上饶某部二连跟班蹲点，并负责总结该团在战前练兵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在此期间，我们这支部队先后成建制的抽调建制班、建制连配属到一线作战部队，并且抽调某师连以上主官军事干部分别编入前线部队所属的师、团、营、连相应的岗位，随作战部队一起行动。

虽然我没能参战，但这次确实是在实战背景下的训练和战前准备，也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特别是战斗打响的前夜我负责军政治部的值班工作，也是我军旅生涯中难得的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