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上不了情

□张庆林

上世纪50年代初，我才七八岁，刚上小学。秋天，在阴雨连绵的夜里，我们一家人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在稀里哗啦地雨声中，仔细听了听才听清楚，是在大运河上防汛的父亲回来了。他跑了一夜的路，足足有50多华里，虽然身上披着雨布，但全身上下还是被雨水浇了个透。母亲赶紧招呼父亲换下湿衣服，给他喝了一碗热开水，待气喘吁吁的父亲稳住了神，才敢问他是怎么回事。只见父亲仍然呆呆的，心神不定地说：半夜里，只听见大堤上一片呼喊声——运河决堤了，运河决堤了！河堤上防汛的人群瞬间大乱，有的往堤上跑，有的往家跑。我便跟着往家跑的人群，慌里慌张地跑了回来。我趴在被窝里，听了父亲的话，禁不住童年的好奇心，想问而又没敢问，心里想:大运河啥样?决了堤啥样?长大了，我也要去看看大运河。

后来，我听说那次运河决堤是在河的西堤，咆哮的洪水顺势而下，向西涌去，淹没了不少村庄和良田。

我同村的一个舅母娘家在运河边上，听她说，那时，运河的水年年满满的，南来北往的船只，川流不息。油坊村的码头上，乘船、装船、卸船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一片紧张繁忙景象。舅母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北京城的大青砖，还是从油坊码头上运去的哩。说话时，舅母的脸上绽现出一副自豪感。可是，舅母突然变了脸色，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住在运河边上，也常常为大运河洪水泛滥发愁。每年夏天、秋天，一到行洪泄洪的日子，运河的水可凶了，携着泥沙、树木、牲畜嗷嗷地向下流，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可怕呵……从那以后，我更感到大运河的神秘。

1963年，我读初中了，周末回家拿东西，吃午饭的时候，看见饭桌上少了大弟庆华，便问母亲：“庆华怎么没来吃饭？”母亲看了看我，想说又不愿意说的告诉我：“你弟弟跟着队里的民兵，去运河防汛了……”说着说着，母亲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那年，弟弟才刚满16岁，还不够上河的年龄，按规定，他是不应该上河防汛的。可是，弟弟出于对运河的好奇，当然，也是为填饱肚子，哭着闹着要上河。母亲看着弟弟那坚决的神情，十分不情愿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当队长的舅舅，经不住弟弟的软磨硬缠，又无奈于我那当妇女队长母亲的劝说，便答应了弟弟的请求。

我想，弟弟之所以执意去大运河防汛，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防汛能够吃饱饭，还能省下家里的粮食。二是我们家，虽然离大运河不很远，只有40多华里，但是，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生活不富裕、村里连辆自行车都没有的年代，没有谁能够去看看大运河的样子。弟弟要求去防汛，也只不过是去凑个热闹罢了。其实，抢险防汛、护堤保河，绝不是弟弟想的那么天真，而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大事。在饭桌上，我听了母亲的话，心里着实替弟弟担心。

防汛结束后，弟弟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里，我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了下来。我听说，弟弟在河上表现很好，不但干活麻利，而且危险的关头总是冲到前头。俗话说，少年出英雄。我真为我那16岁的弟弟感到骄傲。

1986年的冬天，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从栾庄乡政府调到郑保屯镇政府工作。事隔30多年，我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运河畔，站在了大运河高高的堤坝上。

大运河，再也不像我儿时憧憬的那样：湍急的水流，繁忙的码头，川流不息的船只，如今的大运河边上，也不见那忙忙碌碌，以河为生的人们。

大运河的大堤，经过拓宽、加高、加固，有10多米高，堤宽七八米，大堤上修筑了宽宽的行车道，堤下是一片平整、广阔、肥沃的河滩地，地里长着茂盛的庄稼。河滩地下是河道，河里的水很少，已经不能行船。油坊大码头也没了往日的繁华，只剩下了官方行政通商的地名和民间的店铺名称。

河道虽然又宽又深，但河里的水却像一条小溪，缓缓地流淌着。千年大运河畔的人们，也在历史的变迁中，渐渐地淡忘了大运河的往事，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的仅是大运河通航时，一些点点滴滴的记忆。

郑保屯镇南口、北口这两个坐落在大运河堤下村庄，只有六个生产小队，总人口七八百人，在历史长河中，它确确实实是运河边上一颗灿烂的明珠。它曾是夏津县运河口岸的一个大码头，同运河西岸的码头，同称油坊。据说那时候，运河航运很发达，大大小小，南来北往，运粮的、运瓷器的、运布匹百货的货船，络绎不绝。码头上装船卸货的，人喊马叫，十分繁忙。码头毗邻村庄的百姓，经商的、开作坊的、跑船的，百业兴旺，十分繁忙。因此，解放后，河边的码头南口、北口村，依然保留着大运河通航时的身影。这里仍保留着交通运输管理所、粮所、车管所、供销合作社等集市办公场所。这些场所，之所以长期保留在这里，不能不说是和过去曾经繁华的大运河通商口岸有关。

我和大运河有缘，不仅是因为我在大运河畔生活工作了5年。我的父亲、弟弟都参加过大运河防汛抢险，还因为我离开郑保屯镇的5年后，也参加了大运河的抢险防汛工作。

1996年，漳卫运河流域暴雨成灾，运河洪水暴涨，水位直逼大堤顶部，随时都有溃堤决口的危险。沿河村庄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夏津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漳卫运河抗洪救灾指挥部，动员组织全县干部群众，组织一切人力物力，确保运河大堤的安全。当时，夏津县内涝情况也十分严重，尤其是新盛店镇低洼地、雷集镇四于大洼、白马湖大洼等灾情较重，急需组织当地干部、群众抗涝救灾。作为县农委主任的我，正在组织受灾群众抗灾救灾时，县政府突然下发了一道紧急通知，命令我等一行8人立即出发，驰援大运河，保堤抗洪。

大运河里，水势汹涌，滚滚的波涛带着从上游漂流而下的树木、禽畜尸体等杂物，向下游倾泻。大运河水势大，水位高，简直是条悬在地上的天河。大堤一旦决口，后果不可设想。县指挥部向我们下达了死命令，实行了分段负责制，要求我们昼夜巡查，发现大小险情立即解决，并要求层层上报，一定要保证人在堤在，大堤安全行洪。我记得那时，洪水已经漫延至大堤之上，大堤上又垒了小堤，真是危险紧张极了。我们日夜战斗在大堤上，一分钟一分钟地盼着洪水水位下降，在8天的时间里，吃不好睡不着，在燥热湿漉漉的大堤上，巡查、堵漏、垒沿打桩，披树枝子，经过全体防汛人员半月多的努力，终于熬到行洪水位下降到了安全的位置，我们这才脱下水靴子，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睡了一个安稳觉。

这次上堤防汛的经历，使我真正理解了“洪水猛于虎”的格言，使我看到了大运河旁群众抗洪保堤的意志和力量，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才是人民群众的可靠保障。

时过境迁，如今的大运河，经过1996年的行洪考验，又经过了20多年的筑堤、固坝，大大加强了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成为我县的一条福河。

我虽然没有出生在运河岸边，但是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我曾经在大运河畔生活了5年，我们父子3人在不同的年代，都经历了大运河抗洪抢险救灾的惊险一幕，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缘分吧，是一种和大运河息息相通的不了情。

作者简介：张庆林，夏津县人，山东散文学会会员，德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山师聊城分院中文系，在部队服役期间，曾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在《中国火炬》《辽宁日报》《山东教育》《盘锦日报》《济南头条》《半盏平台》《两可诗社》等纸刊及新媒体平台发表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