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基终日被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弄得飘飘欲仙，抱着大水烟袋咕咕噜噜一通，眯着眼对亲近的部下感慨道：“这才他妈像人过的日子嘛！”
过去几年里，他这个国民党“冀察战区第二路军”司令过的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好不容易花血本拉起一支队伍，在老家吴桥县站稳脚跟，共产党来了，分去一大块地盘搞根据地，日本人来了，明火执仗地占了县城和大村镇，把自己挤压到针尖大的一点地方上苟且偷生。乱世里实力为王，张国基一点不糊涂，宁肯委曲求全，也不可意气用事折了老本。即便如此，日本人还想一口吃下他，那次倒多亏了萧华的救援；话又说回来，八路军也不是省油的灯，枪杆子硬得很，手也辣，陵县于志良就是个现成的例子，所以即便他们把根据地发展到自己眼皮底下，张国基也只能装聋作哑，还得冲着八路军“哈哈哈……”。你们说这是一种什么日子？这哪像堂堂的国军中将过的日子！
张国基出身于吴桥县一个传统乡绅家庭，少时也曾读过圣贤之书，也曾想博取一个功名，或者平平稳稳继承祖业，做个逍遥田舍翁，却赶上了不太平的世道，先是匪盗四起，接着日本人打过来，好在他的脑袋瓜跟泡在润滑油里一般转得灵光，赶紧顺势打出了保家卫乡的旗号，聚拢来2000多人马，声威赫赫，成了吴桥地界的民团首领。就凭着这2000多支枪，谁也不敢小觑他张国基。国民党回过头来搞敌后抗日拉拢他，给他加官晋爵，共产党也把他当作盟军温言软语，日本人也暗地里递过几次橄榄枝。看上去他倒很风光，实则他是谁也不敢得罪，搞平衡搞得好累！
这下可算翻身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几天前，他收到一封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的密信，有言道：“我提出的‘曲线救国’论，已为蒋委员长所赞许……吾弟可放胆行事，与刘、张、曹诸人合力同心，收复被八路军侵占的失地。切毋犹豫迟疑，坐失良机！……”张荫梧可是张国基的“大树”，正是靠着他的荫庇，张国基才坐上了“二路军”司令的宝座，俨然一派“吴桥王”的范儿。投桃报李，他也甘心供张荫梧驱使，私底下向张荫梧输忠献诚。如今张荫梧挑明了要跟共产党过过招儿，他这个马前卒怎能不“鞠躬尽瘁”呢？
当然，张国基对时局的判断也肥壮了他的胆儿：一则八路军主力撤走了，冀鲁边平原只剩下一些残兵弱将，何足惧哉？二则张荫梧已经明示他可以跟日本人亲密合作，联手制共，更增加了他的信心。
张国基把当初对萧华做出的抗日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对外放出了“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共投降论调，肆无忌惮、淋漓尽致地开始了他的反共表演。张部武装突入我南皮、东光一带根据地横征暴敛、强行摊派，毒打抗日政府人员，宣布这些地方统统归“二路军”管辖，并叫嚣：“你们八路军大部队已经滚蛋，剩下几个土包子，有个屁能耐！”
这就是令张国基美滋滋的“人过的日子”，但他不知道一柄惩罚之剑已经悬在他的头顶上。
周贯五把负责军事的几位同志叫到军政委员会驻地，通报了张国基部的挑衅行为。
杨忠愤慨地说：“真是欺人太甚！张国基见我主力走了，就奓翅啦！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敢跟八路军当面锣对面鼓地干！我看这背后肯定有文章！”
龙书金问：“你说有啥子文章？”
杨忠说：“秃子头上的虱子嘛，他的主子张荫梧给他撑腰呗；再一个，可能这家伙已经跟日本鬼子勾搭上了。”
龙书金说：“没说的啦，端了他的老窝！”
陈德说：“张国基这个人很狡猾，我们虽然怀疑他投靠了日本人，但目前还没抓住确切的证据。我觉得对张国基的斗争很有必要，也是必须的，但应该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没有找到他公开投敌的证据前最好先不动手，以免落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实。”
杨承德说：“对待张国基这种人没什么好客气的，必须针尖对麦芒，丝毫不能退让，虽然我主力撤出了边区，但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打掉张国基不成问题。”
周贯五听完大家的意见，微微颔首，说：“顽军对我军的破坏是个老问题，这些家伙抗日疲软，反共起劲，典型的窝里横，而且随着国民党内‘曲线救国’论调大行其道，像张国基之流随时都可能倒向日军的怀抱。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地反击他们的进攻，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投降派要毫不手软地予以消灭！目前张国基还没敢公开投敌，我们应该静观其变，等瓜熟蒂落再收拾他。”
杨承德有些不解：“咱也不能叫他当软柿子捏来捏去。”
周贯五笑笑：“先礼后兵，师出有名。”
此后，边区部队开始跟“二路军”硬碰硬。据时为东光县县大队战士的郭宗凯回忆，“那时我们就是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对付顽军，张国基他抓我们的区长和电台负责人，抓根据地的民主人士，我们运河支队就在夜晚到了张国基驻地（当时张部驻在吴桥、东光交界处）袭击国民党的县政府，抓了他一些人和缴了一些枪支。经过谈判后，双方把抓获的人和枪相互交换。这样的战斗我参加过好几次”。
不久，周贯五以冀南专员的身份致信张国基，历数了“二路军”横征暴敛、胡作非为的斑斑劣迹，严正警告他“不要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必须就此住手，不许再犯”。
张国基看完周贯五的信，拿信的手抖个不停，额头沁出细细密密的汗粒。他从周贯五的措辞中嗅出了强烈的火药味。
“二路军”副司令宋达民淡淡地说道：“共军这是虚张声势，他们那几个人、几杆破枪有什么好怕的？现在正是我们‘二路军’发展的天赐良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张国基摸摸小胡子：“八路军这块肉也不是那么好吃下去的，小心捉不住雁，反被雁叼一口啊！”
宋达民哈哈大笑：“司令不要小心过火了，我看冀鲁边的共军只会放空炮，吓唬鸟雀子了。”
张国基嘬嘬牙花子：“达民老弟啊，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看咱们还得摸摸八路的实底，要不一旦兴起兵戈，咱可就吃大亏了。”
宋达民问：“司令是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
张国基的肥脸漾出油嘟嘟的笑：“我跟曹振东是莫逆之交，他跟八路的关系不错，我们请他出面调停，借谈判之机看看八路军的真实态度。”
宋达民说：“司令这手儿投石问路确实高妙！”
割据于德平县的曹振东是个颇为复杂的人物。抗战初期，他激于民族大义拉起队伍反抗侵略，先是接受了挺进纵队的整编，多次配合八路军对日作战，然后又接受了沈鸿烈颁发的山东省保安第五旅的委任状，最后又走上了“曲线救国”的道路，与日军若即若离。历史的魅力恰恰在于她的斑驳陆离，身处具体历史情景的每个人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和无以言表的多面性，曹振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人称之为爱国志士，有人视之为土顽，有人斥之为卖国贼，但历史总是要做出最客观、最公正的评价，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1939年春，“曹五旅”在陵县魏龙江村遭日军袭击，杨忠奉命率挺进纵队五支队一部奋力杀敌，解救出了曹振东。曹振东感激涕零，表示永志不忘八路军的救命之恩。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曹五旅”跟八路军基本保持和平相处状态。因此，当曹振东的副官见到周贯五，说曹振东想居中调停“二路军”与八路军的纠葛时，周贯五并没有觉得唐突，倒跟杨忠一致认为“曹振东可能是出自真心”，而张国基的真实目的也不难揣测出来。周贯五认为，张国基提出谈判，如果我们拒绝，就会被扣上破坏抗日大局的帽子；你既然想谈判，我们正好利用谈判桌光明正大地阐明我党的政策，劝诫他迷途知返。
谈判在“曹五旅”的驻地德平县义渡口举行。周贯五和杨忠只带了两名警卫员而来，曹振东热情相迎。曹振东告诉周贯五，张国基有要事脱不开身，派了他的副司令宋达民做代表来了。
周贯五没说什么。
杨忠生气地说：“这个张国基又在耍滑头，一点诚意没有，还搞什么假谈判。”
曹振东打着圆场：“据我了解，张司令确实有重要公干，既来之则安之，跟宋达民谈也是一样的。”
周贯五说：“曹先生知道八路军一向尊重抗日友军，张国基要是干出违背民族大义的事情，我们决不会姑息养奸。”
曹振东连连点头：“兄弟自会好好规劝他的。”
梳着大背头的宋达民见周贯五等人走进来，除下白手套，上前握手，脸上堆满假里假气的笑容：“周政委，幸会幸会！”
周贯五早就知道宋达民的底细，此人系德县人，曾留学日本，典型的亲日分子，为人阴险狡诈，两面三刀，人送绰号“申公豹”，萧华在边区时就熟悉此人，称之为“游击流氓”。
会谈伊始，周贯五责问道：“你部为何不经抗日民主政府同意就向百姓横征暴敛？”
宋达民反问道：“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向百姓派粮要款用之于民族大业，有何不可？”
周贯五语带讥诮：“请问副司令，你们到目前为止向日寇开过几枪？再者，你们这样向百姓私征粮款，到底是保家安民，还是祸国殃民？”
宋达民被问得直翻白眼，突然提高了腔调：“我们二路军四五千人，兵强马壮，怎奈吴桥地瘠民贫，导致我部粮草供应严重不足，才会到东光、南皮一带筹粮措款，总不能叫我们饿着肚子抗日吧！”
周贯五和杨忠都听出了宋达民话语中的威胁意味，淡淡一笑。周贯五说：“既是为了抗日，粮秣困难我们可以帮着解决，不过要具表造册，上报专员公署，我们按表供给部分粮款。”
具表造册那不就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实力吗？宋达民一时语塞。
杨忠适时补上一刀：“怎么样啊？这总两全其美了吧？”
宋达民被周贯五将了一军，支支吾吾，连声干咳。曹振东见双方陷入僵局，忙出来解围：“周政委的提议确实是两全之策，不过张司令未能亲来，宋副司令也不便自作主张，我看还请宋副司令回去跟张司令汇报后再作答复较为妥当。”
宋达民一听这话，就坡下驴，站起身来，抱拳拱手，打个招呼，扬长而去。
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张国基的反共行为愈加肆无忌惮，不但继续在东光、南皮等地胡作妄为，更是窜到德县、宁津等地向我军民耀武扬威地挑衅。张国基沉醉在自我感觉良好里，发了大头疯一般，所作所为越发狂悖：抓捕了东光县抗日政府一名素有威望的参议员，绑架了东光县抗日区长姜书奎和两名同志，破坏我地下交通站，将站长抓去活埋……
是可忍孰不可忍。周贯五调集津南、鲁北全部兵力向吴桥集结，准备痛击“二路军”。这时却接到张国基一封低声下气的“求援信”，说自己的部队受到东光、南皮、吴桥等地日军的威胁，日军要他率部投降，否则大兵压境，予以消灭，切盼贵军速来彭庄一带共御日寇云云，并对发生的不愉快之事表示歉意，承诺放回被抓人员。果然，他很快就放回了那位参议员和姜书奎等人。事出蹊跷，周贯五找来杨忠、龙书金、陈德、杨承德等人会商。
陈德分析道：“八路军正在华北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华北各个主要交通沿线和大小据点的敌人正忙于同我几十万大军作战，怎么可能抽出兵力‘大兵压境’，去打这个从不抗日的张国基呢？这里面有鬼！”
龙书金说：“会不会是他和鬼子勾搭好了，设下个圈套来诓我们？”
周贯五点点头：“张国基一直有投降倾向，现在上有张荫梧指使，下有宋达民怂恿，极有可能已经倒向日军怀抱。”
张国基的“请君入瓮”确如周贯五等人所料。原来张国基听密探报告说周贯五正在调动部队，一时慌了手脚，赶紧找来宋达民和族弟张国智、张国英商议。宋达民便给他献上了一条妙计：先把抓的八路的人放回去，再假称日军要袭击彭庄，骗八路军前来助战，然后请东光等地日军前来“围剿”，两头夹击，一举收拾了八路军。张国基一听此计，心花怒放，当即依计而行。
周贯五决定将计就计，设了个“局中局”：命杨忠、龙书金率鲁北支队，进至德平、吴桥、德县北部边境，牵制吴桥、桑园和津浦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同时监视正驻扎于此的宋达民的“二路军”第三支队；傅继泽、康伯明率运河支队、东光县大队、南皮县大队，负责破坏铁路沿线的连镇、东光、泊镇、南霞口等地据点，牵制此地敌人；宁津青年营和沧县县大队袭扰宁津、沧县的重点城镇，使敌人无法分身；津南支队四个加强连转移到东光县东部、南皮县东南部，作为机动兵力，集结待命。随后，周贯五、陈德、杨承德率一部主力进入吴桥张国基的老巢彭庄、老鸹张、牟家庵一带。
张国基向周贯五提出换防要求，周贯五同意后，他带着本部人马移驻到东光大高台、小高台一带，张国英带一部人马驻于东光沙阳贵村，宋达民部仍驻吴桥、德县边境。张国基三部人马磨刀霍霍，只等日军到来，将圈套一收，扼死边区八路军主力部队。但左等右等，答应好围歼八路军的日军迟迟未至，急得张国基嘴上长泡。他怎知此时南皮、东光、吴桥的日军正被我部队纠缠得焦头烂额，哪里还顾得上他这边？而周贯五等人则从容不迫地把张国基的老巢一带的防御工事、地形地貌摸了个一清二楚，并在几处易守难攻之处偷偷挖了暗道，在寨墙上开了洞口，里墙只留薄薄一层，外墙用玉米秸掩盖好。
张国基的算盘落空了，接到周贯五让他回防的信，悻悻而归，如丧考妣。他想不明白怎么说好的两头夹击竟泡了汤。
周贯五暗暗好笑，说：“张司令当初对萧华司令员信誓旦旦，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大概还没忘记吧？”
张国基冷汗直流，结结巴巴地说：“那是、那是……兄弟知道，兄弟知道……”
在没有抓住张国基投降日军的真凭实据前，周贯五决定退出张国基的驻地，暂时按兵不动，同时派出几路侦察员秘密打探张国基的有关情报。很快“求援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更关键的是得到了张国基投敌的“真材实料”。有一路侦察员盯上了张国基派往东光县城联络日军的亲信。这名亲信叫张相臣，他办完张国基交代的事情绕道回家，跟家里人说张国基已经和日本人谈妥了投降的条件，日本人不动他的一兵一卒，供给他枪支弹药和粮秣，答应不公开他的投降，只是暗中联动；而且，“过几天日本人就准备从天津调部队来，和我们一起消灭八路军”。
周贯五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杨忠、龙书金率鲁北支队攻击驻吴桥城北的老鸹张村的宋达民部，周贯五、陈德率八团一营进攻彭庄，杨承德、杜步舟率八团三营进击牟家庵，仉鸿印、傅继泽率津南支队、运河支队包围许连九村。四路部队4000余人同时进发，于1940年11月20日夜间11点钟完成对张国基部的分割包围。一个意外发生了，宋达民确实狡猾异常，竟然察觉到了我军动静，慌忙带着部下一部分人马逃进了连镇的日军据点，“光明正大”当上了汉奸；余部转移到彭庄，与张国基本部会合。杨忠、龙书金扑了个空，随即与周贯五、陈德合兵一处，加入对彭庄的作战。
战斗即将打响，曹振东的秘书长骑马匆匆赶来，说张国基发电报向曹振东求救，曹振东派他前来调停。
周贯五毫不含糊地拒绝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1日凌晨，一颗信号弹划过蓝汪汪的天宇，旭日乍出，霞彩烂漫，睡梦里的人们被一阵大地的颤抖摇醒，枪炮声和呐喊声打破了原有的宁谧。
彭庄是“二路军”司令部的驻地，张国基煞费苦心地经营数年，寨墙坚固，工事密集，驻扎有张国基的主力部队。攻取彭庄的战斗很快进入白热化，双方火力不相上下。
牟家庵由张国基的胞弟张国英率领一个支队驻守，杨承德、杜步舟组织了几次进攻，都被其猛烈的火力打退。杜步舟跟杨承德紧急磋商：“这样硬攻损失太大，我们是不是在东、南、北三面加强攻势，留出西面，放敌人出来，在野外预先埋伏一支队伍，趁机打伏击？”杨承德觉得这个法子可行，敌人见不到生路，负隅顽抗，打消耗战，部队消耗不起。下午二时许，在八团三营的强攻下，张国英部开始崩溃，果然从西寨门突围而出，仓皇逃跑中遭到埋伏在道路两侧道沟里的三营部队猛烈伏击，转而向徐连九村逃窜；将到村头，即遭到我津南支队、运河支队迎头痛击，三营部队从后尾随而至，一阵掩杀，敌军全部缴械投降。
进攻徐连九村的津南支队、运河支队在仉鸿印、傅继泽指挥下逼至其寨墙根，遭到敌军布置在寨墙、屋顶、地下通道的多个交叉火力点的阻击。仉鸿印命津南支队机枪手调整方位，以火力压制火力。两挺机枪对准了徐连九的寨墙引吭高歌，打得寨墙碎石迸溅，敌机枪手不敢露头，只是盲目地扫射。这时“铁帽子五连”的战士跃出战壕，冲向寨门，抡圆了胳膊向上甩出一阵手榴弹，炸得寨墙上的机枪彻底哑了。突击队闪电般飘忽而至，以人梯形式攀上寨墙，迅速消灭守敌，向村内进攻。其后大部队跟进，一步步把敌人逼入村中心一座三层砖楼里，继续与我军对抗。
仉鸿印用枪口顶顶帽子，嘴里咕哝着“这块骨头还挺塞牙哩”，忽然大声喊：“把咱看家的家伙拿出来！”
几名战士推过来一门油光锃亮的小钢炮。
仉鸿印说：“给俺轰狗日的，节省着炮弹点！”
“轰！轰！”两声，小砖楼摇两摇，火光冲天，敌人哭爹叫娘，忙不迭往外窜，我军战士冲上前，双方展开近身肉搏，最终全歼该部之敌。
黄昏时分，只有彭庄的战斗还在继续。
周贯五调杨承德带一个连和一个重机枪排、两个轻机枪班前来助战，并给一营营长杨柳新下达了天黑前务必拿下彭庄的命令。杨柳新亲自带队，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排除了村外的鹿砦、蒺藜、铁丝网，越过壕沟，翻过寨墙，攻入村里。后续部队排山倒海而至，喊杀声震撼了敌胆。敌军见大势已去，纷纷扔下枪支投降。
在“二路军”司令部的后院里，我一战士发现一长方脸、小胡子的军官，上前一把当胸拎住，喝问道：“你就是张国基吗？”
张国基面色如土：“我、我……知罪、知罪……”
此役我军收获颇丰，活捉张国基以下1000多人，毙伤张国英以下800多人，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数10挺，长短枪2000多支，军用电台、地图若干，另查获张荫梧指使张国基挑衅我军手令、张国基向日军求援电报等证据。几天后，张国基被处决，1000多俘虏在教育后大部分愿意参加抗日队伍，被分别编入各部。
消灭张国基部，斩断了张荫梧伸向冀鲁边区的黑手，震慑了周边其他顽军，打出了边区部队的存在感，同时牵制、调动了津浦路沿线的日军，有力配合了华北地区的“百团大战”。
此前，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939年5月，中共北方局建立了鲁北行政委员会；后鉴于鲁北地委辖区过于狭长，不便领导，为进一步开辟鲁北，1940年10月，中共北方局决定撤销鲁北地委，分设为冀鲁边第二地委、第三地委，津南地委改称冀鲁边第一地委。鲁北行政委员会撤销，分建为冀南第七专署和冀南第八专署，原有冀南第六专署称谓不变。三个地委仍由冀南区党委代管，李启华为冀南区党委驻边区代表。一地委书记由刘青林代理，邸玉栋任组织部部长，张岫石任宣传部部长；石景芳任第六专署专员。一地委、六专署辖南皮、东光、鬲津、沧县、乐陵、宁津等地。二地委书记杜子孚，组织部部长于梅先，宣传部部长关锋；孙子权任第七专署专员。二地委、七专署辖平原、禹城（铁路以东）、齐河（铁路以北）、德县、陵县、临邑、德平、济阳等县。三地委李广文任书记，阎世风任组织部部长，孙清野代理宣传部部长；朱林森任第七专署专员。三地委、七专署辖商河、阳信、庆云、无棣、沾化、滨县、靖远、新海等县。
不久，周贯五带着边区司政机关回到宁乐边界一带，在宁家寨举行了隆重的祝捷大会，上演了京剧《三打祝家庄》，台上梁山好汉威风凛凛、正气浩荡，杀得敌兵落花流水、丢盔弃甲；台下观众凝神屏息，精彩处掌声雷动、欢声如潮……人们暂时忘记了战争，忘记了艰危，忘记了身处何世。然而战争并未走远，局面并未根本改观，而那些即将到来的日子只会更加艰难和凶险……
