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砺忠诚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以无限忠诚为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人们！
第三章 惊雷动华北
脱下长衫去战斗①
骄阳泼火，乱蝉噪林。
河北省盐山县旧县镇后韩沙洲村外，一条沙土路上，一个头戴斗笠的年轻人俯身猛蹬着自行车，汗水溻透了衣衫，身后留下两条歪歪扭扭的辙痕。车子径直冲进村小学校的院子，嘴里叫着：“老马！老马！”
马振华接过交通员递给他的两份文件——一份是中共中央关于“七七事变”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一份是北方局对事变后华北工作的指示，然后郑重地对交通员说：“请你转告上级，我们一定按照中央、北方局、省委的指示，马上发动群众，组织我们自己的抗日武装！”
1937年春夏之交的华北平原异乎寻常地平静，一向互不相让、争执不休的中日两国突然噤口了，似乎都丧失了外交和舆论的兴趣。一个正在中国旅行的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忧心忡忡地对人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后来他被蒋介石聘为政治顾问。拉铁摩尔的担心很快变为现实。7月7日晚，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消息随着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7月9日，后韩沙洲村学校，马振华召集王俊峰、邸玉栋、傅炳翰、邢仁甫等共产党人，闷在一间屋子里，紧闭门窗，传达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抗战的指示。他沉重地说：“同志们！卢沟桥事变后，党中央迅速采取行动，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呼吁全国同胞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提出了‘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的口号，北方局也发出了‘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津南工委给我们的任务更明确，我们这儿群众基础好，要发扬革命传统，紧密依靠各界民众，尽快建立起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随后，与会者各抒己见。
1934年马颊河暴动失败后，津南党组织基本瘫痪，支离破碎，群龙无首。马振华、邸玉栋等人被当局悬赏通缉。其后，他们曾三次派人到天津联系中共河北省委，但都大海捞针，无果而归。这时期津南党的活动，以马振华、邸玉栋、王俊峰、贾震、刘子芳、傅炳翰、杜步舟等人为主。到了秋天，河北省委才派焦守健化名苏一华来到津南地区，重新组建了中共津南特工委。
1935年8月，津南地下党组织在沧州博施医院门旁的小店里召开会议，建立了新的中共津南特别委员会，俞思荣任书记，邸玉栋为组织委员，贾震为宣传委员，马振华任委员兼特派员，胡林晓为交通委员，张杰任委员兼驻沧州特派员。
1936年俞思荣去延安学习，河北省委代表张远辰任津南特委委员并代理书记。山东省委派赵明新来鲁北开展工作。这一年，津南和鲁北的党组织均得到快速发展。
1937年2月，中共津南工委在河北省景县大刘庄正式成立，赵镈任书记，王奎章任组织委员，王任重任宣传委员，马振华任委员。5月，王奎章被河北省委调延安学习。其他人也各有变动，只有马振华实际活动于津南地区。
同月，山东省委派鲁北工委宣传委员赵明新与杜步舟取得了联系，随后又派于文彬、周凯东来到冀鲁边区。不久，马振华、邸玉栋、于文彬、赵明新、周凯东、杜步舟、王其元在乐陵许家小学杜步舟的宿舍里开会。于文彬传达山东省委关于成立鲁北特委的指示，马振华汇报了津南的情况。经过讨论，决定不成立鲁北特委，撤销津南工委，成立中共冀鲁边区工作委员会，选举于文彬任书记，马振华任组织委员，赵明新任宣传委员，邸玉栋为特派员，杜步舟任冀鲁边工委团委书记兼乐陵中心县委书记。
这个在乐陵县乡间一间普通屋舍里举行的会议，标志着党对津南、鲁北的领导实现了一体化，领导权的接力棒也顺利地由河北省委交给了山东省委，而且“冀鲁边”这一名称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文献上，从此它携带着虎虎生气，在这片广袤而坦荡的平原上掀起了一轮轮革命斗争的洪波巨澜！
1906年，马振华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后韩沙洲村的一个佃农家庭，父亲双目失明，全家靠母亲做活儿艰难度日。史料说他“幼年时期，天资聪明，性情安详”，这“安详”二字下得准确，把马振华宽阔深沉的胸怀、平和坚毅的性格都概括出来了。1932年，他经刘格平介绍入党，一直以小学教员、笔墨小贩等身份穿梭于津南各地，深耕细播，逐步将昔日被敌人破坏的党的组织网络重新编织了起来。他凭借自身影响力和扎实的工作，渐渐确立了在冀鲁边区无可替代的地位。对许多人而言，马振华的影响并非来自他的地位和职务，而是一种精神的熏陶和滋润。
讨论还在继续。
邸玉栋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掩饰不住兴奋之情，他说：“我们冀鲁边区在华北首当其冲，是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我们将迎来最艰苦卓绝的斗争，那又有什么好怕的？真刀真枪跟鬼子干，那才叫过瘾！这几年，我和振华被当局通缉，躲躲闪闪，现在国共统一战线了，我们也可以‘明目张胆’地上战场啦！”
马振华笑了笑，没说什么。
傅炳翰说：“北方局号召咱们‘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这个提法好！我们过去装扮成教书先生，整天跟演戏的似的，文质彬彬，那是为了隐蔽身份，叫咱说还是跟敌人当面锣对面鼓地干带劲，我响应上级的号召，先脱下长衫！”
王俊峰拍拍傅炳翰的光膀子：“老傅，你不早就脱了吗？”
傅炳翰圆眼一瞪：“我琢磨上级这么说，只是个比方，真正的意思是叫咱脱掉思想上的长衫！”
马振华赞许地看了傅炳翰一眼：“炳翰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他转身对着邢仁甫说：“仁甫同志是在座党员里唯一有军队经历的人，你对拉武装最在行，谈谈你的意见吧。”
邢仁甫，1910年7月生于河北省盐山县旧县镇东街，曾经在昌黎县当过几个月的警察，后到军阀马鸿奎部当兵，又辗转到肖子楚部做过参谋。早在马颊河暴动前，邢仁甫就跟马振华商量过拉队伍的事，汇报到津南特委，被刘格平以时机不成熟为由而否决。此事在邢仁甫心里留下了不快的阴影，行伍出身的他，总觉得只有手里掂着枪把子，心里才踏实。
邢仁甫说：“中日之间的战争是必不可免的，日本人觊觎我国领土多年，早有亡我之心。目前的态势是日军肯定会以主力部队直捣南京政府，以实现其速战速决的目的，这样他们也就根本顾不上中小城市，我们恰好可以利用这个空当，拉起武装来。拉武装，一要有人，二要有枪，三要让士兵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
王俊峰说：“人不成问题，我们可以发动，枪也不成问题，咱这里散落民间的枪支不少，关键是这个军事训练，咱们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马振华说：“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已向上级领导请示，请他们尽快派军事干部过来。”
邢仁甫说：“我已经联络了两个懂军事的人，一个叫李子英，参加过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转到了警界，读过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书，比较认同我们党的主张，手里有十多条枪；另一个叫崔吉章，出身绿林，讲义气，恨日本人，手底下有几十号现成的弟兄。要是拉队伍，这两个人是好帮手。”
邸玉栋说：“李子英这个人没问题，有头脑，有正义感。这个崔吉章当土匪多年，在吴桥一带打家劫舍，再跑到北平、天津花天酒地，跟一些三教九流的胡混，不是个正装人，怕是不好管束，影响了革命队伍的形象。”
王俊峰说：“萝卜快了不洗泥，好歹先把队伍拉起来，再慢慢调教。”
傅炳翰说：“我看也是先用人之长，身上有毛病不怕，咱用革命的纪律约束他。”
邢仁甫说：“这个崔吉章确实口碑不好，江湖义气重，但我讲话他还是听的。咱现在也是权宜之计，先借用他的力量把队伍建起来，日后他要真不走正道，就把他清理出去。”
邸玉栋没再多说什么，但明显对此持有保留意见。
会议决定：第一，要开展广泛的宣传，发动群众，在座的党员都要到第二天的旧县镇大集上演讲。第二，要立即着手建立武装，由邢仁甫做好李子英、崔吉章的工作，同时跟各村民团、“联庄会”和豪门富户沟通，动员他们捐枪，支持抗日；同时明确党对武装的领导权，虽然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建立的武装，但核心力量还是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必须保证枪杆子听党委指挥，不能让枪杆子指挥党委。第三，要广泛联络各界人士，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筹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组织。
最后，大家讨论了这个即将成立的统一战线组织的领导组成，一致推举马振华和邸玉栋担任主要职务。
马振华说：“我跟玉栋都不能在这个组织中担任显眼的职务，这是因为上级明确指示，要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工作方法上，要把党组织隐蔽在公开、半公开的群众组织中，领导群众进行合法的斗争。另外，我和玉栋的通缉令还没有正式撤销，为了方便行事，我们就不在这个组织中担任主要职务了。我提议，推举周砚波先生任会长，他德高望重，有号召力，非常适合，炳翰担任秘书长，军事委员会负责人由仁甫担任，俊峰负责锄奸工作，这样就能保证我党在该组织中的绝对领导权……”
后韩沙洲村学校这间小屋成了冀鲁边区抗战的出发点，像一枚火种投入荒原，随之而起的冲天烈焰，向冥顽之敌宣示着这片土地不可屈服的意志和信念……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