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安军
德州市陵城区滋镇，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中共渤海二地委机关所在地。沿滋镇街往西大约2.5公里，有一个村叫三洄河村，原本只是鲁西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小村庄。这里民风淳朴，村民勤劳，在革命时期，村民们挖地道、除奸特、救伤员、供补给，成了远近闻名的堡垒村，被誉为“小莫斯科”。为当时陵县（陵城区设区前的名字）乃至整个鲁北的抗战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王士英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原名魏立勋，字汉杰，1924年10月出生，1939年9月入党，在本县及临邑、济阳发展党员，发动群众，组织抗战，1949年3月南下，先后担任浙江新昌县第一任县长、浙江工业干部学校校长、南京电力专科学校校长、南京无线电工业学院党委书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校长、党委书记，1979年筹建杭州电子工业学院（2002年改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并任党委书记，1985年离休，2012年3月病逝。
扮“羊倌”，秘密参加党组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悍然向北平西南部的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还击，由此揭开了全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7月中旬，山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具体讨论布置在山东全省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等问题。省委对战争形势作了分析，部署各地区以党的组织为核心，以民先队、救国会等成员为骨干，收集民间枪支，广泛动员民众，配备干部，筹备给养，准备抗战。 10月3日，日军侵占德州，开始了惨绝人寰扫荡和清剿，推行烧光、抢光、杀光政策，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仅14岁的魏立勋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兽行，在亲戚和周边进步青年的影响下，走上了报国救民的道路。
1939年6月，魏立勋经王洪开村的杨一枝（原名王德振）介绍，认识了时任中共冀鲁边区二地委陵县四区（滋镇区）区委书记的李晓瑞，并被推荐入党。李晓瑞先是介绍他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类似现在的共青团），提议推选为滋镇区三洄河村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给他看《论持久战》《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书籍。并经常向他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指导如何在青年中组织、宣传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9月，魏立勋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在李晓瑞的帮助下，建立了三洄河村党支部，发展了魏乃德、魏立全、魏山阁、魏立吉等人入党。
1940年3月，魏立勋调任中共陵县四区洄河乡中心支部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党总支）。中心支部下属三洄河村、张有道村、赵家屯村、刘鸭子村、高家村共五个支部和两个尚未建立支部村庄的单线党员，公开职务是洄河乡抗日自卫队教导员。由于八路军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大大震慑了敌人，日本侵略军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扫荡”和封锁，1941年初夏，县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准备迎接最艰苦的斗争环境实行隐蔽政策的决定。规定我党干部不要再兼任公开职务，最好从事社会职业，以掩护自己长期为党工作。 1942年，魏立勋辞去了乡抗日自卫队教导员的职务，化名王士英，并买了几只羊，当起了“羊倌”，从事着秘密的工作，在自己普通的岗位上做着党的眼睛和耳朵。那一段时间，三洄河村、张有道村、赵家屯村、刘鸭子村、高家村的很多村干部，都和他相处得非常热和，他白天放羊，观察地形，搜集各种情况，晚上就在各个村子里串门儿，向他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和老乡们拉家常，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活动。
之后他多次被组织调任新的岗位，1948年8月出任中共济阳县委宣传部长。
娘通达，鼓励南下送银元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作出抽调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的战略决策。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渤海区党委要求各地县委都要配备两套领导班子，包括县委、县政府、县大队以及县级各民运团体、各区委的班子。一套留当地坚持工作，一套随军南下。身为济阳县委宣传部长的王士英积极报名，成为130名南下干部之一。
1949年春节刚过，县里给每个同志3天时间，向家里人告别。这一别，要到哪里去？去多长时间？路有多远？什么时间能回家？在回家路上，他脑子里想了很多很多，盘算着如何安慰母亲。王士英的父亲去世的早，自幼和母亲相依为命。记得1942年，党组织调他到陵县二区（神头区）当区委书记时，母亲曾大哭了一场。现在，又要到千里之外战火纷飞的江南去，她老人家能想得通吗？
回家后，王士英给娘磕了个头。跟娘汇报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又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讲起，说到江南人民盼望解放军过江。母亲反问道：“你是不是也要南下？”王士英支吾半天一时竟无从回答。忠孝两难全哪！半天，母亲说：“咱院里（魏氏族院）你立森哥昨天回来了，他说了要南下，你大娘为这事哭得大泪小道的。听说东院里芳亭也要南下，我就想到你也会南下。 ”王士英搓着手，“娘，你要是舍不得儿去，咱再向组织要求要求。 ”“咱不去，谁去呀！你是党培养的干部，应该做大事。”随后士英娘拿出了一件新棉大衣和一个红布包，递给王士英。“这是我用刚织出的布给你做的棉大衣，还有一块银元，是土改时分的，娘没舍得花，你就带上吧。”娘说着，眼泪扑簌簌的掉下来，母子们抱在一起。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景。
1949年3月1日，王士英踏上了随军南下的征程，以步行、坐敞篷火车、乘汽车、渡轮船等方式，经过2个多月的奔波，于5月初来到了千里之外，当时仍战火纷飞的江南。 1949年5月3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兼省长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带队负责人会议，介绍了浙江基本情况和接管任务，决定由王士英率领济阳、乐陵等30位南下干部，经绍兴转到余姚，与四明山区干部王超、吕平会合接管新昌县，组成了新昌县委会和新昌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王士英任中共新昌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兼新昌县县长。这一年，他才25岁。
王士英等南下干部克服语言不通及对当地历史与现状不熟悉的困难，尊重并团结当地同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为清剿残匪、巩固政权、开展土改等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王士英称新昌是他的第二故乡。
入杏坛，引得元首来参观
1952年5月，王士英奉调浙江工业干部学校任校长，从此成为我国技术教育事业的一位坚强战士，并为其作出了毕生的奉献。几十年来，他先后担任校长、党委书记的五所学校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技术专业学校，为我国的工业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文武结合具有很强开拓能力的技术人才。
1952年，正处在全国人民对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满怀憧憬、满怀希望、激情满怀的热烈期待之中。为了迎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王士英以而立之年的勃勃英气，团结了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教职员工，使学校的教学、改革等工作得到全面蓬勃的发展。
以浙江工业干部学校为“母体”的多个新型学校不断派生。 1952年秋，将土木科划出来，单独成立杭州土木工程学校，不久该校划归交通部领导，一部分迁上海，成为上海建筑材料工业学校，后改为上海建筑材料工程学院。一部分迁南京航务工程学校。将纺织科划出成立浙江纺织工业学校，后几经改变成为浙江丝绸工学院的前身。其余机械、电机、化工仍在原址，改为杭州工业学校，王士英任校长。 1953年初，杭州工业学校又作了调整，将化工科与温州高工的化工科和苏州高工的化工科合并成立杭州化工学校，直属中央化工部领导，不久该校迁衢州，成为衢州化工学院，也即浙江工学院的前身。机械科、电机科则划归当时的燃料工业部，成立杭州水力发电学校，王士英仍任校长。
步入杏坛以来，王士英一直没有离开电子科技领域。1956年3月调任南京电力专科学校校长；1960年3月调任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党委书记；1965年6月调任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校长、党委书记；1979年，王士英又戏剧性地回到了他亲手建造的原杭州水力发电学校校址，筹办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980年5月学院成立，王士英任党委书记，直至1985年离休。
在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任职期间，王士英接待了各国驻华使节代表团、日本及欧洲的教育代表团、青年代表团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团。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12月，深受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到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参观。
原来，西哈努克亲王意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中国学习锻炼，尤其希望最小的儿子凯玛努拉克“进入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手艺”。周总理再三权衡，深思熟虑，当时的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进入了备选名单。首先无线电技术在上世纪60年代是最新技术，王子如果能成为一名无线电方面的技能人才，对柬埔寨国家建设能有帮助；同时当年的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不仅是国内名校，而且是国内中专校中能被国际认可学历的仅有的两所学校之一，所以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自然成为了王子未来学习不二的选择。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西哈努克访问中国期间，周总理专程安排了他参访未来王子上学的学校。
王士英全程陪同，并代表学校将学生实习装配的一部收音机赠送给西哈努克亲王。周总理还亲切地询问了学校的工作情况，作了重要指示，特别强调要减少教师的非业务活动，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要关心师生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