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砺忠诚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以无限忠诚为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人们！
第三章 惊雷动华北
黄夹镇上树义旗③
王奎章走后不几天，杜步舟接到通知要他到乐陵县古楼张家村去一趟。在那里，杜步舟见到了多年未谋面的小学同学赵明新，才知道他在外地早就入了党，这次回来，是受山东省委的委派来筹建以乐陵为中心的鲁北特委的。杜步舟又将赵明新介绍给了马振华，三个人在许家小学碰头商议成立鲁北特委的事，都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最好等上级派来的书记到了再说。
其后，杜步舟到惠民中学接回来了上面派来的军事干部周凯东，邸玉栋又接来了山东省委派来做领导工作的于文彬。杜步舟把周凯东安排在许家村刘文同的杂货铺里，把于文彬安排在同村的一个小药铺里，药铺主也是地下党员。
于文彬是河南息县人，22岁，先前在北平读过书，口音跟本地人相差不大；周凯东一口陕南方言，从陕甘宁边区来山东，又被山东省委分配到冀鲁边区，他不说话还好，一张嘴就暴露了外地人的身份，这可愁坏了杜步舟。碰巧有一天，一队衣衫褴褛、恓恓惶惶的难民从黄夹镇经过，不少人站在街边指指点点，杜步舟趁机对外说周凯东是他家从外地逃难来的亲戚，总算给了周凯东的口音一个圆满的解释。尽管如此，他还是让周凯东白天猫在杂货铺的小黑屋里，只能晚上出来散散步。有一次，周凯东跟杜步舟开玩笑说：“想不到我在这里坐上‘监狱’了！”随即一阵爽朗的笑声。
周凯东是老红军战士，军事方面颇为精通，他对拉队伍的意见深获众心：三个乡农学校，虽说校长、教务长都是党员，但真正把武装掌握在党的手里还有很大难度；孙宝智虽然担任着乐陵青训队二大队政治协理员，但要明目张胆地把队伍拉出来，可谓困难重重；民团段局子也不能指望，因为这部分人鱼龙混杂，除了其中的共产党员和出身贫苦且经过考验的农民，其他人一遇风吹草动便会各奔东西。发展武装的重点对象应该是农民，尤其是革命性最彻底的贫雇农，其次是吸收一部分小学教员、民团段局子里的党员和苦大仇深的人参加。周凯东的意见被杜步舟采纳了。他们对外宣称日本人要来了，要成立乡村自卫队保家，口号是“好男儿上前线，武装保卫家乡”，亲找亲，朋找朋，动员了四五十名农民子弟加入了队伍，其中不少人来自杜步舟的老家杜寺村和执教的许家村，这部分人后来跟着杜步舟驰骋于冀鲁边区，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杜步舟招兵有个“三不要”原则：爱财的人不要，好嫖的人不要，吸毒的人不要。
那阵子黄夹镇、茨头堡一带的人家，茶余饭后，特别盛行谈论“杜大胆”招兵买马的事，老百姓嘀咕着：“这个杜步舟看来想把老天捅个窟窿啊……”因为平素里关于杜步舟的事儿都听过一耳朵两耳朵，所以也不以为怪，倒觉得“只要是他想干的事，肯定手掐把攥了”，想送孩子当兵的还真不少，到那里一看，杜步舟把关还怪严格呢。许家村有个在草台班子唱黑头包公的人叫栾义发，领着他的独生子栾曰红来报名。
杜步舟满脸堆笑，说：“别人当兵我欢迎，你栾义发的儿子，我不能收。”
栾义发黑脸一沉：“杜老师你这话就不中听了，难不成俺曰红脑门上写着‘孬熊’俩字吗？”
杜步舟继续赔着笑：“包大人，听我细说端详啊，曰红是你的独生子，战场上子弹没长眼，有个好歹我可怎么跟你交代？”
栾曰红说话了：“老师，俺爹演了一辈子正大光明的‘包二爷’，这种正义的事，可不想落后头。”
杜步舟说：“当共产党的兵，一生是‘二士’：活着是战士，死了是烈士。你可要想好啊！”
栾曰红说：“放心吧，红旗指到哪儿，俺就打到哪儿！”
杜步舟收下了栾曰红。几天后，栾义发又动员两个外孙报了名。
杜步舟拉武装之所以还算顺畅，不能不说得益于他在当地的影响力。一个小学教员能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么说吧，当年杜步舟在乐陵县城以西，就是个除暴安良的代名词。他在家乡上完初小、完小后，父亲苦着脸说：“俺不巴结你成秀才、举人，俺却培养了个‘打狗棒’啊！”失望之意摁都摁不住，从肋条缝儿里噌噌往外冒。“打狗棒”就是要饭的。杜步舟豹眼一瞪：“我这根‘打狗棒’专打天下不平事哩！”
果不其然，他先后在乐陵黄夹镇的后周村、许家村当小学教员，广交朋友，专干些打抱不平的事，用他的话说：“我的朋友有摇笔杆子的、扛大枪的、说评书的、玩秤砣的、挑八股绳子（挑担）的，三教九流都有。那时，我光磕头结拜的盟兄弟就有七八十人。”谁家受了恶霸欺压，就找杜步舟写“呈子”，他就之乎者也地拽上一通词儿递上去，再找方方面面的朋友造造势，竟然把县衙门的头头儿弄懵了，这位爷儿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啊？也就不敢轻易徇私枉法，最后居然惩治了造孽的豪强劣绅。一来二去，杜步舟的名头水涨船高。
据说，他一个盟兄弟的妹子被一富人子弟瞄上，扔下彩礼，非要强娶过去。杜步舟得知后，竟扮演了一出“花和尚代嫁”的大戏——他冒充新娘子上轿，给抬过了门。刚下轿，他把盖头一㨄，一声晴天霹雳，一脚把那个美滋滋的新郎踢得四爪朝天，顺手抄起一条板凳，把厅堂砸个稀巴烂，骇得那家人立马成了木雕石刻。然后，他扬长而去。众人醒过神来，一看是杜步舟，谁敢追啊！又是理亏在前，也就结结实实咽下了这口气。
另有一说，当年乐陵到天津可是一串儿土匪窝子，你想顺顺当当地来去，门儿也没有！杜步舟领命去天津给党组织公干，先找到一位盟兄弟一说，人家说这好办，你遇到“道上的”如此这般就行。于是，杜步舟骑上一头小毛驴优哉游哉地上了路。忽就蹿出一彪人马，耍一套词儿，要他留下买路钱。杜步舟不慌不忙从小毛驴外侧（通常都是里侧）下来，抱拳拱手，领头的一看，慌忙下拜，引进山寨，好酒好菜招待，又包上两块大洋发脚。杜步舟也不客气，接了，走人。走着走着，又遇到一彪豪客，他还是不慌不忙地从小毛驴外侧下来，接下来的剧情基本就是一个套路了。原来这个从外侧下驴的动作是“道上”的暗号，人家一看就懂——自家人，啥也别说。一遭下来，银圆装了半口袋，随着小毛驴的走动，哗啷哗啷撞得肋条疼。这事传得邪乎，人们看杜步舟的眼光可就五花八门了，有钦佩，有羡慕，有嫉妒，有不屑，有咬牙切齿，有无可奈何，总之，有一千个人爱杜步舟爱得要死，就有一千个人恨杜步舟恨得要死。
杜步舟的活动引起了津南党组织的注意。1933年3月的一天，他的朋友、乐陵芦店区区长张勋烈（张是乐陵早期的共产党员，后来脱了党）请他到乐陵荣庄贾震家一聚。他欣然前往。
杜步舟一进门，见还有三个陌生人。多年之后，他回忆当时情形是：“贾震没有直接谈，将我介绍给老苏和老李谈话，当时床上躺着一个人，既没有参加谈话，也没有向我介绍，事后问贾震，才知道是刘格平同志……”老苏即当时的津南特委代理书记苏一华，老李即李泽民，是马振华的化名，时任特委组织委员，贾震是特委特派员。贾震介绍了马振华和苏一华的身份，杜步舟一愣。
马振华说：“你的活动我们都了解了。你为乡亲们写‘呈子’打官司，状告警察局局长、教育局局长的事，惩治恶霸的事，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斗争性强、勇敢、有办法，但是有些过火，再说用打官司、打抱不平这种手段进行斗争，动摇不了反动统治，也容易受到损失。但是，朋友还是要交下去，越多越好……”
杜步舟静静听着，觉得马振华的话入耳入心得很，像小风吹进了草丛，那草儿便跟着起伏有致了。
马振华接着说：“步舟啊，只有推翻了这个黑暗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领导民众推翻旧制度的，你要是愿意加入，我们可以做你的介绍人。”
杜步舟表示愿意。
马振华又问了杜步舟三个问题：“一你怕不怕死？二离不离得开家，舍得下老婆儿女吗？三能不能单独完成任务？”
杜步舟都一一作答：“不怕！”“舍得下！”“能！”
从此，杜步舟不再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而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到1935年8月，杜步舟被任命为乐陵中心县委书记，负责乐陵、商河、惠民、阳信、无棣五个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