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砺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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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纵横苦征战

救国军的“软肋”⑤

刘景良压低声音说：“是蒋委员长。”

崔吉章的嘴巴张成一个圆圈。

刘景良说：“你拉出队伍来，我接着就给你一个第一路游击副司令干。跟着共产党干，能混出个什么人模样？”

崔吉章被刘景良说得心动了，他问刘景良下一步怎么走，刘景良跟他密语一番。

刘景良找到邢仁甫和马振华，提出要带崔吉章的第一团南下，与自己在惠民一带的三个团会合，然后攻取惠民，扩大救国军的地盘和势力。邢、马等人对刘景良早就有了戒备之心，就借口第一团是担任乐陵守城任务的主力部队，不便轻易换防，可以让第二团跟随他行动。刘景良也不便坚持，只好顺坡下驴答应下来，准备接下来见机行事。马振华叫来第二团团长李子英、政治部主任李广文，嘱咐两人：如果刘景良确实是拉出自己的三个团兵力，真心抗日，你们就积极配合；如果他有异心，立刻除掉他，免留后患；要是办不到的话，至少要保证把队伍完完整整地拉回来……李子英作战勇猛，李广文心思缜密，这正是马振华把此项特殊任务交给他们的原因。两人深知此行杀机重重，因为这条“小白龙”着实狡诈辣手，对付起来殊非易事。他们点头领命，集合起队伍，跟随刘景良向惠民出发了。

初冬的原野里北风吼叫，枯枝败叶被吹得满天旋飞，白剌剌的日头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温度，阳光变得清水一样，漫不经心地洒在人身上。刘景良带着自己100多人的亲信武装悻悻地走在队伍前面，眉头微蹙，表情有些惆怅。当初来乐陵时信心满满，本指望可以大有一番作为，到头来却连脚跟都站不住，还得回自己的大本营谋求生存，唉，虽然骗出了第二团，但这个白面馒头也不是那么好吞下的……

行军到阳信县城时，刘景良下令停止前进，带上自己的亲信武装先行进城，却让第二团在城外安营扎寨。李子英和李广文都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又一时探不清其中的奥秘。

刘景良显然早跟城里的旧部暗通款曲，这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把二团置于荒郊野外就是居心叵测了。第二团人生地不熟，加之当地刚刚经历日军扫荡，老百姓戒备心理重，找人家借宿，多被拒之门外，连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一时又联系不上当地的党组织，李子英和李广文心里都空落落的。更为严重的是当地匪盗蜂起，时时窥伺这支外来的队伍，都想寻机捞一把好处。而刘景良躲在墙高壕深的城里，也不知捣鼓些什么幺蛾子，不断把二团的一些干部叫进城谈话，对于收编旧部之事却绝口不提。李子英也在他的谈话之列，没几句话，李子英就摸出了他的实底，他想要带着二团投靠国民党。

李子英佯作答应，出城来赶紧跟李广文合计一下，号令部队连夜拔营回撤，向离着比较近的乐陵方向的杜步舟第六团靠拢，以防不测之时便于接应。刘景良方面没敢出城追击，他自知李子英不好对付，只能眼睁睁看着二团渐行渐远，到了嘴边的一块肥肉就这样溜走了。

第二团到底疏忽大意了，只一心防备刘景良的背后追击，却忽略了沿途的警戒，被阳信的反动会道门“小红门”包围住，打了个猝不及防的突袭，损失惨重，败回乐陵。

刘景良占据阳信城后，以此为盘踞点，与国民党沾化县县长梁建章联手，建立了国民党山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刘景良任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从此走上了一条既积极抗日又积极反共的道路。

救国军遭遇到了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究其原因，还是对复杂的斗争形势把握不准、掌控不力，根源主要在内部：要是没有崔吉章的引狼入室，没有崔吉章与刘景良一唱一和地狼狈为奸，也就没有救国军总部对二人的一再迁就，也就没有后面刘景良顺手牵羊的“陷阱”了。人们对崔吉章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也开始腹诽总部的某些做法，上下人心交相浮动。

崔吉章不但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反倒叫嚣着要重新选举救国军司令，要求救国军总部召开会议决定此事。1937年12月初，在于文彬的主持下，总部在鬲津河北岸的刘家集召开干部会议，对救国军领导机构进行改组。

会议气氛剑拔弩张，崔吉章依仗第一团的实力最强大，上蹿下跳，串通一些救国军的领导人，准备攫取最高领导权。而以马振华、邸玉栋、王俊峰、范普权、李广文、杜步舟为主的共产党人也在部队骨干干部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要求大家在艰难时刻坚持党的信念，坚定地跟党委站在一起。会议开始时，邢仁甫命刘子芳、路牟班指挥警卫队，在村子入口和村内街道严密警戒，特意把傅炳翰的座位安排在崔吉章一侧，密切监视崔的举动，以防其突然发难。

会上崔吉章叫嚣应把救国会与救国军分开，军事行动的决策权应该交给他这个总指挥统辖，而非受命于救国总会军事委员会，并威胁说，要么让他担任救国军总司令，要么他就带着自己的人开路。

于文彬做了《当前形势和团结抗日的问题》的长篇报告，指出：日本侵华的步伐正在加快，华北主要城市已经沦陷，济南也已落入敌手。中华民族真的到了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了。党中央接连发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正在形成。我们拉武装的目的是为了打“鬼子”，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一个人在民族大义面前还有什么割舍不下的个人利益吗？刘景良的分裂活动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谁要是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谁就是破坏抗日，谁就会沦为民族的罪人！团结才有力量，团结一心才能打败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参加会议的范普权回忆：“于文彬慷慨陈词，说明要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连崔吉章的一些绿林兄弟也受了教育和鼓舞。”

经选举，邢仁甫就任救国军总司令员，崔月楠任政治部主任，于文彬任副主任，司令部下设八个处：书记处处长张岫石，副官处处长宋萍，军法处处长王仲兴，军医处处长杨正泉，交通处处长刘全禄，军需处处长张耀曾，兵械处处长吕墨翰，参谋处处长周凯东。救国军编为四个团，一团长崔吉章，二团长李子英，三团长杨铁珊，副团长杜步舟，特务团团长由邢仁甫兼任，路牟班任副团长，马振华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缓和矛盾，会议仍旧承认以前对崔吉章的总指挥的任命，但必须受司令部节制。崔吉章谋求救国军总司令员的图谋破产了。他恼羞成怒地站起来，高声嚷道：“既然有了总司令，总指挥纯粹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一个！拿着俺崔吉章当三岁小孩来哄啊，世上哪有这样欺负人的！”说完拂袖而去，打马飞奔回乐陵县城，弄得众人目瞪口呆，会场上一时尴尬无比。

崔吉章回到乐陵，虽未即刻拉走队伍，仍打着救国军的旗号，但他心头燃烧着的怒火实则已经难以羁勒。“后刘景良效应”仍像一轮轮涟漪荡漾开去。

正在此时，又传来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伪“华北自治联军”副司令刘佩忱正率领1000多伪军由沧州出动，气势汹汹地直扑乐陵而来。

真正的考验来临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